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第一人”在义乌桥头遗址的述说
2020/01/15 | 作者 毛剑杰
摘要：洪荒时代的古老先民，在义乌城西街道桥头村这片田野中静静沉睡了八千年。
一具完整的8000年前男性遗骸，2019年8月在断代为上山文化中期的浙江义乌桥头遗址出土。身高一米七三，年龄三四十岁左右，侧身屈肢埋葬，怀里还“抱”着一只红衣彩陶，人种、死因暂未知。这是浙江迄今为止最古老的墓葬及完整人类遗骸，因此被称为“浙江第一人”。
他离我们如此之远，又如此之近。八千年间，洪荒时代的古老先民，就这样一直在义乌城西街道桥头村中的这片田野中静静沉睡，四周都是民居，以及有密集车流呼啸往来的公路。
村里小饭馆的老板坦言不知道桥头遗址，老板娘则手一指：“喏，马路对过就是。”果然，过了马路，就看见一片四面木栅栏围着的所在，入口处赫然竖着标牌：桥头遗址。
东亚最古老的环壕聚落
这里原本是东阳江畔一片略高出四周的菜地，西距上山文化的命名地——浦江黄宅上山遗址约27公里。
如同大多数沉睡地下的远古遗址一样，千万年的尘土堆积，将古老的历史陈迹一点点埋入历史与岁月的深处，愈埋愈深。若不是人类或冒失或有序地在不经意间发现些蛛丝马迹，又或沧海桑田的变迁，它们将很难重见天日。
桥头遗址也是如此。2012年，义乌博物馆工作人员在这里偶尔发现了一些红衣夹炭陶片，典型的上山文化器物。他们赶紧找来浦江上山遗址的发掘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确认，果不其然。
地底下还有多少秘密？
蒋乐平第一次来桥头村时，就觉得这块高地的西边断崖非常特别，土色和其他地方不一样。他当时猜想，这下面或许是个灰坑。2014年9月，桥头遗址开始探掘，发现了厚达2米的文化层堆积，以及数量丰富的陶片、陶器和石器。至于那处土色特别的断崖，挖下去才发现，原来是壕沟。
正是壕沟的存在，使得桥头遗址有了非常特别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一处西面连接自然河道、东西北三面为人工壕沟的环壕聚落遗址。遗址遭耕地及建房破坏，环壕外沿特别是南边，破坏严重，但环壕内沿基本完整。
人类生活史上，农耕先民从山林洞穴向盆地丘陵进发后，开始营造半地穴、屋舍，然后在聚落地周围挖壕沟以防野兽、防外部氏族争斗。考古学界认为，这种聚落是人类文化进入农耕阶段以后常见的一种聚落形式。
上山文化遗址群不是第一次出现环壕，嵊州小黄山遗址、永康湖西遗址都有，但它们和桥头遗址一样都属于上山文化中晚期遗址。而上山早期遗址中，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环壕。
于是，我们就可以想象这样一幅图景：9000年前，住在附近山丘的人们，逐渐走出山丘洞穴，沿着河流步入金衢盆地。在今天东阳江畔桥头遗址这里，他们建起了一处新聚落，因为这里有河道，有小山丘，草木葱茏，是一片未开发的原野。
桥头遗址的环壕聚落，就是先民从山林洞穴到聚落式定居转变的样本。蒋乐平说，这就是桥头遗址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所在：环壕意味着人类的村落定居已经常态化、规模化、社会结构复杂化，它是后来城邑护城河的前身。“这是人类的一个飞跃，是人类走向文明的重要一步。”蒋乐平说。
2018年，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把桥头村写进了他的最新著作《先秦城邑考古》：迄今所知东亚大陆最早的环壕聚落，见于浙江义乌桥头遗址的上山文化遗存，约公元前7000年。
在此之前，中国的环壕聚落遗址年代最久远的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最晚者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当人类开始以环壕聚落定居时，聚落中已经有了居住区、墓葬区、制陶区等不同的功能区。
