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92） YMCK10252021-04-13 19:17:49
特工戴龙
－－作者：徐越牛 口述：戴筱萍
事件时间：1949-2014
记录时间：2021年3月
1949年10月，五星红旗映红了黄浦江，上海已经解放。
解放军在大陆战场取胜的同时，舟山、金门之战却非常艰难甚至失利，对台情报工作越发急需。
很快，先后有1500名“红色特工”被派赴台。
他们乔装成难民、香烟小贩、商人、败军，混入数以百万计的迁台大军，同时也揭开了两岸情报战的序幕。
特工队伍中，有一个瘦长脸，浓眉毛，眼神深邃，身着黑色西服的年轻男子，是我的父亲。
他，叫戴龙。
1
那年我才4岁，记得是个秋天的午后，家中大门突然被推开了，身着黑色西装的父亲走了进来。
他来不及喝一口水，对着奶奶和母亲急匆匆地说，部队很忙，我有任务，不能在家久待。
随即，他抱起我亲了又亲，久久不舍得放手。良久，才红着眼眶说，爸爸要走了。
见父亲要走，我紧紧搂住父亲的脖子，扭动着身子叫唤着，爸爸勿要走，爸爸勿要走！
父亲还是走了，是哭着走的。
母亲心中还是隐隐有些不安。特别是看着父亲走到门口，又转身不舍挥手时，母亲心中更是惊疑：他要到哪里去？他现在属于哪个部队？他为什么不穿军装呢？
年轻时候的父亲，目光坚定，眼神深邃
父亲走后，就没了消息，连一封家书也没有。
母亲一边照顾白发苍苍的婆婆，一边抚养年幼的我，没有生活来源，只能走街穿弄替人家卖酱油维持生计，因劳累身体早早垮了。
时间一久，政府把我们一家定为“失踪军人家属”。那时候，家里如果有一个政治身份不明的人，日子是很难过的，我们一家被迫从江阴路一套三层楼的花园洋房搬迁到闸北区的一个老房子。
母亲心想，既然政府认定是失踪，那说明人还活在世上，她四处打听。可就是没有下落。
奶奶经常逼着母亲去找，年幼的我不懂事也常常哭着问，妈妈，爸爸到哪里去了？我要爸爸！
江苏老家戴家圩也一次次来人，查问父亲的下落，因为父亲的失踪，老家亲人的政治前途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当时我们戴家很多至亲都去了海峡那一端，渐渐有人怀疑父亲很有可能也跟去了。失踪军人还涉及台湾，那就是无休止的质疑和审查。
如果父亲真去了台湾，那他到底是死了，还是叛变了？
看身患重病的母亲每日以泪洗面，我下定决心，长大后一定要找到父亲，好问个明白。
1964年，我马上高中毕业，要准备考大学了。上大学必须得填写政治条件，我不知道该如何填写父亲的身份，他已经失踪了整整15年。
没有办法，我写了封信给在北海舰队的叔叔。
信发出后没过多久，叔叔特别赶来上海。他特别诧异：你们怎么到现在还不知道哥哥的消息？
原来，因为父亲的原因，叔叔也受到了政治审查，他要求组织到哥哥的派遣单位东海舰队查清政治面目。
好在叔叔的单位出面，父亲不明不白的历史终于明明白白了：
“哥哥是组织派到台湾做地下工作的，因为叛徒出卖而惨遭杀害，他不是叛徒，是革命烈士。”
叔叔这句话，对于我和母亲犹如晴天霹雳！
母亲悲痛欲绝，她不敢相信日思夜想的丈夫竟然已经不在人世。等父亲回家，是母亲这些年活下去的动力。
我没有享受过父爱，对父亲记忆模糊，我只是心疼母亲过得实在太苦了。但一想到4岁那年和父亲的分别，竟然是永别，我也哭了。
叔叔想不明白，这么重大的消息，为什么没有及时通知家属。我们也想不明白，十余年过去，竟没有接到政府的一纸通知，一张证明。
父亲的牺牲有什么不能告人的隐情吗？
2
我的父亲因为家境较好，6岁上私塾，13岁考入满墩高级学堂，期间还学习了法文。
1937年抗战爆发，父亲投笔从戎，经过短暂的军事训练，随部队到浙江福建一带作战。
直到抗战胜利，父亲才荣归故里。后来当过靖江县县长、丹阳警察局长、华东警校处长，江阴、无锡、常州三市联防主任，可想而知，他的关系网十分庞大。
像父亲这样的青年才俊，一直是两党争取的对象。就在他任江阴要塞司令办公室主任时，和共产党地下组织重新取得联系。
至于父亲何时参加地下党，早期从事了哪些秘密地下活动，至今无人知晓。
但有确切的证据证明，1949年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江阴要塞在地下党的策动下举行了起义。父亲公开换装，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成为解放军华东军区重要干部。
无论他做什么选择，母亲总是默默地支持他。因为她相信，丈夫是深明大义的。
父亲最后回家告别是1949年10月，当时五星红旗映红了黄浦江，上海已经解放。
解放军在大陆战场取胜的同时，舟山、金门之战却非常艰难甚至失利，对台情报工作越发急需。
很快，先后有1500名“红色特工”被派赴台，他们乔装成难民、香烟小贩、商人、败军，混入数以百万计迁台大军，同时也揭开了两岸情报战的序幕。
领导这支红色特工队伍的，是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老资格的中共干部蔡孝乾，他是台湾人。
此时，父亲也被海军联络处任命为高级情报员，指示他立即潜入台湾进行地下活动。
