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贴文,提到一个沉重的话题:“美国的犹太人和香港人的智商明显领先。智商似乎和一个民族的文明是相关的。”这段话当然出自多个国际组织的多年智商评估,证据确凿,无可反驳。与这段话互相印证的是,香港人的预期人均寿命也是全球最高的。一个聪明的群体,当然会是富有的和享受相对完善的医疗保健和社会福利制度。我想补充的是,香港人与犹太人不一样,这个群体来自中国的各省,遗传学上称不上为一个民族。大多数香港人来源于广府地区,大约10%来属于闽南,剩下的来自全国各地和其它国家。香港回归时,其人均收入超过英国,为大英帝国从海外殖民地撤退时,唯一的例外。同样为“炎黄子孙”,香港人会更聪明,岂不怪哉?
未到香港前,我同许多人一样,会想到香港人的聪明是因为大都市的熏陶和商业竞争的洗礼。“八九民运”以后,我第一次搭飞机降落启德机场。那个机场当时是全球最繁忙的空港,可跑道狭小,群山环抱,降落升起真是险象环生,可启德一直保持着最安全机场的美誉。管理良好有序,忙而不乱,这是香港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从那以后,在中美港三地游荡多年,许多朋友一直希望我谈点香江,从她的变迁到回归后的变化。从此话题开始,我将从各个领域,包括衣食住行,一一介绍香港的百年变化,和其在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角色。
到港第二天的上午,我急切地来到尖沙咀码头,在细雨中,欣赏着维港对面的建筑和和其上面的各类国外商业广告,她的景色确实令人震惊。第二周,我去大陆探亲访友。可能是维港的印象太深了,我开始注意到早已存在的,广州火车站楼顶上的巨大荧红灯广告:“爱我中华,爱我广州”。不明白,为何自己过去视而不见。路过深圳,发现也是一样的,在国贸中心顶上竖起了“爱我中华,爱我深圳”,全城都看得见。一路上,我一直想着粤港两地的差异。一个到处宣传真爱己假爱国的地方,却让我早已感觉麻痹。而另一个世界为啥不需要这样的宣传?是自信,无知,还是文化的沙漠?同大多数人一样,老实说,我当时对香港的认识仅限于有限的官方报道。
几天后,我从罗湖桥再次进入香港。在入境的第一步,一个约三,四米高的屏风挡阻了正前方,剩下两边可单人经过的通道。上面写着八个巨大黑色白底粗体字,非常抢眼:“香港境内 严禁贪污”。我差点雷到了,赶紧饶了过去。每一个进入香港的人,想视而不见这八个字,根本不可能。我猜想,一定有人看见会很不舒服,到处抗议过。在地铁站换车时,又看到花坛拼成的几个大字:“公平 公正 公义”。回归前的某天,那八个门口大字就悄悄不见了,因为是一国了吧?但香港社会对贪腐的零容忍态度,整体来说却丝毫未变。市民绷起了神经,似乎用放大镜天天检视着中港政府和每个官员。许多国内民众至今还看不惯香港的踩过界。但聪明人明白,智商高的社会就是一个公民的社会,大嘴巴的社会。如今经济起飞,许多国人腰包鼓了,再也听不得香港的说三道四。“逢中必反”帽子的源头,大慨就出自那八个门口大字,但没人想说出来它的历史。
待的时间长,相处的人多了,我重新得出了结论。香港人的聪明,确实如上面所说,来自于文明社会的培养和市民同世界的接轨。与此同时,香港也保留了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习俗,尤其在新界地区。西方大学的研究生要写晚清和民初的农民社会,很多时候得去香港找。中港两地最大的差异,就是两地民众的文明程度,和其对自由法治社会的期盼态度。中国当然有进步,说不是香港当年的带动,我根本不信。如今广深等地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大广告已经达到了泛滥成灾,污染视觉的地步,而贪腐之风却未见根本好转。华而不实,口是心非的宣传,常让来往于粤港俩地的港人摇头叹息。
