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4年至1966年间，江青曾亲自组织、参与、经手一些作品的改编、排练等后期加工的部分工作，其结果是八亿人民只剩八台戏，即五出“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滨》、《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以及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乐《沙家滨》。这些样板戏随后占领文艺舞台，成为文革期间艺术的“典范”，影响了无数中国人。很多上了年岁的国人如今能哼唱的依旧是这些样板戏的曲目。
然而，“样板戏不仅在政治上是毒瘤，而且在文学史、艺术史上也只能说是拙劣的‘样板’”！在江青当年推广样板戏中，有三个文艺界人士成为其“宠儿”、走卒，效忠于江青，其显赫一时的人生，却最终以悲剧落幕。这三个人是分别做了文化部部长和副部长的于会泳、刘庆棠和钱浩梁。
服毒自杀的原文化部长与于会泳
1977年9月的一个深夜，一辆救护车呼啸着奔向医院。车上载着的正是服下大量来苏水的于会泳。到了医院，于会泳被送进急救室。过了一段时间，一位医生走了出来平静地宣布：“抢救无效，他死了。”
或许，于会泳选择自杀，是不堪忍受自己作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被隔离审查，或许也在哀叹人生的无常，昔日辉煌的不在。而落得如此下场，与其自身同样有着莫大的关系。
1926年出生的于会泳，1946年加入中共军队，并显露出了艺术方面的天赋。因此，他被调到中共胶东军区文工团。1947年国共内战期间，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共盘踞在山东的地盘。一次，文工团随军行进中，一张纸条从于会泳松开的包裹中掉出，被人捡到交给了文工团领导。纸条是写给国民党士兵的，恳请他们如果搜查出包裹中值钱的东西，请寄到自己的家中，自己“将永世不忘你们的大恩大德”。
于会泳纸条中透露出的失败悲观情绪可是犯了大忌，他被领导训斥了一顿，并被勒令写出书面检查。后来，他转业到烟台文工团工作。在文工团期间，他对各种民族乐器都很精通，还能谱曲、编简单的曲目，也因此成为文工团的骨干。
1949年中共占领上海后，上海举办“第一期音乐教育干部训练班”，面向华东地区招生。于会泳被烟台文工团推荐到上海学习，一年后，他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助教。彼时的他这时才真正感觉到音乐大门向他打开。他开始潜心系统学习音乐理论和东西方经典曲目，苦练揣摩民歌、曲艺以及西方音乐的精义所在。天赋加上刻苦，他的音乐感受力越来越强，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见解，开始小有名气。
如果说五十年代于会泳还能潜心艺术，远离政治，那么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他开始热衷政治，而转折点是1965年他在上海音乐学院任任音乐理论系副主任时，被借调到上海京剧院，承担《海港》、《智取威虎山》两个剧目的唱腔设计。
起初，于会泳并没有引起江青的注意，但他于1965年3月28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题为《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的文章得到了江青的认可，江青派人将其找来。欣喜若狂的于会泳精心打扮后来见江青，两人一番长谈后，江青对他非常满意，并让他负责《杜鹃山》、《龙江颂》等剧目。
文革爆发后，于会泳20年前给“蒋军官兵”写信一事被曝光，他被关进牛棚，他急忙向江青发出求救信号。在江青的干预下，他被放出，并马上飞往北京，受到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接见。受宠若惊的于会泳遂选择了为江青效劳之路。
1966年底，于会泳回到了上海，很快从一名普通教师升为上海文化局党委书记，同时身兼上海市文化系统革命筹备委员会主任和上音革委会副主任，他成为了上海样板戏的实际总管。除了写过迎合江青的文章，为江青首创“三突出”理论，他还秉承江青旨意，让样板戏运用了中西混合乐队。
