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152） YMCK10252021-05-26 11:58:03
亲历童年阴影：同学互相举报
－－作者： 仝麟阁
前言：这是一段我个人真实的成长经历，我纠结了很久，还是决定写出来。由于其发生在儿童身上，我尽可能不写的过于露骨，以免造成不适。为了证明其真实性，我决定部分公布校名、地名，并愿意承担任何质疑甚至诉讼。但因其发生在近20年前，我还是不公布当事人姓名，尽管时至今日我都无法忘却。
（方力钧画作，2021.3.03摄于湖南省博物馆）
我出生在寒冷的北方小城－－山西大同，一个因为煤矿而被全国人民记住的地方。在中国，资源禀赋优越的城市，往往有着较为集中的行政管理和单薄的市民社会，这塑造了当地人的性格，保守、老实，易于管理。
儿时的我就读于城区二十三小，位于市内人口密集区，年年招生爆满，一个班里平均有70-80人，无论对于学校和老师，管理压力都不小。
但随着一位教导主任（以下化名“章老师”）的上任，一切都发生了改观，学校无论在成绩、纪律和仪表考核上都排入了市内前列。从教育局的打分上看，它无疑是一所好学校。
这一切的变化，都要归功于一种叫“值周生”的制度。在很多学校，“值周生”的存在只是在校门前站岗，检查红领巾和记录迟到，而章老师上任后，它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
每天课间，都会有带红袖章的学生游走于学校的各个角落。他们可以随意没收任何“与学习无关”的东西，零食、玩具、卡通书瞬间成为“违禁物品”。甚至，班主任也成为被监督的对象，课堂言论、班级纪律和卫生情况，都由“值周生”打分向上汇报，并直接挂钩工资绩效。
一时间，人人都变得战战兢兢。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摸到了这份差使的门路。没收的财务不上交而是自己享用，故意举报讨厌的同学和老师泄愤，埋伏在操场角落等待课间携带“违禁物品”的同学，在没收东西时才掏出“红袖章”亮牌身份……
当然，这种“美差”可不是想干就能干的。只有到四年级才有资格成为值周生，并且成绩要名列前茅。满足这两个条件后，章老师还开发出了一套严格的考核标准，确保只有最服从和听话的学生，才能获得如此“特权”。
这个标准包括教务处的“评价”和老值周生的推荐。前者考察的无疑是服从性，而后者则催生出“派系”。作为贯彻官方意志的“执法者”，值周生必然是占比很小的“精英”。长期的监视行为会积累怨气，容易遭到同学报复，而寡不敌众。因此，一个会“做官”的值周生，必须拥有自己的“拥趸”，靠的就是分赃和培植势力。
你无法想象一个7、8岁的小孩，已深谙权力的游戏。一些值周生会在低年级安插自己的眼线，为自己通风报信。一有“违禁物品”出现，立刻赶赴现场没收，然后再与“拥趸”们销赃。当然，对于低年级同学，最重要的是搞好和值周生前辈的关系，这样便能在升入四年级时得到推荐，成为特权阶层的一员。有的值周生还会把自己的“红袖章”偶尔借给小弟爽一爽。
推举制度所产生的“派系”，成为了学校最大的“黑社会。值周生麾下小弟，为了获得“大哥”的赏识，疯狂举报同学，遇上冲突时甚至冲锋在前线，形成了一种“内卷”。低年级同学因为体力因素，成为被欺凌的主要群体，但等到他们“上位”成功，又会变本加厉欺负比自己低龄的同学。
教导主任并非对这些事不知情，曾有人向教务处举报“值周生”的胡作非为。然而，却没有一位值周生被给予处分或警告。因为，他们的存在，的的确确给老师的“政绩”带来了提升，而那些“特权”则是犒赏。成绩、形象建设是校领导最在意的，至于用什么手段实现，似乎并不重要。
我想起一位著名政治家的组织论，“要控制全社会的人，只需要控制5%的精英，然后让这5%的精英去控制剩下95%的普通人。”“要通过不停的政治斗争和清洗，来确保5%的精英时刻保持对组织的忠诚，以便更好地执行组织的意志……”
值周生会在每季度的校考后进行换新，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继续在升旗仪式上享受同学羡慕的目光，就必须努力考出高分，这客观上的确是一种激励。我虽然不努力，但从小读书比较在行，居然不小心考了全校前十，阴差阳错得到了“特权”。
得到通知后，我来到教务处接受培训“洗脑”，领取了那象征“特权”的红袖章。出门后，一个老值周生和我套近乎，为了获得下届我的推荐票，他告诉我如何找小弟，同学喜欢藏在哪里看漫画书、玩“洋号”和卡片，并主动带我去“试试手”。
回到家中，父亲注意到了我来路不明的零食、玩具和漫画书，便向我质问由来。我并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居然自豪地向父亲介绍自己的“光荣履历”。听毕，父亲与我促膝长谈，第二天，我上交了没收的零食玩具和“红袖章”。刚满9周岁的我，突然明白了很多事。
时至今日，我都无法原谅这种制度给同学们带来的伤害。儿童并非不明事理，只是无知而分不清善恶。在他们价值观建立的时期，把不受约束的权力赋予他们，让他们彼此斗来都去。当他们尝到了这种“特权”的甜头，产生路径依赖，会给他们未来的为人处事带来怎样的影响？