推翻帝制,北伐,到开放等大事件都发生在南粤。一百多年来,香港的文明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与时俱进,并影响着大陆的现代化进程。同百年前比,香港社会的公民化程度与大陆进一步拉大了距离。两地生活的比较,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共识:党国封建贪腐文化窒息了华人的思想,也是阻碍正常人思维逻辑和智商发展的的毒药。香港人见识多广,深知大陆社会腐败的根源是拒绝普世价值和世界文明的真谛。香港的年轻人,虽生长在红旗下,而自由和民主的呼声却越来越高涨。现在和可见的将来也不会例外。年轻人同上一代一样,充满了激情,而且比老一代更关心政治和未来。百年来,这个社会认清了现代文明与贪腐文化的区别,看准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死理。这里不妨回顾一下孙中山当年的演讲,看看当年既是香港人也是美国人的“国父” 智商。
1923年2月20日,孙中山用英语在港大发表演说:题目是“革命思想的诞生”。他开头便说:“我心情有如归家,因为香港与香港大学是我知识诞生之地。。。”
「略云:此次返香港,如返自已家鄉一式,因為從前在香港大學讀書,其教育是在本港得來。今日乘此時機,答覆各位一句。此句云何? 即從前人人問我,你在何處及如何得到革命思想 吾今直言答之:革命思想,從香港得來。回憶三十年前,在香港讀書,功課完後,每出外遊行,見本港衛生與風俗,無一不好,比諸我敝邑香山,大不相同。吾於每年放年假,必返鄉二次,每次約數禮拜。覺得在鄉間在本港,確大不相懸別。因在鄉間要做警察及看更人方可,因斯二者有槍械在手,晚上無時不要預備槍械,以為防備之用。由此可想到香港地方與內地之比較,因為香港地方開埠不過七八十年,而內地已數千年,何以香港歸英國掌管,即佈置如許妥當因是返香山與父老斟酌,各父老莫不謂然。吾有一次返鄉,遂主張由我個人發起親自灑掃街道,為清道夫。(哄堂及鼓掌)。在村內有多數少年,贊成如此做法,極有進步。後面見香山知事,解明來意,欲仿效香港,整頓地方。知懸亦喜,且云:極願幫忙。不幸放假完滿,再要返港。迨第二次返鄉,欲再求縣官幫助,始悉縣官已離任多時,其缺己為繼任者用五萬圓購買之。此等腐敗情形,激起我革命之思想。又見香港之腐敗事尚少,而中國內地之腐敗,竟習以為常,牢不可破。始初以為我敝邑香山一縣如是,及後再到省城,其腐敗更加一等。
「由此想到中國之官,勢位越高,貪念越熾,所以北京各處,更有甚焉。吾曾與英國之西人朋友閒談,僉云良好之政府,並非與生俱來,須人事造成之,數百年前,英國官僚多係腐敗,迨後人心一振,良好之政府遂得以產生。由是吾之革命思想愈堅,深知如中國無良好政府,辦事必不能成。迨畢業而後,在社會行走,遂毅然決然,脫離醫學,而轉以救國為前提。惟是革命以來,亦有多少人反對,且多加以譭謗,不明我素抱之宗旨,且疑我為激烈派。惟吾人之宗旨,無非欲得好政府而已。雖然,中國革命以還,十二載於茲,不特無甚進步,人民之苦更深,因是有少數人,且欲恢復帝制。但須知,民國係以民為主,故稱為民主國,人人皆有一份,不容放棄者也。民國現時廢除帝制,如拆了一間舊屋,其新屋尚未建築完竣,而一有風雨,居民受苦倍深,此勢所必然者。但將來必有完竣之一日,不有艱苦,何能底於成。吾之所以百折不回者,無非為一勞永逸計,為大眾謀將來之幸福計耳。(大鼓掌)。
「有等西人,亦曾向余問及,何以中國反正後亂事多過從前,吾祗答以緣故極多,現在革命事業只行了一半,譬如香港山頂,有一大石,由山跌下,至半途為樹枝所阻遏,不能一直跌下,而樹技終有枯之一日,障礙物既除,大石自然跌到平地,吾所抱之宗旨亦如是耳。無論若何艱辛,一定要革命成功。(大鼓掌)。中國有一良好政府,我心願已足。現時香港有六十餘萬人,皆享安樂,亦無非有良好之政府耳。深願各學生,在本港讀書,即以西人為榜樣,以香港為模範,將來返國,建設一良好之政府,吾人之責任方完,吾人之希望方達。極望諸生勉之。云云,孫先生演說既畢,忽有學生五六人,將孫先生抬起,直抬出頭門拍照,一面步行,一面揭帽歡呼。孫先生亦揭帽答禮,歡聲震天,至一點方散會。孫仍乘摩托車返楊西巖住宅,駐節。聞定今天(廿一號)搭船上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