迄今为止，整个东亚大陆上已发表考古报告的环壕聚落共13处。北起辽河，南至长江流域、钱塘江流域的广大地域，桥头遗址为最早。离桥头遗址比较近的，同在南方的良渚玉架山环壕遗址，年代是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但最为集中的，是在距离桥头遗址极为遥远的北方的内蒙古兴隆洼文化。
当环壕聚落的功能进一步完善、复杂化后，早期的“城邑”便出现了。其城墙及其四周的护城壕，就是环壕的直接延续和发展。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仰韶时代后期，在中国，无论长江流域还是黄河流域，环壕聚落都升级成了夯土版筑城垣技术。再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龙山时代，中国大地上便有了许多座庞大的中心城邑。考古学家们认为，这是中国南北史前文化交融的成果，这其中，或有源于桥头遗址的先民智慧结晶。
高台用作古老的神秘祭仪？
也是在2018年，环壕发掘基本结束，开始转移到最关键的中心台地发掘。中心土台大约是个正方形，四周有明显的拐角，边长40米左右。当时，蒋乐平有两种推测：土台要么是中心居址，要么是带有公共功能区域的早期村落中心。
中心土台发掘了一年，台地上已经发现房屋建造遗存的柱洞，还有大量以器物坑形式存放的彩陶，以及墓葬。各种突破性的发现，都在接连印证蒋乐平的想法：这个聚落绝对不简单。
目前，完整的中心土台发掘区，面积约2000平方米。在考古学家们看来，这个规模超越了他们的想象——不是太大，而是太小。此前发掘过的上山文化遗址动辄上万平方米，小一点的如荷花山遗址也有5000平方米。晚一些的环壕聚落则规模更大，良渚玉架山环壕遗址是25000平方米，至于7000年前的西安半坡环壕遗址，现存面积更是达到了50000平方米左右，规模已不下于城址。
这么小的土台，9000年前的先民究竟是拿它做什么用的？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仲召兵，正在发掘同为上山文化的下汤遗址。他将下汤遗址和桥头遗址作了个比较，分析说下汤遗址的打制石器特别多，是他所见到的上山遗址里最多的，而在桥头遗址少有打制石器，他感觉桥头遗址的生活气息不太浓。
确实，桥头遗址现场，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器物坑，坑里布满了大量彩陶，乳白彩和红彩，不太像住人的所在。“器物怎么会这样放在一起？”“集中填埋垃圾？”“会不会是做陶器的工厂 ？”一连串的疑问摆在蒋乐平面前，且随着发掘的进展变得越来越多。
从上山文化早期开始，就有完整器物坑存在，但普通的垃圾坑和器物坑在已发掘的任一处上山文化遗址，都是分成两个独立区域的，功能分区非常明确。它显然不是堆生活垃圾的，环壕里没有发现一根动物骨头，也几乎没有任何生活垃圾。
更让人不解的是，桥头遗址十多个器物坑里的陶器往往都非常碎，看起来像是有意识原地打碎的。有些器物摆放形态很古怪，一正一反摆着，似乎也有玄机。
一些类似的情况，出现在四川广汉的三星堆疑似祭祀坑中。坑内出土铜器、金器、玉器等文物400多件，埋葬方式前所未见，器物明显经过焚烧和破坏，且都分层有序放置。考古人员推断，这些器物很可能是经过特殊祭祀仪式后下埋的。
陶器、稻作及太阳崇拜
尽管未解之谜甚多，但从桥头遗址出土的众多精美陶器中，考古学家们还是读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
通过对此前其他上山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古学家们已经确定，上山文化及其所在的钱塘江上游河谷盆地区，是世界稻作农业起源地，以及东亚地区人类定居生活出现的最早例证。而稳定的农耕定居生活须依赖农业经济的支撑，因此对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而言，探讨其中的农业证据是必然的认识路径。
与其他遗址一样，陶器作为史前农耕文明遗址最重要的标志性器物，在桥头遗址也有着鲜明特色，数量多且质量高。大口盆、平底盘、双耳罐、圈足盘……普遍陶衣鲜亮，以红衣为主，也有乳白衣。在已经发现的上山文化遗址中，只有永康湖西遗址堪与之相比。
