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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三十五岁才结婚。
我长大后，父亲告诉我，我的母亲是贵州人。她来到我们村里要饭，被奶奶留了下来，到了第三天，父亲请了一些亲戚和村里人办了一场简单的酒席，那场酒席就成了他和母亲的婚礼。
父亲还对我说，那时母亲告诉他，她以前那个男人带着他们五岁的儿子坐拖拉机去镇里，拖拉机掉到河里，她男人和儿子当时就死了。真是祸不单行，男人和儿子出事不到半年，家里的木房子失火，所有东西都烧光了，她只好出来要饭。
父亲说，你母亲说的事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谁知道呢？不过现在想来，我还真应该感谢她，她给我留下了你，就这一点来说，她是个菩萨！
我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父亲说，母亲在我三岁时，和一个做柑橘生意的外地男人跑了。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父亲腰间总是挂着一个小酒壶，银灰色的，有事没事他就取下来嘬两口。有时他会喝醉，喝醉了就骂人。他骂得最多的是我那个早已远走高飞的母亲，骂她不要脸，没良心。
姐姐虽然只比我大了两岁，却要做家里的所有家务。她不但要做家务，还要喂鸡，喂狗，喂猪，放牛，还要打猪草，割牛草，每天像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
父亲喝醉了，有时也骂姐姐。姐姐总是埋头干活，一声也不敢吭。那时的我，觉得父亲很可恶，虽然父亲对我非常宠溺。
父亲从来不要我干活。我每天在外边玩，玩累了，就回家找吃的。父亲买了一些糖果藏在家里，都是给我吃的，姐姐不能吃。有时我会偷偷给姐姐一点儿，姐姐就摇头，说：“我不想吃，你吃！”
我知道姐姐在说假话，其实她很想吃。姐姐不吃，是因为她不敢吃。她怕父亲骂。
姐姐对我很好，每天晚上给我洗脚。我和父亲的衣服，都是姐姐洗的。我晚上起来屙屎屙尿，不敢一个人去房间外蹲茅坑，姐姐就打着手电筒在茅坑门口守着我。
有次我和村里一个男孩子吵架，被那孩子打伤了，额头上流了血，姐姐抄起灶膛前的一根吹火筒就往他家跑，追着他要打，要不是他妈妈拉住了姐姐，他一定会挨姐姐一吹火筒。
那次父亲不但没有骂姐姐，反而和姐姐破天荒地“站在了一起”。在父亲的交涉下，那孩子的父母给我家赔偿了一只老母鸡，并且向我父亲道歉。
姐姐对我说：“以后再有人敢欺负你 ，你就来叫我！”
那次父亲又喝醉了，骂骂咧咧了半天，恰好碰到在炒菜的姐姐打破一只菜碗，父亲捡起灶膛里一根正在燃烧的柴火棍朝姐姐扔过去，砸在姐姐光着的脚背上。
那一个多月姐姐忍着伤口的疼痛干活，我看了心疼，问她恨不恨父亲，姐姐摇头，说，妈妈跟别人跑了，爸爸心里难受，我不恨他。我们没有妈妈了，不能再没有爸爸。没了爸爸，我们就会受别人欺负，还有可能会去要饭，当叫花子。
我八岁那年上二年级时，姐姐才报名上一年级，那时她已经十岁了。每天她把早饭做好，我吃了就去上学了，而她还要把猪食煮好，喂了猪，喂了鸡鸭，把所有家务活做完才能去上学，所以她经常迟到。
姐姐说，每次迟到，老师都要她在讲台上罚站。她勾着头，不敢看讲台下的同学。有时，她背对同学们站着，老师喊：“转过去！”她装作没听见，老师再次大声地喊：“我叫你转过去，听不见？”
放学后，老师罚迟到的同学打扫教室，背诵课文，这样，姐姐回家时天快黑了。学校和家相距三四里路，而且都是山路，路边是很阴森的山林，还要经过两处坟地。
有一次她天快黑了回家，掉到了路边的一条深水沟里。她说她在坟地边看见鬼了，明明前面几步远的地方有个穿白衣服的女人，披着齐腰的长头发，一下子就不见了。她吓得拼命跑，一脚踩空，就掉沟里了。
她再也不愿去学校了。老师来家访，知道了情况，说可以对她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允许她迟到，不罚她了。但她下了决心，死活不去了。父亲说，老师你别费心了，不上就不上吧，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也没什么用。
