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263） YMCK10252021-09-14 16:44:30

我的中学时代哟，我的班

 

－－作者：朱新地

 

作者青年时代

朱新地，1947年出生，1960年小学毕业赶上困难时期，1966年高中毕业赶上文革、上山下乡。1978年考上南京医科大学。现已退休。

 

 

匮乏年代

 

经历了1958、1959年的轰轰烈烈之后，1960年秋我进了初中－－昆明第一中学。

 

读了两年后，郊区要成立一个新学校（二十四中），一中有三个班被划过去，我的班级也在其中。初三在24中读了一年，考高中又考回一中。高中本应三年，未料高考前夕遭遇文革，一直折腾到1969年上山下乡前，才拿到一纸比巴掌稍大一点的“毕业学生分配证明书”（还不是正式的毕业文凭）。就这样，没留级没补考，我和我的同学们史无前例地上了将近九年的中学。

 

 

 

 

我上初一初二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所有的东西都紧张、短缺，书籍课本是又黄又粗糙的毛纸；晚上还经常停电，到学校上晚自习时，每人都要带一盏小油灯，那是自己用墨水瓶做的，把瓶盖钻一个孔，穿过一根棉绳，再倒进半瓶煤油，小油灯就做成了。如果谁忘了带油灯或者不小心泼洒了煤油，还得向同学借光；有时几个人把头凑在一盏小油灯前，自修完时鼻孔都被熏黑。

 

但相比之下，饥饿是更难熬的，因而我们最关心、最渴望的事莫过于能“饱吃一顿”了。现在的年轻人很难体会我们当时那种谗劲儿，那是一种长期食物匮乏造成的对“吃”的朝思暮想。

 

粮食定量中只有很少的米，大多是陈玉米面及生了虫的老蚕豆。菜也极少，一个月只能吃 一次肉，最多也就三四片。因为供应极度匮乏，也就没有了“挑选”一词， 得到任何可以“进口”的东西都会让我们高兴不已，一旦听说什么地方有吃的东西卖（比如糖精腌渍的酸木瓜等） 便蜂拥赶去。连一块糖、几片糠麸饼干、一碗白米饭都成了我们的渴望。

 

至今记得这样一件事：一个要好的同学告诉我，她家那儿的小卖部有牛奶糖卖，于是我请她帮买一两（公两）。第二天上学她给我带来了糖，上课时我忍不住想吃，剥开一粒糖纸，发现那糖只有半粒，被咬过印迹清晰可见。我朝那同学望去，她也正在回头看我，我俩的目光一相逢，她立即转过头去。我立即明白了，只觉一阵心酸：亲爱的朋友，你干嘛不把整粒吃掉呢？你少给我一粒我也不会知道呀！

 

一个同学的母亲在酱菜店工作，有时会带块豆腐乳来，我们就拿张小纸片托着，上课时几个女生传来传去用火柴棍挖着吃；另一个同学的家长在中药店，带来几段寸把长的甘草，分给要好的同学一人一段，上课时老师在上面讲课，我们就把头埋在课桌下吮吸甘草；比起男同学 来，饭量小的女孩子可以多一样零食，那就是把饭里生虫的老蚕豆省下来，装在口袋里一粒一粒摸出来慢慢享用；如果谁偶尔间买到一点糖精腌制的酸木瓜、酸角等，或者谁从医务室开来了润喉片，也都成为大家分享的美食……隔壁班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人听说盐水煮蓖麻子很好吃，大家争相效仿，结果半班人因食蓖麻子中毒被送进医院……

 

当然，最最渴望和期盼的还是吃肉。终于等到吃肉这一天。一大早就开始兴奋不已，同学间相互打听着：“是红烧肉？腌肉？辣子炒肉？”心里一遍遍想象着肉的滋味，课也没心思上了。碰巧我的同桌是个印尼归国华侨，她是班上唯一戴手表的人，于是上课时不断有小纸条传到我手中，问的都是同一句话：“几点啦？”－－全班人心往一处想：盼着早点下课。

 