于会泳的政治投机也让他得到了丰厚的回报。1969年4月，他作为上海代表出席了中共九大，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1973年8月，他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同时调到国务院文化小组任副组长。1975年1月，则被任命为文化部长。在任文化部长期间，他依旧是政治当先，扼杀艺术，大力推广样板戏，迎合江青等人。他对艺术的感觉也愈加迟钝。
“四人帮”倒台后，作为走卒的于会泳被隔离审查，其后在隔离期间自杀。1983年4月，被中共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或许于会泳选择自杀那一刻就已经预见到了自己的人生不过是场悲剧。
投靠江青的“芭蕾王子”换来牢狱之灾
被江青评价为“世界芭蕾舞坛上的一面战旗”的刘庆棠，1932年出生在辽宁，16岁时考上了中共在东北地区创办的第一所艺术学校——白山艺术学校，从此开始了其舞蹈生涯。1951年，因其舞蹈节目在柏林获奖，刘庆棠等演员被留在了北京。1952年，中央歌舞团成立，刘庆棠成为该团的民族舞演员。当时，中央歌舞团聘请了苏联芭蕾舞演员来教授芭蕾，喜爱芭蕾的刘庆棠经过努力，从低级学习班进入了高级班。1956年，他在24岁“高龄”之际前往苏联正式开始学习芭蕾。
1959年，中央芭蕾舞团成立，并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排演了芭蕾舞《天鹅湖》。女主角由白淑湘担纲，经过筛选，刘庆棠被选为男主角王子的舞者。随着《天鹅湖》的成功，鲜花、掌声和荣誉也接踵而来。此后，刘庆棠和白淑湘又一起跳了《海侠》、《泪泉》等舞剧。
在很多人眼中，刘庆棠和白淑湘是一对很好的搭档，但是随着白淑湘的名气越来越大，当人们更多地把目光聚焦在白淑湘身上时，刘庆棠的心中起了波澜。当时有一些内行指出：“刘庆棠的气质不像个王子，倒像个战士……”这大概也为后来发生的事情埋下了伏笔。
1964年，篡改历史的红色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排演，女主角吴琼花由白淑湘扮演，男主角党代表洪常青则由刘庆棠扮演。毛在观看了演出后，称“方向是正确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由此定了调。《红》剧成为革命样板戏，刘庆棠亦深受江青的重视和青睐。从此，他经常写信给江青积极汇报本团的工作。
1966年文革爆发后，刘庆棠的“革命斗志”格外旺盛。他成立了新的革委会，自任主任和党支部书记，许多人聚集在他的手下，向中央歌舞团、中央芭蕾舞团的“牛鬼蛇神”和“走资派”展开了猛攻，一时间芭蕾舞团成了阴风凄凄的人间地狱。白淑湘被揪出批斗，52岁的中央歌剧舞剧院副院长、首席指挥黎国荃，也在刘庆棠主持的一次批斗会后，因无法忍受诬陷和人格污辱，回到家就上吊自尽了。
由于刘庆棠的残酷行为，不久，他被群众揪下了权力的宝座，并被批斗，关进了牛棚。剧团在排演舞剧时，还故意羞辱他，让他演日本兵，走过场。他于是向江青求救，表达自己的忠心。
1966年11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文艺界大会”时，江青指名让刘庆棠上大会主席台。但由于群众抵制，未能如愿。会后，江青马上派人向刘庆棠表示安慰：“不让你上主席台，并不说明领导在政治上对你有什么看法，希望你不要有什么压力。”
有江青的撑腰，刘庆棠的底气更加十足。他继续给江青写信效忠，由此获得了更多的赏识。自1967年5月，江青先后6次点名逼芭蕾舞剧团领导班子要“结合”刘庆棠。1968年3月，在江青的大力提携下，刘庆棠终于如愿以偿，成为芭蕾舞团的领导之一。7月，经江青批准，他成为芭蕾舞团的头面人物之一。
重新掌权的刘庆棠，再度开始丧心病狂地整人。他将所谓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文化大革命”、“攻击江青”等罪名随心所欲地扣到人们的头上，全团包括临时工在内的240人中，有70多个被其打成了反革命。团内人人自危，朝夕难保。在1970年前后，由刘庆棠主持的文艺界“清查”运动中，仅中央直属文艺团体中被打成“5•16”份子的，就多达400余人。
紧跟江青步伐的刘庆棠亦飞黄腾达。1969年4月，江青提名他当了党的“九大”代表、主席团成员，1970年进入国务院文化组，开始统管全国文艺创作；1974年又在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次年便一跃为文化部副部长。
