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扫黄回忆录 YMCK10252021-11-19 16:50:33

中国扫黄回忆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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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朱富贵。

 

今天聊一个刺激的职业，娼妓。

 

一提到这个词，大部分人就心头一颤。因为它涉及了一个敏感话题，性。

 

就像哈利波特的世界里，不能随便说出「伏地魔」。中国人说性的时候，尽可能拐弯抹角，不然可能被开除正经人身份。

 

在很长时间里，性是禁忌。

 

性之所以禁忌，是因为它危险，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藏着人心中的所有秘密。

 

娼妓业是性行业，自打有了人类，就和人类紧密相随。

 

春秋时期，齐国的把娼妓业改为官营，还为娼妓业专开了一片地，就有了中国最早的红灯区。

 

齐国丞相管仲，因此被拜为娼妓业的祖师爷。

 

管仲肖像，图片来自网络。

 

不光中国，放眼世界也是如此，几千年来相安无事。

 

但忽然之间，风头变了。

 

过去一百年，娼妓业在世界范围内成了风口浪尖的话题，受到猛烈批判，并陆续被多国禁止。

 

新中国成立后，也关闭了全国的大小妓院，顺应了这一潮流。到现在，全世界已经有超过一半国家，把卖淫定为违法。

 

世界卖淫合法性分布图 ，图片来自网络。

 

为什么这个存在了几千年的行业，突然成为众矢之的，人人喊打？

 

中国又为什么会卷进这个浪潮，废娼过程中出过什么意外？

 

新中国后，在北京市的废娼过程中，为什么寺庙起到了重要作用？

 

今天咱们就来捋一捋来龙去脉。

 

1

 

现在人谈废娼，会把原因归为西方人权思想，但这话并不全对。其实中国废娼之路，远走在世界前面。

 

中国历史上，官员出入风月场所是极为常见的，民间也经常流传官员和名妓的风流韵事。

 

清代画家潘恭寿画的柳如是肖像图。 

 

到了大清朝，皇上立下新规矩禁令，不允许官员再踏步娼寮，免得被老百姓看笑话。

 

但皇帝们终究失算了，官员还是钻了政策空子。因为禁令只针对女妓，北京城的官场改了喜好，悄然兴起了一阵好男色的新风尚。

 

于是，社会上出现一些豢养男妓的场所，供官员们光临，也就是所谓的「相公堂子」。

 

这些相公堂子集中在北京城南，后来这一带人越聚越多，生意越做越杂，就成了后来的八大胡同。

 

上海会乐里红灯区，图片来自网络。

 

政策有时代性，会随时起变化，但人的欲望却是永恒的

 

古代人娱乐项目少，与异性的情感又压抑严重，所以千防万防，娼妓也依然会在夹缝中，找到自己的生存方法。

 

北洋政府上台后，财务紧张，为了收税，也就是花捐，设立了妓女检验所，为妓女检查身体，颁布执照。

 

虽然没明说，但这一举动意味着妓院可以重打大门。

 

于是，北京的娼妓业更加兴盛。妓院还分出等级，从高到低分别是清吟小班、茶室、下处、暗门子。

 

挂着妓女花名招牌的妓院 ，图片来自甘博的《北京社会调查》。

 

清吟小班和茶室是上等妓院，主要生意也是情感服务，妓女陪客人喝酒聊天，诗词歌赋，是有钱人的娱乐。

 

但有钱人是少数，大部分妓院服务的都是底层客户，也就是下处和暗门子。

 

来这里的客人都没钱，于是省去这些花里胡哨的面子工程，只做皮肉生意。

 

当时的美国记者甘博在《北京娼妓调查》中记载，民国初年，北京每24名妇女中，就有一人是妓女。

 

然而，随着大城市的工商业，娱乐业的爆炸式发展，女性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

 

女性的经济地位发生变化，再加上国外女权浪潮冲击，上海广州等地的女性也开始走上街头，主张自己的权利。

 

参加社会游行的女学生，图片来自网络。

 

此时，社会舆论也大转变，转为支持女权运动。《新青年》等社会团体纷纷出来，为女权发声造势。

 

商务印书馆在1915年，出版一本杂志，就叫《妇女杂志》，批判旧思想，提倡新精神。

 

《妇女杂志》封面 ，图片来自网络。

 

娼妓业作为旧时代的毒瘤代表，被推上风口浪尖，受到文化界和媒体界猛烈抨击。1918年，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废娼问题》。

 

五四运动以后，废娼已经成为知识界的显学，是最大的政治正确，谁不赞成就是和民族进步唱反调。

 

当时的杂志上评论说，「近来.....谈到娼妓问题，把娼妓看做社会上顶大的祸害，万恶的源泉，深恶痛绝，几乎众口一词，并不曾听见哪一位敢大胆的反对这种议论。」

 

舆论影响社会氛围，进而决定国家政策。

 

1927年，国民政府上台之后，社会运动气氛浓厚。

 

