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知识、科学、思想最大的尊重就是让思想自己有定价权。确立思想价格的唯一途径是市场。市场不仅可以扩展思想产品的认知度、增加其活跃度，还可大大激发思想和创新的原动力。

郝一生/文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30年缔造的“世界工厂”，保障了中国90%的就业和收入举世瞩目。今天，这条路或似已接近了拐点。

经济增长出现减速，生产企业开始外迁、外商投资纷纷转向，机器人时代在带来更高生产率的同时也对就业形成压力。面对挑战，未来决定国家命运的基石是什么呢？

中国的优势还剩什么

2002年中国就有大约1亿名生产员工，是同期的美国（1700万）、日本（1200万）、德国（850万）、加拿大（230万）四国生产员工总和的2.5倍。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工厂，主因是中国制造业的综合成本最低。

时过境迁，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之后，中国的各项优势和红利受到了挑战。近来，许多人都在为中国巨型资本的外流而震惊，从首富李嘉诚的部分撤离中国，到玻璃大王曹德旺10亿美元美国设厂；从马云布局欧美市场，到生产全球40%消费电子产品的富士康投资100亿美元在美国威斯康辛州建LCD制造工厂，许多元器件生产商也自然会跟随。

这背后，最终是由于中国国内的投资（扣除物价因素）毛利率，已经从2004年高点的18.89%，下降到2015年的0.17%，11年中下降了11倍，已近乎于零。

同时按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总税率（企业税费、强制缴费占商业利润的比例）”指标计算，2013年中国企业所承担的总税率为68.7 %，不仅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也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泰国和南非。

人工、土地、资源、税赋优势也在逐一渐逝。

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小时工资在2005年至2016年间翻了三倍，达到3.6美元，而同期巴西制造业的时薪从2.9美元降至2.7美元，墨西哥从2.2美元降至2.1美元，南非从4.3美元降至3.6美元。人口红利和廉价劳动力优势或一去不复返了。

2016年中国主要城市每平方米的平均地价1590元，比2004年的1145元涨价了38.9%。毗邻东京的千叶的工业用地地价为每平方米3.84万日元（2334元），而天津津南区一级工业用地地价每平方米350元，比2000年上涨了约3倍。

高铁是中国的骄傲，但高铁的核心技术大多来自国外，其中从西门子进口的原装零部件占总金额近50%，就连车辆上的防松螺钉也100%来自日本；其他与国防军事等相关的许多尖端技术，发达国家都拒绝向中国转让，如全球最大芯片光刻设备市场供货商阿斯麦（ASML）的EUV光刻系统；至今，中国的大型飞机发动机还要靠引进俄国十年前的技术。

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是靠技术引进、购进设备甚至“山寨”完成的。而山寨总会有一个边际，当中国的制造业和科技水平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时，单靠照搬别人实现的增长，总会达到一个临界拐点。

就科技而言，紧随头羊的羊和头羊是两种动物。前者是无数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后者则是整个种群生死存亡的开拓者。

思想文化产业链

中国的未来需要一个思想文化产业。

万众创新无疑是重中之重。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推广一批具备复制条件的支持创新改革举措，为创新发展营造更好环境。

中国人口是美国的7倍，而美国2015年的申请专利57385项，几乎是中国29846项的一倍。1901年至2014年的诺贝尔获奖者中，美国320人（其中物理94人、化学69人）居榜首，而在自然科学类中国获奖者寥寥。犹太人139人获诺贝尔奖、日本23人。

在全球创新企业TOP100中，日本有40家、美国35家、法国10家、德国4家、瑞士3家，而中国寥寥。

虽然思想本身也是资产，但思想只有与资本结合才会创造新的资产。仅靠创新，思想产业还难成大业。创新和尖端科技需要一个完整的思想产业链来维系。从娃娃开始的“创造性教育”，到科研机构与产业的结合；从思想市场到创新投资；从基础研究到引进尖端人才。

某种意义上说，鼓励创新就是培养异端。首先，创造性教育是思想产业的基础。虽然天才无法生产，但创造性是可以培养的，创造性教育可以提升一代人、乃至一个民族的创造性水平。因此，创造性也要从娃娃抓起。

貌似荒诞的一个“意念方舟”游戏，向人们展示了意念是一种能量，这种能量不仅可以释放，而且可以转换、借助和聚合。这就提示我们：人类的思维也是一种能量，它的培养、训练、有效的激励、组合、碰撞都是创造力养成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遗传仅提供天才的根基，而根基之上的大厦能筑起多高，要靠后天的养成。