我知道，其实姐姐是很想上学的。晚上我坐在灯光下做家庭作业，姐姐干完活就会凑过来，坐到我对面。我抬头时，总看见她一脸羡慕的样子。
我并不喜欢读书，喜欢玩。我对姐姐说：“你不读书，我也不读书了。”
姐姐却说：“你怎么能和我比呢？我是个女孩子，读书没有用。但你不一样，你是男孩子，要好好读书，将来长大了才有出息，不会让别人看不起我们，为爸爸争一口气。”
我搞不明白，姐姐才比我大两岁，为什么会懂得那么多呢？
十三岁那年，姐姐害了一场病。反反复复发烧，在村里打针吃药。后来不烧了，她却不再是以前那个伶牙俐齿、能干利索的她了。她的眼睛虽然还是原来那么清澈，却不会活泼机灵地转动了，看什么都是呆呆的样子。她的脑袋烧坏了，成了个智障人。
虽然她还能做简单的家务活，但经常把饭烧糊，炒的菜要么是没有放盐，要么就是咸得下不了嘴。随着我长大了一些，我把姐姐要干的家务活大部分揽过来。姐姐的样子，让我感到心疼。
他很懊悔，说：“都怪我，都怪我，当时要是把她送到镇医院去检查，而不是只在村子里治，她应该不会把脑子烧坏，变成现在这么一个傻子。还不是因为没有钱吗？”
病后的姐姐经常自言自语，又说又笑。她仿佛活在一个和现实生活完全不一样的只属于她自己的世界里。她和家里的狗说话，和牛说话。喂猪的时候，她和猪唠唠叨叨好久。
智障后的姐姐被村里人称作“傻姑”。她每天在村子里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跟自己说话，跟自己笑。
很快，姐姐身边就会围起一堆人。姐姐成了别人的开心宝。他们喜欢逗弄姐姐，像耍猴子一样，姐姐让他们天天开心，让他们哈哈大笑。
有一次我放学回家，看见一伙人围着姐姐嘻嘻哈哈，说说笑笑，有大人小孩，有男人女人，还有老人。
又有人说：“傻姑，只要你敢脱，我加一块，给你两块！”
我怒火中烧，像一只暴怒的狮子冲进人群：“娘卖x的，是谁在说？是谁在说？你们这些畜生，我打死你们！”
那时我已经上初二，长成了一个高高挑挑的十五岁的英俊少年。平时看上去温和文静的我，眼睛里喷射着冲天怒火。我忽然的暴怒震慑了在场的所有人，众人一下子全部散去。
我感到自己的心在滴血，平生第一次，为姐姐伤心地哭了。
我说：“姐，你以后不要再一个人在村子里到处走了，你看，他们都欺负你，就在家里好好待着，好不好？”
姐姐不怎么听父亲的话，却很听我的话。姐姐此后很少出去，没干活的时候，就一个人坐在家门口，不叫她，甚至可以坐大半天。
姐姐看似傻，却又似乎什么都懂。我每次身体不舒服，她都吵着要父亲带我去镇医院看病。
她对父亲说：“不带弟弟去镇里医院看病，弟弟也会和我一样变成傻姑。”
1987年，我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县一中，那是全县唯一的一所省重点中学。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告诉姐姐，我要去县城读高中了。姐姐咧开嘴笑着，比我还高兴，笨手笨脚地杀了一只老母鸡，说要为我祝贺。
每次放月假回去，姐姐都会蹦蹦跳跳跑到村口迎接我，像个孩子一样，一边跑一边大声笑着叫着：“弟弟回来了，弟弟回来了！”
有一次，姐姐把一叠零钱递给我，我接过来，数了数，一角的，两角的，五角的，还有一元两元的，一共是九块三毛。姐姐说，这是她在山上摘金银花卖的钱。
我向姐姐伸出大拇指，夸她很棒，可是她却一定要把那九块八毛钱给我。我不要，她就生气，伤心，流着眼泪，说我看不起她。
有一天，我正在上课，父亲来学校找我，说姐姐不见了。他说，也不知是昨天晚上还是今天早上走出去的，反正他早上起来就没看到她，他把整个村子里的人都问过了，都说没有看到她。村子周围都找遍了，也没找到她。
这个消息，给了我一个晴天霹雳。我感到问题很严重，说不定姐姐已经走了很远，不知在哪里迷路了，或者也有可能被什么人贩子拐跑了。
姐姐曾经离家出走过两次，都是因为父亲酒后骂了她。有一次她躲在村外河边的拱桥下边，有一次躲在村外的庵堂里，但我们很快就把她找到了。
第二天我和父亲去派出所报了警，回来的时候，却看见姐姐正坐在院子里自言自语。
邻居说，姐姐是被一个大娘送回来的。那大娘告诉邻居，早上，她起床后打开门，看见姐姐躺在她家门口一侧的柴堆上，睡得沉沉的……她把姐姐叫醒，问了姐姐是哪里人，怎么睡在她家屋檐下？姐姐答非所问，只说自己是桃花村人。