想到这里，我细思恐极。为了表面的光鲜亮丽，同学之间基本的信任感和道德感荡然无存，只剩下彼此的警惕和竞争。时至今日，我们都无法恢复儿时应有的朴素情感，每个同学像原子一样被打散在社会，彼此形同陌路，老死不相往来。
老师常说，学校就是一个小社会，我觉得它更像社会的镜子。在畸形的遴选制度下，所产生的“道德模范”，往往是道德败坏之人，是为了达成目的不择手段的人。自此之后，我不再对升旗仪式下的“先进少先队员”抱有仰慕，我觉得恶心并开启了我的“叛逆之路”。从此，一切评奖与我无缘，而内心的价值观却在悄悄建立。
这让我想起秦制，在鼓励互相揭发、检举中，秦皇的意志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毛孔。集法家大成的《商君书》认为，人只有两个功能，即“农战”－－生产和战争。而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这两个目的，一切手段都可以被使用，任何道德都可以被抛弃。
如今，法家的思想，并没有随着秦国的覆灭而消亡。各种师生检举、同学检举依然被使用到学校的治理中，看似能更好地服务于某种目的，却让学校失去了更宝贵的东西，成为人文主义的沙漠。我也不知道中国的很多学校，到底在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转自《 麟阁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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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搬运工生涯
－－作者：陈好梅
作者简介：
陈好梅，1953年生于北京，当过知青、搬运工，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教师。父亲陈荒煤是30年代左翼作家，延安鲁艺戏剧系教员，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等职。陈好梅的二姨是著名电影演员张瑞芳。
一．“馅饼”
1975年，重庆出台了一个政策，知青中的独生子女和多子女但父母身边无人的家庭，可以“照顾”一个子女回城。
于是我家就得到了一个回城名额。
虽然天上突然掉了个馅饼，可是我们这些人却不领情，个个都“叫花子嫌饭酸”，对其中的馅料十分不满－－因为根据此政策去乡下招工的都属于“低端”的合作社性质的单位，其待遇及名声比“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都低了不止一个“篾块”。
光是单位烂也就罢了，关键是活儿也太差－－来我们县招工的只有重庆各区交通局属下的运输社，去其它县招工的则有属于二轻局的小百货店等。那些单位的活儿好多了，至少有一片瓦遮顶，不用走街串巷地“砸笨”（卖力气）。
虽然大家都觉得命运不济，却也毫无办法，只得不知感恩牢骚满腹地接住了这个招人怨的馅饼。
然后就办手续、宴请大队的知青好友、分发旧衣物给要好的老乡……等等等等。整个过程都匆匆忙忙的，也没有什么离愁别绪－－那些年每个人都像是被命运的大手推着急忙去赶下一场似的，轻易生不出什么感慨来。
只记得在区上等班车时，遇到了将要成为“同事”的一个老高三的“老知青”，他是国民党起义将领之子，为人善良，在知青中口碑很好。他吓唬我说：“回去要拉板板车哟，你不虚吗？”我外强中干地答道：“管得它拉么子车，老子都不虚！”
二．“乙班”
回到重庆就去报到。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们朝天门运输社的那座四层楼房算是很气派的。其顶层是大会议室，下面几层是办公室，楼旁还有一间简陋的平房当食堂。
从楼门出去，往上走几步梯坎，转右就是朝天门码头。如果往上走，则是“大什字”，再往上是“小什字”和解放碑，都是重庆最繁华的寸土寸金的地界儿。往下走则是长长的一坡梯坎，可以下到东水门城门口，再往下就出城门到长江边了。
回想当年，我们这批被“照顾”回城的知青大驾光临时，可真是给这座楼增添了新鲜血液。因为工作太差，社里已经多年没有新人进来了，现在终于被这些“背时知青”填补了空缺。
那时的朝天门运输社应该算鼎盛时期了。它是渝中区交通局系统里最大的运输社，总职工达到九百人左右，除了各个运输队，还有好几辆大卡车，有两个车队和两个汽修车间。
我们这四五十个知青进社后成立了一个“青年班”，在大会议室里学习了几天。主持学习的是两个党支部书记：老的是赖书记，当时有四五十岁，像很多重庆的老工人一样瘦削精干，眼神犀利，讲话实在；年轻些的是个女书记，姓黄，说话细声细气。（运输社的干部都是从工人中提拔起来的，每周还有一天要下班组干力气活儿，因此对业务很熟悉。）
脱产学习几天以后，我们组成了男女青工队，各由一个老工人带领着干活儿。三个月后青工班解散，大家分别去了各个班组。
运输社分为甲乙丙三类班组。
“甲班”和“起重班”很少，是社里的翘楚。它们的成员多是精壮的男人。其“常驻单位”一般是重钢厂这样的重型工业企业，搬运的也大都是重型机械，据说一个月能“找”一两百块钱呢！不知有没有青工班的男生分去，只知道有人是很向往去那里“找大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