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也许不应该是适者生存的模式，经济越落后的地方，教育应该越给人以希望

 

 

县域教育何以成为一个话题？

2021.07.24 北京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林小英，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县域教育何以成为一个话题？

 

 

不被期待的

 

2012年，我到富士康在深圳的观澜和龙华两个厂区去调研。这两个厂区工人数量达到十几万，平均年龄是23岁，90%的工人学历只有高中或者中专，大部分来自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

 

换句话说，这些工人基本上都是县中的孩子。

 

三次进入富士康厂区，我访谈了120多个工人。我问他们，来富士康之前，在学校里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的回答通常是，在学校里面，是不被期待的。

 

这句话其实挺刺痛我的，这些县中的孩子在学校里面是不是已经被放弃了呢？正是这些大部分来自县域学校的学生，他们为珠三角、长三角提供了优质的年轻劳动力，可以说是他们的付出成就了我们国家的“世界工厂”之名。

 

今天我们的媒体不断讨论“鸡娃”“内卷”，中产阶级关于育儿的焦虑被无限放大，而这些县中的孩子对于教育的需求有时候是不被关注的。

 

▲ 电视剧《小舍得》剧照

 

我们过去的调研结果显示，中国2000多个县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可以说这一部分学生的受教育状况关乎我们未来社会的面貌和发展。

 

在这里说一句不太厚道的话，很多像我这样从县里面考到北京上大学的人是不会再回到县里的。

 

但是当我问富士康的工人们，“你为什么到富士康来打工？”“你未来的规划是怎样的？”很多人的回答是，“我想在这里挣到第一笔钱”“我想在这个工厂里学习排人力（注：安排工作顺序、分配人手、分配工作内容等），然后回老家开一个店。”

 

他们是把自己的未来安放在县城甚至是农村的。因此，他们的状况如何，也关乎未来的县域到底发展如何。

 

他们很多人都是在自己所在的县接受了生命中最后一个阶段的正式学校教育，那么，他们在学校里到底获得了什么？每次想到这个问题，我就有一种感觉油然而生，我觉得我们的整个学校教育系统是对不起他们的。

 

县或者说以县为代表的农村，是目前基础教育最主要的承担者。那我们就不得不拷问一下，基础教育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一般来说基础教育的目标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基础性，一个是预备性。

 

基础性是指学校应当为每一个个体一生的成长提供最基本的知识、能力、情感和价值观培养。这是非常重要的，无论他将来从事什么行业，这都是必不可少的。

 

而预备性就包括升学预备和就业预备。而在今天，以升学预备为主的学校教育系统到底忘记了多少东西，又忽略了多少人合理合法的正当教育需求呢？

 

 

县域教育的历史发展

 

于是我开始思考，我们的县域教育为什么在今天成为了一个被众人所关注的对象？特别是今年两会提出要振兴县域教育，可是县域教育从来都是如此地需要被振兴吗？它怎么就成为了这样一个浑身都是问题的领域呢？

 

我想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给大家梳理一下。1980年-2000年，国家对于教育的发展有一个基本的认定，叫作“穷国办大教育”，那个时候需要完成两件事情——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这两项工作在90年代末就已经基本完成了，但是完成的过程用很多地方校长总结的话来讲就是“城市教育政府办，农村教育农民自己办”。

 

在80年代，农民基本上都要交教育费附加，钱上交到村里，用来为村小聘请民办教师。很多村小就是是在这个阶段兴办起来的，农民家里有钱就出钱，有力就出力。

 

那个时候有大量的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广泛地散布在县域里面，支撑着中国的基础教育。尽管质量可能不怎么样，但至少让村里的孩子有学可上。

 

当然，农民也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就是税费负担过高。但是农民们为什么还是能够积极地参与农村教育呢？

 

其实，农民自己办教育是有着非常深厚的传统的。在清朝末年，为了在乡村兴办教育，光绪皇帝就下令在县以下设立劝学所。

 

▲ 清末劝学所组织机构图

 

劝学所下设很多职务，比如视学兼总董，他需要去各地考察选址建校，挑选老师，还需要规划学校建好后到底怎么发展。还设有教育讲习科，专门培养农村教师。

 

县内劝学所职能，我们也可以简单看一下：

 

“推广学务”，于本学区调查学龄儿童数量，登记造册，挨户劝导，负责介绍入学，根据每学期劝募学生入学数量确定工作成绩优劣；调查学校选址、用房、经费等情况，商承总董拟定办法，劝令各村董事切实举办等。

 

劝学所的这些职能可以说是延续了上百年，在过去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的过程中，“控辍保学”依然被作为一个需要被严肃对待的任务，很多校长和班主任都要到学生家里去劝孩子来上学，其实这从清朝末年就开始了。

 

基础教育在农村的兴盛、发展或者普及，就是靠着这种意志走到了今天。

 

这样的历史与现实就形成了学校与乡村之间的“粘连关系”，相互包容，也相互守望，来自乡民的支持和监督使得村小的校长和教师都不太敢偷懒和混日子。

 

我们国家从1985年开始，就开始清退代课教师，但20年以后还没有清退完毕，就可以看出它背后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

 

但是到2000年以后，我们国家的经济逐步发展，整个社会都对新千年有着非常美好的向往。国家不再那么穷了，这个时候教育发展的方针就变成了“大国办强教育”。

 

于是，在90年代中后期提出要实施“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这项政策在2000年以后得以全面落实。

 

“以县为主”意味着村和镇不再承担任何教育行政职能，所有的村小都由县来管，村民们不再直接负担村小教师的工资等等，当然也就不再参与教师的聘任和资源筹措等职能。

 

它一方面确实大大减轻或者是全面免除了农民对教育的负担，以县为单位统一来筹措资源，统一来招聘教师，使得村小的教育质量有了一个阶段性的提升。

 

 

魔幻现状

 

但是，当所有的教育经费由县级政府来统筹的时候，如何发放和配给这笔教育财政的款项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也造成了当前县域教育的一些“魔幻现状”。

 

第一个魔幻现状就是撤校并点。这个政策最开始并不叫这个名字，它原本叫“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政策”，是2001年颁布的。这个政策初心是非常好的，但是最后却被执行成了撤校并点，把村小、教学点撤掉，把学生全面集中到镇里，变成中心小学。

 

如果我们用经济的视角来理解这件事就会很简单了，县政府的一个很大的诉求是要提高办学的规模效益。学校那么分散，很难管理，每一笔钱花到每一个村小，也看不出效益。

 

因此，对规模效益的追求让撤校并点在乡村地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很多村小就在这个过程中消失了。到目前为止，我原来就读过的小学和初中都已经不存在了。

 

直到2012年，国家审计总署开始审计过去这十年到底撤了多少村小。撤掉的村小数量是非常惊人的，甚至有人以每小时为单位，来计算村小消亡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