中午，生活委员从食堂打回集体的饭菜，平时都是同学们自己分菜，但吃肉这天，班主任必须亲自出马。所有搭伙同学的碗一溜摆放在桌上，班主任依次在每个碗里放一块肉，一轮分完再分一轮。如果多出几块，就切小再分，如果只多一两块，便往上方一抛，落到谁碗里就是谁的，落到桌上或地上就大家抢。记得有一次吃油炸小干鱼，分鱼时掉了一条在地上，分菜的老师随即说：“落地不沾灰，拣起来吹吹。”从此，这位老师多了一个绰号：“落地不沾灰”。

 

还有一个镜头也未能忘怀：那时咸鸭蛋是难得的物品，家里每次吃时必是将一个蛋切开，父亲、母亲、妹妹和我每人四分之一。有一次，年幼的妹妹认真地问母亲：“到共产主义能不能一个人吃一个鸭蛋了？”

 

如今回忆这些往事，似乎全都成了笑话，哪怕是带泪，也觉得好笑好玩。但有一件事，却是永远抹不去的哀痛。记不清是初一还是初二了，我们经常要在课后拉板车送货，一个人在前面拉，二三人在后面推。一次送完货后，有个姓倪的男生急着赶回家，他说“家里今天蒸包子”， 未料就在路上遭遇了车祸……

 

请原谅我写下了这些今天看来近乎荒诞的真实往事。说实话，我在记忆里搜索，似乎我的整个初中时代，真没有如今社会所关心关注的什么考试、升学、教育一类的话题，倒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趣事，真真切切、不胜枚举－－那是举国上下都饥饿的年代啊！

 

而昆一中这所一流学校的一流老师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教着我们这群“无知又无畏”的孩子。也许是老师自己也饿着肚子教书，因此理解和原谅了学生的这些顽劣行为，总之，老师并没有训斥和苛求我们，他们明明看到了我们的胡闹却故作视而不见，依旧淡定地继续上课， 依旧孜孜不倦地对我们“传道、授业、解惑”……多年后回想方才明白，其实我们是在老师们的爱心包容下走过那个艰难岁月，并最终长大成人的。

 

 

随便举几个例子：我至今记得高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节政治课。他没讲什么大道理，而是 讲了“把好你的第一关”，即关于人生道路及选择之类的话题。大意是：人生的路尽管很长， 但关键之处往往只有几步，关键时一定要把握住自己。比如走路，第一步走错，第二步很容易就迈出去了；其他错误亦然，犯了第一次，就难免有二次、三次，因此“把好你的第一关”非常非常重要。事实上，我初中时受到的这个教育，指导和影响了我的一生。

 

教平面几何的周老师，一只耳朵有点畸形，调皮的学生给他取绰号“阿尔法”。周老师常 说的一句话是“重复等于啰嗦”，他要求我们用最简洁的方式来写出推理过程。可以说，这种抓住本质解决问题的思维训练，使我在后来的工作乃至人生中都受益匪浅。

 

代数老师谢廷津是个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尽管穿着也很朴素，但她白皙的皮肤，两条过腰的长辫，整个气质却让人感到一种与众不同的高雅。说来惭愧，身为数学课代表的我，却常在上课时看小说。记得有一次，老师把我的小说没收了放在讲台上。我便传纸条给第一排同学（我坐倒数第二排），让她伺机帮我偷下来。于是趁老师转身在黑板上书写之际，这位同学拿到了书并迅速传到我的手中。未料老师板书完毕要继续讲课时，突然喊道：“我的教案呢？”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原来是前排同学错拿了老师的教案。我只得红着脸站起来给老师送去。出乎意料的是，老师并未因此发火，照旧和颜悦色地讲她的课，仅是在课后批评了我几句。谢老师的爱心和教育方式让我体会了什么叫“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

 

地理老师张星泽是个德高望重的老教师，多年来自费订阅全国各地的画报给学生看，这不仅丰富了老师的教学内容，也大大开阔了同学们的眼界。在那个没有电视更没网络的年代，是张老师引领我们“游览”了祖国的壮美河山，见识了各地的风土人情……

 

