凡人往事（36） YMCK10252020-10-22 19:16:25

一九六〇：暑假记事

 

－－作者：往事如烟乎

 

 

 

 

01

 

一九六〇年七月，我初三毕业。参加过高中入学考试后，带着学校发的粮票，我回家一边干活，一边等待录取通知。

 

那年的春天，我们家接连失去了五位亲人：父亲、叔父、爷爷、婶母和没有名字的小侄女。

 

叔父和婶母没有孩子，他们去世后，用农村的话说，就算绝户了。母亲搬进了原来叔叔的院子，嫂子带着侄儿和两个侄女仍住在我们的院子。空落落的大院子就住母亲一个人，我放假回来她才算有个伴。

 

改建后的我家院子旧址。左边的院子是原来叔叔的房子，叔叔婶母去世后我和母亲就住在这里；右边是我们原来的房子，嫂子带着侄儿侄女仍住在在这里。2006年秋摄

 

我用粮票从粮站买点粮食，粗粗地磨成糁子，掺上野菜做馍或者煮菜稀饭。生产队食堂里早饭供应母亲一碗野菜汤，中午一个菜卷子，晚上没有饭。因为上午要干活，需要多吃点。母亲便用糁子掺野菜再烧点稀汤，有时也贴点菜饼子。中午，我从食堂领来母亲的一个菜卷子，一掰两半，我们娘儿两个每人一半，母亲另外煮半锅野菜，一人扒上一两碗，也算基本把肚子填满了。傍晚，虽然白天劳累了一天，常常因为家里没有可吃的，或是为了省一把干柴禾，或是吃个菜瓜就不做晚饭了。

 

晚上，累了一天，我们娘儿两个抱着饿肚子睡在院子里杏树下的两张小软床上。因为攀床的绳子断了很多，床面变成了渔网似的兜子，铺在床上的烂席片露出的芦苇茬子扎得后背发疼。我们望着满天的星星，彼此什么也不说。我们都在心里默默地咀嚼着这半年来全家经历的天塌地陷般的灾难，抚摸着心灵的创伤，咀嚼着痛苦。我们娘儿两个就这样艰难度日，一天天地往前过，连明天要做什么、要吃什么都不想，因为我们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事情、同样的饭食，不敢有任何奢望。

 

一天晚上，我正这么躺着的时候，母亲突然说了一句：“你也不能出去弄点吃的东西，在家干饿着。人家存粮（邻居家与我同龄的玩伴）天天晚上出去扒红芋、掰棒子（玉米）、摘毛豆。”

 

听了母亲的话，我满腹委屈，哭了起来，抽泣着说：“我是个学生，我能出去偷吗？要是大大（父亲）活着，他再不会叫我出去偷。”

 

说着说着，我怀念起父亲，想起父亲在世时的那些日子，哭得更伤心了。

 

见我哭了，母亲心里也难过了，说：“我不就是说说吗？咱不偷不偷就是了。”

 

实际上，母亲说的是实话。在那个年头，没有哪家不出去偷。那个季节，地里的庄稼都成熟了，只要家里有人敢出去偷，家里就有的吃，更不会有人饿死。我们家的人都太老实了，或者说太无能了，没有一个人能出去弄点吃的，老实得只有在家挨饿等死的份儿。

 

 

 

 

 

 

 

02

 

自人民公社以来，亲戚们都断了来往。有一天，二姑父突然来了。当二姑父得知爷爷和父亲、叔父、婶母都已故去的时候，唏嘘不止。二姑父也告诉我们一个凶信：他唯一的儿子钢蛋外出逃荒几个月了，至今未回，八成是饿死在外边了。我们相对无言，也没有人掉眼泪：在我们看来，在那个年月，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是正常的。

 

钢蛋小我两三岁，长得富富态态，小时候常跟着二姑妈来看他的外爷和两个舅舅、舅妈，我也很喜欢这位小表弟。

 

一九六〇年春天，钢蛋随村里的几个年轻人爬火车出去要饭，谁知一去不回。姑妈、姑父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盼着儿子回来，四处打听儿子的消息，听说哪里有无名的尸体，他们就赶紧派人去认，但到底音讯全无，直到姑母四十一年后的2001年去世也没有见到她的儿子。究竟是自己饿死了还是被外乡人残杀后吃了，都不得而知。

 