那大娘知道我们桃花村，也就五六里路。于是她要姐姐赶紧回家，可是她看到姐姐不是个正常人，脑袋有问题，不放心，便先让姐姐在她家吃了早饭，亲自把她送回来了。
好在姐姐碰到的是个这么好心的大娘，如果她碰到坏人了可怎么办？真让人害怕。
我想要亲自登门感谢那个好心的大娘，可是不知道怎么找到她的家，问姐姐，她说记不清，找不到，我也就只好算了。
我对父亲说：“你要是再骂姐姐，姐姐要是因为你出了事，我就不再认你这个父亲了！”
我说的是真的，因为那时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我用一双通红的眼睛瞪视着父亲，我想我那眼神应该会让父亲感到恐惧。
姐姐虽然脑袋有病，外貌却不差。不时有人来给姐姐做媒，父亲看了三个男的，都不同意。不是瞎子就是瘸子，反正都带了点残疾。父亲说，姐姐自己是个残疾，如果找个男人也是残疾，两个人都养不活自己，那将来怎么办？
我想，其实，父亲或多或少还是爱姐姐的。他骂姐姐，只是他心里太苦了。可是，他再怎么苦，她也是他的亲骨肉呀，也不能把自己内心的压抑和苦闷发泄到姐姐身上呀！
1987年12月，姐姐十八岁，嫁给了邻村一个比她大八岁的男人。男人是个泥水工，高高大大，五官端正，只是说话有点口吃，头顶上长有癞子。
可是，不到两个月，父亲去看姐姐，发现姐姐手臂上有被什么抽打过的痕迹，问她，她却只知道哭。父亲再撩开姐姐的衣服看，背上、腿上，好几个地方都青一块紫一块。
父亲把姐姐直接带回家，然后找派出所，找民政局，费了半年工夫，终于让姐姐和那个男人离了婚。
父亲每日烟酒不离，身体越来越差，白天黑夜不停地咳嗽。五十多岁的他，已经弓腰驼背、白发苍苍，脸上皱纹横七竖八。每次放月假回去，我都劝他把烟酒戒了。我发现他变了，即使喝了酒，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唠唠叨叨、骂骂咧咧了，而是沉默寡言地坐着，没过一会，头就低下去，眯起眼睛打瞌睡，涎水从嘴角挂下来。
总之，父亲象一辆正在下坡的失控的汽车，快速地奔向衰老。
父亲说：“我随时都愿意去死，可是，我死了，你姐姐怎么办？是我害了她。有哪个男人能让我放心把她交出去？如果当初我让她好好上学，对她像对你一样关心，不让她干那么多活，如果她小时候那次发烧，我从一开始就把她送到镇医院去检查，她就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她这一生，都是我耽误的。”
89年9月，我上高三了，不到一年就要参加高考了。那年的寒假，离过年还有几天，村里一个婶子带了一个陌生男人来到我家。陌生男子三四十岁，长得很矮小，穿一身皱皱巴巴的西装，戴一顶鸭舌帽子，说一口外地话。
我一见就知道八九分了，村里的婶子是来给姐姐说媒的。
父亲把我叫到一边，问，你看这个男人怎样？我说，这么老了，你应该叫他弟弟！而且，身体矮小得像个小人，可能只有一米五吧？你放心把姐姐交给他？
父亲却很高兴，说，这个人年纪是大了点，三十六了，比你姐姐大十六岁，但是，年纪大一点，对你姐姐可能会更好一些，懂得关心人。我不也比你那个妈妈大了十三岁吗？重要的是，人家头脑灵活，做生意的，会赚钱，虽然不是大钱，但养家糊口是没有问题的。再说了，你姐姐这个样子，还能挑个什么样的呢？有一点不好，就是地方有点远，出了我们本县，一两百里路呢。
父亲说得很有道理，我找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但道理归道理，我心里还是堵得慌。
我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姐姐，为姐姐祈祷，祝她好运，祝她好命，但愿这个矮小的男人是姐姐从此安身立命的依靠。
姐姐出嫁那天，我请了一天假，匆匆赶回家里。姐姐见到我，呜呜地哭，说不想嫁那么远。她要我送她去，可是路途那么远，我正忙着高考，是没法送她的。我答应等考完大学，我就去看她。
姐姐上了车，还把头伸出车窗外，脸上哭得稀里哗啦，伸出手紧紧抓住我的衣袖不放。
90年夏，我考上了军医大学。上军校不用花家里一分钱，每个月还有津贴，为年老体弱的父亲卸下了一份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