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dof2021-05-05 03:56:48

万维钢的精英日课第一季的听书后感。 挑些触动我的文字来加强记忆。

6. the end of average: how we succeed in a world that values sameness, written by Todd Rose

根本就没有什么标准人。人和人的身材各不相同,而大脑那就更不一样了。平均人,标准人,这些概念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在19世纪最为流行,当时强调的是流程化和标准化。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是一个强调个性化的时代。

标准无用。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历史上曾经有个时期,做螺丝钉非常光荣。

Adolphe Quetelet, 阿道夫.凯特莱,1796-1874,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社会问题,被视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牛顿。平均人,就源自于凯特莱。BMI,就是他的发明。

Francis Galton, 弗兰西斯高尔顿,1822-1911, 英国人类学家,发展出一系列人格测验的方法,想通过考察个人相对于平均水平的差异,来把人分为高中低档。高尔顿发明了一个统计学上特别重要的概念,相关性。

用凯特莱和高尔顿关于"平均人"思想改变世界的是以下两位实干家。

发明了泰勒制工作法的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 人要适应系统,而不是系统为人服务。 今天的白领可能认为标准人挺土的,但是对当时文化程度不高,无组织无纪律的粗人来说,变成标准人,可是对自我的提升。人力资源部,这个概念就是泰勒发明的。还有,经理这个职位,也是泰勒发明的。泰勒提出,作为工人,你应该每天问自己两个问题, 我的经理是谁?他给了我什么任务?

平均人思想在工业界大获成功,必然也会影响到教育界。美国普及了高中教育,这种高中教育的目标,就是给泰勒制工厂提供标准工人。Edward Thorndike, 爱德华.桑代克,教育界的实干家,发明了各个学科的标准化考试,整个现代教育大工厂干的不是启蒙,不是培养人才,传播知识,而是把人分类,大部分人去泰勒制工厂当工人,一部分人去当经理。人,在这个体系中只不过是个劳动力,是个生产单元,是个工业品。

大公司,NBA球队怎么能用一个数字来代表一个人呢?因为他们高估了人的各项技能之间的相关度。 

在很多心理学家看来, r 等于0.3就足以说明两个变量之间有相关性, 甚至能暗示两个变量之间有因果关系。 但是没在真正的统计学家看来,只有当 r 大于0.8,才能说两个变量,高度相关;如果r 小于等于0.4,只能说这是弱相关。

人的各项指标之间,却是若相关的。人,在本质上是不规则的(用雷达图、蜘蛛图表示的话)。在一定门槛之上,再看学业成绩就没什么意思了。 球队需要的并不似全能型选手,而是不规则的人才。

人的性格和行为的相关系数,很少能够超过0.3.

预测一个人的表现(特性派)不能只能特性,也不能只看他所处的形势(形势派),而应该将两者综合考虑(情境派,, Yuichi Shoda)。最科学的方法,是考虑一个人的 if-then signatures.

谁谁有什么样的性格,这种做法恐怕已经过时了。 可能习惯就是广义的性格,性格就是狭义的习惯。由此,可以推导出人的性格可以改变的。

学习的快慢,并不是一种特性,而是去情境有关的。

每一条路,都是少有人走的路。不同的人走不同的路,最后都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才是正常的。

 

 

 

 

 

 

 

黄仁宇 wikipedia

提出“历史上长期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数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等概念,强调技术,以实证主义从技术角度谈论历史,避免产生基于意识形态的争执。这种观念被称为大历史观(macro-history),与英美常用的微观剖析历史方法不同,强调不通过对历史人物生涯探究和单一历史事件分析来研究历史,而是通过对当时历史社会整体面貌分析和把握进行历史研究,掌握历史社会结构特点。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主张不探究历史人物之善恶忠奸,不应该批判历史之善恶,尽管其本身难免流于翻案文章,他与李约瑟将这一主张称为技术辩证;黄仁宇把他们放到整个明代社会框架中研究,强调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背后的逻辑关系政治文化构架。

“大历史观”指出,时代之宏观走向及发展状况,是由无数社会和物质上各种因素共同堆积起来,历史舞台上某一“关键角色”往往只是一个“角色”,让任何人来扮演都可以,为众人所熟知的著名历史人物只是正好在那个时间踏上舞台,坐上历史早准备好的空缺“角色”席,历史人物的作为也无法超出地理、科技、社会结构等方面的“技术性”条件。在《中国大历史》中,这一观点尤为鲜明,例如谓中国版图架构形成,“当中无可避免有其地理历史因素在,有二千哩容易被人侵犯的地方,中国不得不构成一体……”。

政治方面,他主张中美开展贸易,以促进互相了解,但贸易不应成为刻意影响对方的工具。他相信,全球化的力量不可阻挡,随着中国完成对下层村镇社会的改造,中国将可融入国际体系。他亦支持国共和解,放下意识形态的歧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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