母亲找到相关单位求证，单位说当时一共派出8名干部到台湾进行地下工作，有人叛变后，全部遇害了。
因为之前叛徒没有抓到，一直不能确定牺牲详情，无法通知。而后来，就是因为不知道我们通讯地址，没法通知。
不管这个说辞是否站得住脚，单位立即给我们开了烈士证明书。红色的烈士证书上，还印有毛泽东主席的签名，那在当时是至高荣誉。
年代久远、字迹发黄的烈士证书
印有沪烈字第004151号的烈士证书上，写着戴龙的牺牲时间、地点和原因：1951年在台湾搞地下工作被国民党杀害。
随同那张纸，母亲还领取了450元的抚恤金。
15年的苦等，一个人换来一张纸。母亲一路哭着回到了家。
而我却只想知道，父亲到底执行了什么任务？他是怎么被捕的？
3
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我花了大半辈子。
父亲坚决服从组织的命令，深入虎穴，蹈海远行。他怀揣五封密信，用于到台后联络上王瀛成等潜伏者。而成立情报小组开展工作，由他全权负责。
王灜成长期在上海从军，是国民党空军飞机修理厂检验科二级检验员，中尉军衔。上海解放前，他在解放区工作的儿子特别来到上海，在城郊的一座道观偷偷见了面。
儿子劝他回老家苏北，他不肯，但没说原因。临分别时，儿子只好送给他一本《革命人生观》的小册子。等上海解放后，儿子赶往上海，却发现他已经不知所终。
王灜成可能是最早离开的情报人员，在上海城破之前，就跟随国民党部队乘船南下。
和王瀛成赴台路线不同的是，父亲是从陆上经广州转香港，再从香港到达台湾的。
父亲在广州、香港见到了党负责人，他们向父亲布置了入台的具体任务及见面方法，还有电信密码、暗号化名等联系方式，并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培训。
随后，父亲领取了四千元港币作为活动经费前往台北。他的入台通行证是伯父代办的，伯父时任台湾国民党联勤总司令部测量学校政治部主任，通行证上父亲的职务是测量学校的教官。
利用在台亲朋好友的关系开展工作，是当时组织上对父亲的要求。派遣赴台的干部中，不少人都在台湾有亲属朋友。除了伯父，父亲还有好多亲戚在台湾。
父亲到台北后寄住在信义路三段一个本家叔叔家里。这个叔公是台湾省立师范附中的教员，比父亲只大五岁。凭着这个关系，父亲以化名领取了台湾身份证。
全新的名字，全新的身份，在这个全新的环境开始谍海搏杀。
当地湿热的气候繁衍了台湾高大的槟榔和油棕，也孕育了四季盛开的艳丽花卉。但此时，台湾因为战事而显得混乱和紧张，到处是败退下来的官兵和家眷。
物资缺乏，匪特横行，社会动乱，人心惶惶。国民党政权立足未稳，他们想守住这最后一道堡垒，颁布了《台湾省戒严令》、《惩治叛乱条例》等多项条款。
面对严峻的形势，父亲冷静面对。他和王瀛成取得联络后，确定了工作计划。两人分头行动，随时碰面。
对1500名赴台特工来说，此时虽然没有枪林弹雨，但那是更为险恶的意志考验，也是更为严酷的信仰较量。
他们压根没有想到，最先叛变的人竟然会是他。
4
常年忧愁和操劳使母亲倒下了，她患上糖尿病，全身浮肿，唯一心愿就是找到父亲的遗骨。
但两岸的剑拔弩张，让母亲的心愿成为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更何况，只知道父亲牺牲了，有没有留下遗骨，都还无从知晓。
记得有一年我大学放寒假，从成都回到上海，一进门，只见母亲一人坐在破旧的木椅上，神情呆滞正独自流泪。
见到我，母亲很高兴，立即站起来用一个木凳垫脚，取下一只挂在屋顶的竹篮，篮子里是她平时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饼干和糕点。
可是竹篮拿下来一看，我们都惊呆了，全部被老鼠吃完了，留下发霉的碎末。
我和母亲抱头痛哭。我知道，这是母亲花了很长时间为我准备的，是她长久的期待。
可现在，一切为重逢做的准备都成了泡影。就像当年我们等待父亲一样。
好不容易我大学毕业，又正好遇到文化大革命，所有大学生没有一个分到华东的名额。母亲鼓起勇气给父亲生前的单位写了一封求助信。
东海舰队没有忘记父亲，出面和上海市政府多方协调，破例将我分配到上海一无线电厂任设计工程师。
母亲还是没有放弃寻找父亲遗骨，临终前她紧紧拉着我的手，叮咛了又叮咛：“一定要去台湾，把你父亲的骨灰找到，把他送回来，我等着他。”
我不敢忘记母亲的遗嘱。
但关于父亲，我手上只有一张发黄的小照片，上面是两兄弟在部队时的合影，右边一位就是他。
父亲（右一）和叔叔戴麟的合影
父亲瘦长脸，浓眉毛，眉毛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脸色刚毅，神情坚定。我一次次看那张照片，把父亲的形象刻在心里。
后来我成了家，有了孩子，直到退休。不管世事如何变迁，到台湾寻找父亲的心愿一直没有变。
老家的亲戚一次次来上海探望我，他们关切询问父亲的事迹，村里正在修家谱，说要把父亲的英名刻在家谱中，要记录他的事迹。
我拿着父亲的烈士证书，一次次去民政部门求助，每一次回答都是“不清楚”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