到了中午，我和母亲实在没有东西招待这位多年不来的亲戚。但我又不能看着二姑父饿着肚子回去－－二姑妈家在黄口东边，离我家有二十五里路。我硬着头皮跑到食堂，向管食堂的会计王念昌说明了情况，他给了我一个菜卷子。二姑父大口大口地吃了那个菜卷子，又扒了半碗野菜，才回去了。

 

 

 

 

 

 

 

03

 

在那饥饿、劳累、单调的日子里，我们应该说也有期盼。母亲天天在心里计算着当小学教师的大哥领工资的日子，时不时会问上一句：“您大哥快该领饷了吧？”

 

大哥“领了饷”就会回家来：家里有他的三个孩子和老母亲，他得把除去自己的伙食费之外的绝大部分钱送回家来。大哥回来的日子，是母亲盼望的日子，也是全家的节日。只要看到大哥来了，我便马上告诉母亲，于是我们便怀着期待的心情等着大哥看过他的妻子儿女后再到我们这个院子来。

 

大哥每次回家来除了给母亲几块钱外，还常常给我们带点吃的，或是两只烧饼，或是一小包饼干，有时就是一个白面馒头。这几块钱是母亲一个月的零用钱，买油盐火柴的钱都要从这里出。那些吃的东西，母亲舍不得吃，让给我吃；我当然也舍不得吃，又留给母亲。这样推来推去，留来留去，常常要搁到烧饼长毛，饼干变软，白馒头上爬满黑霉。

 

大哥每次来家，都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回，从来不在家吃饭。他知道，他的使命就是给他的母亲和妻儿送钱和吃的东西，家里也没有给他吃的东西。

 

有时不到“发饷”的日子，大哥中间也会回家来。这样的时候，往往更匆忙。只是到嫂子和母亲两边问问情况，看看有没有事，便匆匆而去。但即便如此，他有时也常给我们带点好吃的。如果母亲告诉大哥因特殊情况零用钱已经花完了，大哥会另外再给一点。

 

没有了父亲，大哥自然而然地担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成了全家的依靠和顶梁柱。

 

 

 

 

 

 

 

04

 

那个暑假里，我天天割草，晒干了卖钱，准备开学交学费。我的伙伴是本村同学李乐银和欧林海。我们三个天天一块割草，在地里边干活边聊天，把割的草带回家晒上，过几天草晒干了再一起背到大队部卖掉。

 

有一天，生产队长赵子科对我们三个突然不高兴了：其它的社员都老老实实地听他指挥给生产队干活，我们三个凭什么独来独往？因此要我们也随社员去地里干农活。

 

我们据理力争：我们是学生，吃的是用学校发的粮票买的粮食，队里食堂又不管我们吃；而且我们开学后要学费，队里能替我们交吗？

 

掌握着社员生杀大权的生产队长当然不听我们三个毛孩子的理论，勒令组长把我们带下地。胳膊拗不过大腿，我们只好从命，随大伙去锄地、捉虫、翻红芋秧等。

 

一天下午，刚吃过送到地里的午饭，我们正和社员们在地里歇着，忽然看见几辆小汽车从路上开过来。队长断定是上面来人检查了，带领社员高声喊起口号来：“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

 

这一喊倒把车上的人给喊下来了。一群当官的直冲我们走来，领头的大官对带着喊口号的队长发了脾气：“还‘大跃进万岁’呢，这地里的庄稼都叫草吃了，你看不见吗？”

 

队长耷拉着头不吭声，社员们更感到茫然。

 

那位大官转脸问社员：“你们一天多少口粮？”

 

“一两八钱，”社员一起回答。

 

这位大官显然生气了，一把扭住食堂会计的胖腮帮子：“你也是吃的一两八钱吗？一两八钱能把你养这么肥吗？”

 

食堂会计低头不语。

 

这位大官转脸对着社员大声说：“不干了，今天放假了。晚上开大会，斗这些龟孙子！”

 

社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事。

 

“还愣着干啥？回家吧，快回去吧，准备晚上开大会，”另一个当官的催促着。

 

社员们这才如梦初醒，我们一哄而散跑回家了。

 

后来得知，那个大官是省委副书记曾庆梅，他听说了下边饿死人的情况，特意到农村微服私访的。

 

刚过了晚饭时候，大喇叭就通知全村开大会。我没有吃东西就去了村中间的打麦场。这时，麦场中央已经搭起了台子，台前的柱子上挂着一排汽灯，会场上早已挤满了黑压压的群众。

 

一个官员手里握着扬声器简单地宣布了大会开始：“今天晚上开个全大队社员大会，请县委刘书记给大家讲话。”