政治上飞黄腾达的刘庆棠，在生活上也是风流成性，并利用权力乱搞男女关系。一个比他小20来岁的姑娘，长期被他霸占；任何一位女演员，无论是想争取在戏中当主角或领舞，还是给丈夫落户口、安排工作，只要有求于他，都有可能成为他的掌中玩物。然而，对于他的控告信皆石沉大海，丝毫没有影响他的仕途。刘庆棠更加死心塌地地紧随江青，被称为是其的“忠实战士”。
1975年9月，江青召集自己的亲信秘密聚会。会上，江青对刘庆棠说：“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现在好比1957年反右前夕，现在叫他们大鸣大放，将来再收拾。”秉承江青的旨意，刘庆棠随后在芭蕾舞剧团、文化部艺术局所属各团负责人会上大造舆论，为制造新的动乱进行舆论准备。此后，他多次搞邓小平的黑材料，还指挥芭蕾舞团炮制了“层层揪邓小平代理人”的舞剧《青春战歌》等。
文革结束后，刘庆棠被羁押，并于1983年4月被公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据说，审判期间，文艺界凡遭受过他迫害的人都有旁听证，“重灾区”芭蕾舞团还不得不特地指派一辆大客车，每天接送大家前去旁听。判决后，曾被刘庆棠多次伤害的妻子徐杰与其离了婚，其三个子女也同他脱离了关系。
1986年春天，刘庆棠因患食道静脉曲张，被批准保外就医。之后他抛弃了照顾他多年的救命恩人，一个善良的女人沙音，而选择与一个更有能耐的女人结婚，并开办了一所舞蹈学校。其前妻徐杰如此评价刘庆棠道：他的心，他的灵魂都扔到地狱里了，他至死都不会安宁；他是一个精灵，在创造与欺骗中飞来舞去，闪着耀眼的光，但是他落到了地狱。他如果能自救，就让他自救吧！
被江青改名的“李玉和”的下场
自认为对姓名很有研究的江青很喜欢给别人改名字，如她将样板戏《杜鹃山》中的女主人公贺湘改为“柯湘”，将《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改为“吴清华”，而《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扮演者钱浩梁不仅被改名为钱浩亮，连灵魂也被改变了。
出生于梨园世家的钱浩梁，父亲钱麟童，上海新华京剧团麒派主演。他6岁随父学艺，后先后进入上海戏曲学校、中国实验戏曲学校学习，专攻京剧老生、武生。1956年毕业后进入中国实验京剧团任主演，1962年选调中国京剧院一团，拜李少春为师。由于他聪明有天赋，加之十分刻苦，很快崭露头角，其后成为《红灯记》李玉和的替演。
1964年，由京剧名家李少春主演的《红灯记》走红，但江青虽然觉得不错，但认为李少春眼中没有他。一天，她看到了钱浩梁演出的《红灯记》，遂建议让钱浩梁代替李少春演出。钱浩梁逐渐走红，并得到了江青的赏识，江青亲自给他写信，让他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文革爆发后，在江青的授意下，钱浩梁在中国京剧院造反，成立了“红灯记战斗兵团”，任领导成员，并兼任党委副书记。从此秉承江青旨意推广样板戏，打击其他艺术家。据刘长瑜回忆，钱浩梁经常在江青面前说她的坏话，说其出身不好、表现不好之类的。文革中，钱浩梁也经常在大小会议室上，指责其“对抗江青”，是“破坏样板戏的内部敌人”、“三名三高”、“修正主义苗子”等，将其当成“反面教材”。为此，刘长瑜曾经恨透了他。钱浩梁的人品由此可见。
1968年，江青在和几个“宠儿”聊天时，心血来潮将其名字改为“浩亮”。钱浩梁非常激动：“谢谢江青同志,这个名字又响亮又好记!”而江青替钱浩梁改名的消息不胫而走，钱浩梁从此身价倍增。1969年4月，在江青的安排下，钱浩梁出席了中共的“九大”。1972年，被提拔当了文化部副部长。不过，因为他在政治上不够敏感，所以在部里大多时候是个摆设。
文革结束后，钱浩梁被投入监狱接受审查。1982年初恢复自由，但因“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免予起诉”，而被中共“开除党籍，降一级工资”，发配到石家庄艺校。上世纪90年代初，他和夫人曲素英（李铁梅B角）曾复出登台，终因脑溢血而昙花一现。
结语
中共建政后的一次次运动，不仅摧残了中华传统文化，残害了保有传统艺术思想与形式的艺术家，而且亦让一些人人格分裂，从传播艺术的使者变成了害人的帮凶，于会泳、刘庆棠和钱浩梁皆是如此。他们的悲剧人生无疑是当下所有艺人们的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