桥头遗址的许多彩陶上有奇怪的乳白色凸起点，三个一组或六个一组，形状有三条杠，或三个点。郑州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判断，这很有可能是个卦象，“像坤卦里的‘坤六断’”。
“古人的神坛，称为央台之丘，这个台地会不会是古人的一个神坛呢，会不会当时的人们已经具备了阴阳概念？”顾万发提出大胆假设。若这一推断成立，那么也是一个颠覆性的发现。迄今为止，关于八卦的最早起源，是追溯到6000多年前山东大汶口早期遗址出土的一件“透雕象牙梳”（獐牙构形器），上面刻有清晰的八卦符号。
还有一种与上山遗址出土陶器同类型的“大口盆”，这是上山遗址的代表性器物。2016年，浦江黄宅上山遗址出土了一件巨型陶盆，它上口直径约33.2厘米，下外底直径10厘米，高9.5厘米，敞口无盖，口子外延远远大于底部，因此被形象地称为“大口盆”。在上山遗址出土的众多器物中，大口盆的数量很多，占到70%，因此“上山文化”又被戏称为“大口盆文化”。
与上山遗址比较，桥头遗址“大口盆”的区别在于，两只当把手的“耳朵”，只在一边出现，很少有双面对称的。蒋乐平称之为“变异大口盆”。会不会是用来穿一根绳子悬挂之用？目前尚不得而知。类似不对称的陶器，在小黄山遗址也发现过，但桥头遗址的陶器明显更精致些。
太阳纹彩陶也在桥头遗址出现了，有三个。“其中一个太阳纹，图案中间划出一道线，表示冉冉升起的太阳。这被猜想为与古越先民的太阳崇拜有关。”在2019年8月召开的论证会上，蒋乐平的PPT放到这件太阳纹彩陶时打出了一句话——“最早的彩陶”，后面加了一个问号。“问号的意思是，到底是中国最早，还是世界最早？起码它是上山文化的9000年彩陶。”
彩陶文化曾经是黄河流域史前文明的象征，尤其以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为代表。此前，萧山跨湖桥遗址也曾出土一批纹饰精美、形式质朴的彩陶，被认为是中国南方彩陶的源头。前者是以彩陶装饰、泥条盘筑法制陶为主，陶质多细泥和泥质红陶的工艺体系；环太湖地区和钱塘江下游，则是以轮制法制陶为主的泥质灰胎黑皮陶，工艺特色是以刻纹和镂孔为装饰。桥头遗址的彩陶出土，显然又把中国南方彩陶工艺出现的时间点提前了。
蒋乐平还强调，彩陶大量出现一定跟中心土台的功能有关联。
论证会上，蒋乐平还提到了桥头人的酒。桥头遗址诸多彩陶中，有一件陶器引起了专家们的特别注意。这件造型完全可以和宋代龙泉窑梅瓶媲美的陶瓶，线条圆润，陶面光滑细腻，用手指轻弹即有清脆悦耳的撞击声。
这件陶器被送到了斯坦福大学去做检测研究。专家在陶壶里的残余物中发现了一种加热产生的糊化淀粉，与“低温发酵的损伤特征相符”。低温发酵是酿酒的基本原理，这意味着9000年前的桥头人已经会酿酒了，这只陶壶可能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酒器。目前所知的世界最早酿酒记载，在出土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公元前6000年的泥版上雕刻着啤酒制作方法。如果桥头人的酿酒技术得到进一步确认，世界酿酒史将提前3000年。
有趣的是，在桥头遗址正门马路对面，就开着一家酿酒作坊。店主肯定不知道，世界上最早出现的酿酒技术很可能就出土在自家门口。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陶器、器物坑、土台……所有的谜团，最后都被归结到这样一个问题，桥头人是什么人，从哪儿来，又去了哪儿？
到目前为止，桥头遗址一共发现了两具人骨，还有一具埋藏浅，有所破坏。“浙江第一人”就是其中一具，出土于桥头遗址中的某个器物坑旁边。之前，“建德人”发现了一颗牙齿，距今5万年。这次是一具完整的人骨，让专家们都很兴奋。
直到目前，河姆渡文化发现的墓葬还是很少，跨湖桥文化则还没有发现墓葬。所以，早在2001年，当1万年前的上山遗址被确认是一种全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时，人们就在期待：“有没有可能像周口店的山顶洞人那样，发现‘上山人’头盖骨之类的遗骸？”
2006年，考古队在上山遗址早期地层中发现了几颗“上山人”的乳白色牙齿。2015年，体质人类学专家从上山遗址出土的骨盆残片中，鉴定出了臼齿、肱骨、桡骨、盆骨、股骨等。但始终没有完整遗骸出土，直到桥头遗址“浙江第一人”出土。