政府以革命的名义，驱逐一切旧时代的牛鬼蛇神，娼妓、赌博、占卜星象因此被列为「三大取缔」。

 

时任南京政府常务委员杨杏佛说：「全国人民应该放开眼光，把南京改造成一个极大都市，已遗后世子孙。」

 

鲁迅和杨杏佛合影 ，图片来自网络。

 

首先下手的就是娼妓业。

 

南京政府说干就干，决心就很大，而且出手强硬。公安局接到命令，限期两个月，查封所有妓院。

 

但禁令只是一张纸，如何善后才重要。摆在政府面前，最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安置妓院里的妓女。

 

南京市政府出台了一个三步走的政策。

 

第一步，救济收容。政府把失业的妓女们收容起来，教育三个月，让其悔过，再培训三个月，让她们掌握一项谋生技能。

 

第二步，自行择业。收容培训完的妓女就可以释放了，嫁人也好，做工也好，反正不能再卖淫。

 

对于收容完后，又重操旧业的妓女，就不能姑息，赶出南京，不让再回来。

 

 

民国的南京妓女，图片来自网络。

 

南京政府的政策雷厉风行，而且很快就见到效果。

 

几个月之间，原来遍布南京的妓寮全部关门倒闭，街上再看不到一家妓院。

 

另外，政府又通过修建公园、图书馆和夜校等地，企图让民众养成「革命的、高尚的行为模式」，取代之前「愚昧的行为」。

 

但娼妓业存在了几千年，会因为南京政府的一纸禁令，就彻底消失匿迹吗？

 

2

 

答案显然是不会。

 

南京政府的政策不光没有终结娼妓业，反而招惹了巨大的麻烦。

 

城里的大道确实干净了，但这只是眼睛看的着的。暗地里的妓女一点也没少，她们出现在南京的旅店、茶馆、舞厅，遍地开花。

 

民国时期的舞厅 ，图片来自网络。

 

南京政府很快就发现这个问题，公安局长在市政会上说，「奉令禁绝娼妓后，一船歌女穿青衣，挂徽章出入各旅店唱曲，形如从前娼妓一样。」

 

当时的《中央日报》上说：「私寮林立，梅毒蔓延，更为变本加厉」。”

 

几个月整治下来，不但没能根除娼妓业，反倒把妓女们打散，化整为零，比之前更难管理。

 

而政府修建的新式公园，本想让市民变高尚，不料正成了娼妓揽客私会的好场所。

 

民国时期的公园 ，图片来自网络。

 

公安局一开始还用拘捕妓女嫖客，但人数太多，公安局就那么大地方，根本关不过来，越禁越乱。

 

公安局看管不住，干脆变换了手段，抓住谁就拍照公示，试图用社会性死亡的威胁，来稳住局面。

 

但这一措施看似给禁娼处罚出新招，其实偷偷把处罚力度降低。而这正是政策松动的信号。

 

老鸨、妓女、嫖客，甚至警察立即接收到这一信号。妓女嫖客再不怕违法，知道警察不会拿她们怎么样。

 

警察虽然对抓嫖兴趣浓厚，跟建设新城市毫无关系，打的是自己的小算盘。

 

 民国时期的警察，图片来自网络。

 

警察经常突击突击一些平民百姓家，真抓住嫖娼了，就开罚款了事，罚金自然流进自己的口袋。

 

实在没抓住，还有警察以诋毁良家妇女名誉为名，敲诈老百姓。

 

一连串的禁娼手段，不但没能真正减少嫖娼行为，还因为扰民，搞得民怨四起。

 

于是，社会上出现了「禁娼不如不禁，愿冒天下之大不韪，主要弛禁也」的声音。

 

而1933年，因为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南京的工商业受到重创，市政财政经费吃紧。

 

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 ，图片来自网络。

 

人人都不花钱，市场就成了死水，急需一剂强心剂，把市场给救过来。

 

荒诞的是，被抬出来解救危局的，却是人人喊打的娼妓业。各业联名上书，要求重开娼妓业，刺激经济。

 

南京市政府的禁娼工作本来就难搞，干脆顺手推舟，提出一个弛禁提案，主张限区域，限条件重开娼妓业。

 

但文化界和媒体界却不吃这一套，抨击南京市政府在饮鸩止渴，开历史的倒车。

 

最后这个提案没能通过，但政府摇摆的态度已经表露无遗。

 

1934年，蒋介石亲自出面，倡导「新生活运动」。老蒋一句话，商界的弛禁号召自然泡汤，南京城再次紧锣密鼓地扫黄禁娼。

 

1934年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 ，图片来自网络。

 

此后，南京市的暗娼和南京政府开始旷日持久的缠斗，你进我退，我来我走，长不大，却也打不死。

 

直到后来开始抗战，政府和公众的心思都转移到打仗上，废娼的事也就消失在舆论中。

 