“中国学生数学水平很高，要比英国同龄学生领先三年左右。”英国教育专家尼克·吉布为此感到了压力。这种差距在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几乎普遍存在。为了不让其他同学比中国来的学生显得太差，加拿大多伦多的一所中学甚至宣布取消数学考试。

中国的扫盲运动和坚实的基础教育功不可没，它夯实了世界工厂的基础。问题是，直面机器人全自动生产时代，中国目前的教育体系能够满足未来创造性产业的要求吗？

实际上，对创新时代而言，中国的教育体系最短缺的可能是“创造性教育”。思想和创新是可以训练的，创新教育就是培训创造性思维的过程。像足球和围棋一样，创造性教育也需要从娃娃抓起。国务院已经提出中小学要设置人工智能课程，以使中国在2030年发展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有效的训练可以大大提升有效思维的效率，推高创造性思维的能量转换率，爱因斯坦称之为“思维试验（thought experiment）”。

创造性还需要思想的碰撞。温度降到0摄氏度水依然不会结冰，但此时只要发生轻微的震动水就会迅速结冰。对创造性思维而言，这个震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思想碰撞。犹如火镰擦出的火花可以点燃柴薪。创造性思维的基本土壤是自由思想和思想碰撞。思想的自由度与科技创新水平成正比、思想碰撞度与科技创新的深度成正比。

思想也会产生共振（临界人数约144000人），一旦形成思想共振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但是，思想共振后形成的共识又会反过来束缚人们的意识，这时候继续创新就需要像爱因斯坦“从来不信权威”的挑战者的勇气和胆识。

创造性需要投资。中国7000多家企业研发项目平均投入的调查表明，投入500万元以上企业仅占4.1%。企业研发周期2年以下67.3%；而3年以上进行长期研发的占6.2%。《2014年度中国有效专利年度报告》显示，国内发明专利平均维持年限仅3.8年,真正达到最长维持年限的发明仅占0.02%。

对知识、科学、思想最大的尊重就是让思想自己有定价权。确立思想价格的唯一途径是市场。思想和创造不值钱，或因种种原因被低估，它们就不可能得到尊重。

培育思想文化市场

今天，计算机出色地完成了符号逻辑推理，并开始具有“学习功能”，便简单的计算和存储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最终实现了在棋类中难度最高的围棋“阿尔法狗”超过并战胜了发明自己的人类，不足半年具有强化学习功能的AlphaGo Zero又以100%的胜率战胜了阿尔法狗。于是，“电脑思维”、“电脑设计和创新”、“选股机器人”等过去不可想象的事情相继问世。

诚然，电脑CPU的运算和逻辑思维速度和创造力，这种能力与其他设备的结合，也许有一天会超过人脑1010的神经元间的生化学反应，但最终决定机器人命运的还是人脑的进化。

思想物化的具体形式就是思想产品。将来任何技术进步的构思、创新设计、新产品开发方案等，在没有形成新的产品之前，首先就应成为思想产品。

让这些思想走进“思想超市”，可以像其他任何商品一样公平交换、交易、甚至竞拍，也许才会迎来万众创新真正的春天。

“没有君子不养艺人”，胡适以慷慨资助了林语堂、吴晗、罗尔纲、周汝昌、李敖、沈从文、季羡林、千家驹等一代大师传为佳话，但这毕竟是一己之力。未来要造就一个伟大的创新时代，需要一个宏大的思想产业链，需要一个焕发创造力的教育体系、思想市场、创新激励机制和一系列相关制度。国运系此，不可不只争朝夕。

创造性教育需要公共资源。欧洲最具创新性的100所大学中（路透社排名），第一名是比利时的鲁汶大学（KU Leuven），这所近600年历史的学院年研究经费超过4.54亿欧元（德国在这100所大学中占23席；而第5和第7名在瑞士）。

所谓资助科研，就是让那些尖端科技急需的冷门不冷、“冷板凳”不那么凉。对于创造性人才而言除了市场，还要靠国家出钱去奢养。其中，高额奖金悬赏解决尖端技术难题亦相当有效。1733年飞梭革命造成纱荒后30年，纺纱机还是未能问世，1761年英国准政府机构“艺术与工业奖励协会”两次悬巨赏5000英镑（约相当1600万元人民币）征求纺纱机，三年后的1764年珍妮纺纱机终于破土而出。

思想和知识的成长离开市场，就是一句空话。市场不仅可以扩展思想产品的认知度、增加其活跃度，还可大大激发思想和创新的原动力。市场不仅可以激活思想和科技，而且可以引导科研的导向，不至因附庸权贵或金钱偏离方向而事倍功半。市场也会出现短期偏差，但最终会保证整体最优。因为，目前还没能证明什么比市场对激发创新更有效。