关于“浙江第一人”的人种问题，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张弛认为，遗骸明显不是蒙古人种。根据南方人类活动出现的时代推想，他应该是澳美人种（棕色人种）。但究竟是什么人种，还有待DNA检测给出最终的确切答案。
对于浙江先民存在非蒙古人种的问题，若没有接触过分子人类学，也许会觉得匪夷所思，但对人类学家而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据悉，河姆渡遗址周边，此前出土过有尼格利陀人种特征的先民遗骸。所谓尼格利陀人种，是一种身形较矮、皮肤黝黑的族群。有人称之为“矮黑人”，其实一般被归入澳大利亚-梅拉尼西亚人种，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澳美人种、棕色人种。远古时期的中国南方，从长江以南到华南，存在着大量的棕色人种人口集团。
第二个问题是，古桥头人最后去了哪里？
从桥头遗址出土的彩陶看，与萧山跨湖桥文化有继承关系。距今8000年的跨湖桥文化，遗址结构完整，文化面貌独特，器物群组合、制陶技术等又自成一个整体。然而，它的来龙去脉一直是个谜。
对比桥头遗址彩陶与跨湖桥文化彩陶，可发现前者已经具备了跨湖桥文化彩陶的基本特质。跨湖桥文化彩陶，也分乳白色厚彩、红色薄彩两种，只是在多样性上胜于桥头遗址，桥头遗址的太阳纹图案，也与跨湖桥遗址太阳纹图案一脉相承。这充分说明，上山文化是跨湖桥文化的重要源头。
此外，考古研究表明，上山遗址以及早期属于上山文化的小黄山遗址，两处迄今为止发现的浙江最早的两处遗址中，都发现了上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的叠压关系。这对于梳理浙江整个新石器时代的发展源流，是个重要的探索方向。
比如，在跨湖桥文化之前，人们一直认为，带镂空圈足器是在新石器偏晚期开始流行的。因此，萧山跨湖桥遗址中发现的类似高脚杯的圈足陶器，曾让大家对跨湖桥遗址的年代产生质疑。如今，比跨湖桥文化早2000年左右的上山文化，也出现了圈足器，上部与大口盆相似，底部装上圈足，有的还有镂空装饰。
第三个问题，通过遗物分析发现，桥头遗址的环壕修筑于上山文化时代，在跨湖桥文化时代废弃了。为何废弃？
回到器物坑之谜，考古学家们普遍认为，如此集中的器物坑出现，最大可能就是祭祀，或是其他仪式性宗教内涵、信仰表达，甚至有可能是对某种灾变现象的祭祀。
“桥头遗址的器物坑非常完整，应该是在一种突然的情况下被埋藏了下去。就像现在遭遇了台风突袭，桥头遗址也肯定遭遇了一场巨大的变故。”浙江省考古所研究员王海明认为，这巨大的变故很可能是遭遇了人类无法抗拒的灾害。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也提出来，器物坑的物品这么多，不像是被遗弃的，应该是遭遇了一场灾难。
桥头遗址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它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远古南中国。“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文明史，存在着北边一个世界，南边一个世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表示，对南边这个世界，随着考古深入，越来越多的信息将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中国南边的这个世界，在当时究竟遭遇了怎样的覆灭性灾难，有没有人幸存？如果幸存，先人们的后代如今又在哪里？
据悉，桥头遗址中心土台还将继续发掘，并扩大钻探范围。河对岸与周边，考古学家们将从更大的地理环境来审视桥头遗址。考古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的建设，也已提上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