那是一个以艰苦朴素为美、为荣的时代，国家的号召就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 年”。学校里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尽管劳动人民脸是黑的，身上穿着破旧的衣服，手脚沾满了泥巴，但他们是最美丽最干净的；而资产阶级的小姐、太太们，尽管打扮得光鲜漂亮，却是最丑、 最脏的”。因此，同学们谁也不敢在学校里公开谈论穿戴打扮，怕被认为是“思想不健康”，甚至 “资产阶级思想严重”。

 

平日里难得有人穿新衣服，多数是拣哥哥姐姐穿过的。不过，穿旧衣服破衣服缀满补丁的衣服并不会被小看被取笑，也是事实。如果换个角度看，那时没有如今的许多虚荣和攀比，不以衣冠取人，也可算是另一种自在与轻松。我们的物理老师是一个新分来的年轻老师，一次在课堂上板书时，有人发现他脚后跟的袜子破了个大洞，尽管同学间也有议论，但并没人因此而小看他，大家都称道他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和对同学的热忱。

 

不是赞美苦难，而是想到“存在决定意识”。尽管我也是在多年后才明白，从国家之宣传提倡到社会之风尚再到百姓之观念心态，概莫能外也。 

 

阶级路线和理想主义

 

在二十四中读了一年初三，考高中我重新考回一中。客观地说，昆一中的校园环境、教学条件及师资力量等等，的确是其他中学所不能比的，但我更想记录的是这一时期的学习生活状况。

 

高一时我在六六二班，入学后不久，班主任陈志聪就一一找同学个别谈话，针对每个人的特点，对其进行鼓励并指点努力方向。用现在的话说，这更多是一种“情商”教育，陈老师的着眼点不仅仅是教书，更是育人。可以说，进入高中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而在这个关键点 上，陈老师细致入微的工作便如同“雨露甘霖”。总之，经他谈话的同学都面貌一新，包括我在内，仿佛茅塞顿开，从此下决心要珍惜光阴、树立理想，认真学习了。

 

高一结束后，昆明市教育局对包括一中在内的四所中学进行文理分科试点，我选择“理工”。之后，二班和四班选择理工的同学合并成了理工二班。二班原来学俄语，四班学英语，于是早读时英、俄语常常“打架”，教室里热闹非凡。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先生清华演讲的这句名言同样适合于昆一中，当时一中的诸多名师如任云龙、顾传澍、资臣、马忠良、鲁开敏、汪大受等等都教过我。老师们用各自精湛的教学方法引我们进入知识殿堂，更以其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 诲人不倦的精神影响了我们的整个人生。能在中学时代遇到这么多良师，受到这样好的教育，实在是我今生的幸运。

 

当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于此，今天的师生们大概已感陌生，而对我们一代人，却是无法绕开的话题。

 

我上中学时，每学期都要到农村劳动约两周时间。印象最深的是初一那次，十三岁的孩子要自己背着行李走十几公里，还要翻山越岭。初一学生年纪小，就让我们打猪草，正是困难时期，每天饿着肚子却必须完成任务。好不容易劲打了一堆，以为差不多了，谁知一磅秤，不够也（有定量），还要再去打。天冷，大家冻的瑟瑟发抖，不知是谁想出妙招：编一根草绳捆在腰上，还编出顺口溜“腰上捆一道，抵得穿三套”。那种艰苦是现在的学生难以想象的。

 

后来一次次的支农劳动也并不轻松，但已感觉无所谓了，想来跟教育理念有很大关系。那时从家庭到社会，无不认为让孩子吃点苦、受点磨炼是应该的。“绝不做温室中的花朵”更是我们的信念和誓言，大家都把下乡劳动看作锻炼自己的好机会。多年以后回望，我确实感到这些艰苦磨砺对于体魄和心灵的成长大有裨益。

 

另一个回避不了的话题则是“阶级路线”。

 

整个高中时代，我都背着沉重的家庭包袱，羡慕那些“红五类”家庭。我的父亲曾留学法国， 二战结束后，怀着一腔报效祖国的热血回国，其后在某高校任教授。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其实我上高中时父亲已“摘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