屁股决定脑袋。思想和创造者也要生存，但当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思想的时候，他们的脑子里很可能就会越来越偏多柴米油盐。

思想文化产业时代的经济学难题

机器人时代的财富和价值是谁创造的、资本是否也会剥削机器人？资本与脑力劳动之间如何分配收益才是公平、才能最大限度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呢？这都会触碰到价值论等经济学最核心的理论问题。

即便有一天机器人和全自动生产工厂全面取代了一般劳动者，也不会动摇劳动价值论的根基。因为即便在全自动机器人时代，人的劳动依然如故，只是脑力劳动大量取代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的占比越来越大而已。

虽然“劳动价值论”本质上是正确的，但200多年前的经济学大师们由于过分偏重劳动的决定性意义，使忽视资本同时参与价值创造的经济学理论成为主流。

资本是钱（一般等价物），所以资本也是等价的劳动。资本和财富不过是既往劳动的一个符号，资本所有者手中的财富，没有哪一分钱是天上掉下来的。因此，只要资本与劳动按照各自的投入进行分配，就不存在所谓的剥削。反过来说，如果资本确实残酷剥削劳动，思想及其产业的发展也会受到遏制。

那么，劳动与资本权益分配怎样才算公平呢？

其依据就是同期劳动和资本各自投入的劳动量。因为GDP=L+p（GDP=L法人收入legal person+p个人收入personal income），故资本与劳动各自的投入为（I投资×α折旧率+W平均工资×l劳动者数），其比值构成“劳资投入比”：Bi=Iα／Wl；同时，劳动与资本的收入有“劳资收入比”：By=Iy／Wl。

这样，Bi（劳资收入比）与By（劳资投入比）间的比值就成为“劳资权益均衡点”，即B=By／Bi=1。就是说，当该比值＞1时存在资本剥削劳动；相反当该比值＜1时劳动在盘剥资本。劳资权益均衡点越接近1，资本与劳动的权益分配越公平。

现实中1980年以来的日本，劳资权益均衡一直小于1，这意味着此间劳动一直在更多地侵占资本的权益，而不是资本剥削了劳动，区别只在于不同时期侵占的程度不同。

让思想展翅飞翔

弗莱克斯纳之伟大，不仅在于1933年他毅然决定给予爱因斯坦本人期望值6倍的待遇，而是他创立的跨学科思想乐园“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Princeton）”。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没有各种行政委员会，没有例行公事，教授们甚至没有任何教学任务。爱因斯坦和那批20世纪最优秀的科学家：维布伦（O. Veblen）、亚历山大（J. Alexander）、冯·诺依曼（J. von Neumann）等，在这里端着咖啡到处找人海阔天空地“闲聊”。

当很多人抱怨花巨资请来的科学家们每天无所事事时，弗莱克斯纳给出了著名的回答：我希望爱因斯坦先生能做的，就是把咖啡转化成数学定理，未来会证明这些定理将拓展着人类认知的疆界，促进着一代代人灵魂与精神的解放。12年后，美国第一次成功的核试验开启了人类的原子能时代。

也许对创造性而言，比奥数和填鸭式教育更重要的，是哲学思想的科普。几乎所有科学领域最高级别竞争的胜负，往往决定于对手之间哲学水平的差异。划时代的伟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1905年26岁获得的却是苏黎世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同理，上世纪50年代以及“文革”期间的“学哲学”运动，也许对今天中国整整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就有着举足轻重的深远影响。

4G网络比3G快了十几倍，即将到来的5G将再比4G快100倍，人类科技和创新几乎是以mc2的速度在飞跃，将来还会出现什么呢？也许会有最终电脑在科技和经济领域的创新和创造力，接近甚至超过人类，但已经有科学家证明电脑永远不可能超过人脑，但只要电脑能够在不断提出更有效的解决方案中和方式方面胜过人脑，我们还何求之有？

无论何种制度，社会都应鼓励思想开放，否则国家将失去前行的能量而最终陷于停滞，最可畏惧的不是科技落后，而是试图为思想套上桎梏使它不能展翅飞翔。因此，禁锢思想也许就意味着禁锢国家的未来。

从1733年的飞梭问世算起，人类的工业文明至今不过300年，再过300年，今天人类还在从事的几乎所有体力劳动，多将被全自动机器生产所取代，到了那个时候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们用什么赢得未来？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资本金融计量中心主任，编辑：许瑶）

（本文首刊于《财经》年刊2018：预测与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