但事情不被讨论，并不意味事情已经休止。

 

相反，没有监管，再加上接连的战争，民间经济彻底崩溃，更多的女性不得已投身娼妓业，谋求一条生路。

 

到新中国成立后，各地登记妓女数量，上海仅登记在册的就有几千家妓院，超过3万名妓女，更不论暗娼以及相关的老鸨、跟班、仆役等人。

 

新中国一样容不下娼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中，娼妓业是不平等和剥削的表现，必须要被铲除。

 

但面对已经膨胀到这么大规模的产业，如何处理也是个棘手问题。

 

吊诡的是，政府还没出手，很多地方的娼妓业自己销声匿迹，音迹全无了。

 

3

 

妓女们主动隐匿，是因为听到一个传闻。

 

传闻说共产党对待妓女不留情，会把妓女送到前线军队当军妓，堵抢眼，或者剃光了头到山里敲石头，嫁给“煤黑子”做老婆。

 

这种流言在北京、上海、武汉各地都普遍出现，内容也大同小异。

 

妓女因为害怕，到其他地方或乡下避难，导致一段时间里，妓女数量降低。

 

但时间不久，她们发现流言情况并未真正发生，便再次回到大城市，城市里的娼妓业再次活跃起来。

 

卖淫场所也从茶馆客栈，扩张到公园、码头、船舱，任何一个带顶的地方都可能是卖淫场所。

 

码头 ，图片来自网络。

 

更重要的是，解放军进城不久，城里还有一些反动残余势力，就窝藏在妓院，甚至还冒充解放军在妓院开会。

 

要解决这一连串问题，还得端掉妓院。

 

1949年5月，刘少奇提出“建设新北平”，紧接着，北平市市长叶剑英下达摸底北平妓院的指示。

 

几个月后公安局、民政局、卫生局、妇联等联合成立了“处理妓女委员会”。经过一段时间筹备后，在11月正式展开禁娼行动。

 

叶剑英元帅 ，图片来自网络。

 

为怕走漏风声，指挥部以召开会议为名，把妓院老板、领家叫到公安局开会，当场扣押。

 

与此同时，执法队伍突击、围堵指定妓院，控制住妓院内所有人员。给嫖客的证件上盖上「嫖客查讫」的戳，教育妓女。

 

到这一步，人民政府的行为，和当年的南京市政府废娼大同小异，但后面的行为就区分了二者的不同。

 

人民政府严惩剥削妓女的老板，大部分人都进了监狱，情节极其恶劣的甚至被判了死刑。跟南京市政府罚款了事，完全不同。

 

对待妓女更是不一样，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说：「妓女是生活在旧社会底层的受苦人......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解放妇女。」

 

在北京，人民政府设下了教养院，收容失业的妓女。德胜门外的华严寺，被政府征用，改造成「北京生产教养所」。

 

收容在这里的妓女被称作学员，每天早7点起床，白天出操上课，晚10点睡觉。

 

收容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是改造，而改造妓女的第一步，就是看病。

 

北京市卫生局组织医疗队，为妓女通过血液检查，发现有身患性病的妓女高达96%，超过一半人患有梅毒或淋病。

 

青霉素是治疗性病重要药品。据统计，医疗队人员共注射超过13000针，「除了个别人针眼发痒之外，未出过任何问题」。

 

此外，北京市政府还开办「新生织布厂」，「清河缝纫工厂」等工厂，先教妓女技能，再安排就业。

 

纺织厂，图片来自网络。

 

每一项工作都比南京政府当年做的扎实到位，明明白白。这些工作的确减少了北京的妓女数量，尤其是被迫从业的女性，得到了重新生活的机会。

 

即便工作做到如此，事情进展也并不顺利。

 

4

 

人民政府一开始太天真，认为妓女都是旧社会的受害者。有了新生机会，她们就会回到正常轨道。

 

但妓女团体成分很复杂，有很多人并不是被迫从业，就是想吃这碗轻松饭，因此一点都不领人民政府的情。

 

被改造的妓女 ，图片来自网络。

 

尤其是高等妓院的妓女，过惯了舒适高档的生活，要做工是万万不可能的，整天在教养院整幺蛾子。

 

一个叫贾秀兰的妓女，常常故意装死，动不动地上一挺，口吐白沫，四肢抽搐，憋住呼吸，想混出教养所。

 

还有一个叫房淑英的，在寺庙里装神弄鬼，要死要活，甚至吞下了六根针自杀。

 

看护人员买了四五斤韭菜，让房淑英吞下，让她排便的时候，让韭菜把针从肚子里带出来。

 

更有人吃屎喝尿，装疯卖傻，用尽一切手段，想逃出教养院。

 

不光改造不顺利，南京政府当年关闭妓院，导致私娼遍地的局面，在北京也再次出现。

 

恰好1950年，外部忙于朝鲜战争，内部忙于镇反，废娼的问题不紧急，暂时搁置。私娼的机会又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