 

一位个头魁梧穿着制服的干部接过扬声器，站到台子中央开始讲话：“父老乡亲们，你们好！”

 

听惯了队长吆三喝四的社员们对这种称呼不习惯，他们感到奇怪，感到纳闷：这天真是要变了？会场顿时静了下来。

 

“我是刘钦鉴，是咱们县的县委书记，”刘书记接着往下说，“年纪大的人可能还认识我，打游击的时候我到咱们小套子来过，住在乡亲们的家里，吃的是乡亲们的饭，睡的是乡亲们的铺，乡亲们保护过我。后来，我们胜利了，我也当了官，可是，我犯了官僚主义，我把乡亲们忘了，没有再来过小套子，不知道一些村干部在下面作恶，叫乡亲们受了这么多的罪，吃了这么多的苦。我心里很难过，我在这里向父老乡亲道歉！”说着，刘书记对着台下深深地鞠了一个躬，“今天晚上，我们就开个斗争大会，像当年斗地主一样，来斗这些作威作福欺压老百姓的狗官。父老乡亲们，不要怕他们，我给你们撑腰！有冤的伸冤，有苦的诉苦，有仇的报仇！把那些欺负父老乡亲的坏蛋带上来！”

 

刘书记一挥手，民兵从后台牵过来一群被用绳子反绑着手的人，一字儿跪到了台子前边，几个穿着公安服装的人端着枪站在他们后边。我个子矮，看不清跪着的是哪些人，往上跳了几跳，看清了我们的村长（那年头叫“连长”）欧儒存、我们生产队的队长赵子科、生产队会计、食堂管理员，其余的人我不认识。后来得知，还有大队长张善合和后村的几个生产队干部，共计九个人。

 

会场一下子乱了起来，有人举手，有的人直接就往台子上爬，上去后不由分说就劈头盖脸打那些跪着的人。民兵和公安人员并不阻拦。我看到一个妇女爬上台子后对着一个跪着的干部劈脸就呼，一边打，一边骂，一边哭诉，听不清她说些什么，大意是她的丈夫得罪了干部，被打伤，停了她家的伙，使她的一个孩子饿死。不等她说完，我的福雨婶冲上台子，还没有说话先脱了鞋，拿着鞋底对着张善合、欧儒存、赵子科劈头盖脸地打，她打累了，坐到台子上双手捋着腿哭起来了：“我的儿啊……我的娇，我的亲儿啊……我的乖……谁还我的儿子，谁还我的乖乖？……”哭声感天地而泣鬼神。

 

福雨婶是我家的近邻居王福雨的老伴，我称她三婶。去年冬天，干部怀疑她家藏了粮食，开会斗她。正当她被斗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她家失火了，烧光了房子，烧死了她的两个孩子和一只羊。

 

 

 

 

 

 

05

 

第二天早晨，我和母亲正在院前的开荒地里摘南瓜花，一个穿中山装的高个子干部由另一个当官的陪着对我们走过来。我一下子认出来那正是昨晚在台子上讲话的刘钦鉴书记。

 

“老人家，您还好吧？”刘书记非常和蔼可亲地问母亲。

 

“好什么呀，俺一家二十八天里E死了五口……”这一句问话引发了母亲的伤痛，泪水像决了堤的河水一样刷刷地涌出，放声哭了起来。

 

“老人家，说说都是谁害的你们？”刘书记更加亲和地问。

 

“我的爹啊我的娘，五口人呀，一家亲爷五个呀……”母亲哭得更伤心了。

 

“告诉我们到底是谁害死的他们？”刘书记确实想知道事情的详细情况。

 

“亲弟兄俩个（指父亲和叔父），一个头天（去世），一个第（二）天（饿死）……一个睡橱柜，一个睡门板……不出一个月俺家饿死了亲爷五个呀……死得亏啊，死得苦……俺找谁申冤去，谁能给俺报仇？”母亲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着，话说得语无伦次。

 

这本来是申冤诉苦的好机会，但我站在旁边只是陪着母亲流眼泪，却没有说一句话，因为我实在说不出究竟是谁害得我们家破人亡。

 

是啊，那几年数以千万计的人被饿死，谁能说得清，究竟是谁害死了他们？他们该向谁伸冤？他们该找谁诉苦？谁该对他们的冤魂负责？

 

后来知道，那九个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都被带到县里去了，因为牵涉到王福雨家的人命问题，大队长和我们生产队的几个干部还被判了刑。

 

 

转自《往事如烟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