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萧西之水

《雨中岚山》诗碑，现矗立于日本京都西北的嵯峨野龟山公园内

“雨中二次游岚山，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娇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娇妍”。

1919年4月5日，青年志士周恩来结束日本求学生涯，准备归国投身革命。途经京都岚山，小雨簌簌，不由得诗兴大发。

对于周恩来而言，日本是一个具有特殊感情的地方。这是他第一次到访外国，也是居住时间最久的外国土地，甚至最初接触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思想启蒙，也是通过京都大学教授、日本共产主义者河上肇的书籍与讲堂完成。周恩来虽然有生之年再未踏上日本国土，却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核心人物。

1956年10月8日，周恩来（左一）在负责经济工作的南汉宸（中立者）陪同下，出席日本商界友人的酒会

“中日两国人民如果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这将大大有利于两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1952年6月，周恩来接见日本客人，首次向处于冷战对立面的日本提出通商贸易的希望，这也是中国意在打破美国霸权封锁、在太平洋方向拓展对外贸易的重要布局。

由于美国意欲树立蒋介石政权为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在1951年9月《旧金山和约》签订时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让“中华民国”政府签订，意在从国际法上确立法理基础，将新中国挡在国际社会之外。

面对美国的横加干涉，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两度发表声明，指出《旧金山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绝对不能承认的”。但与此同时，周恩来也指出，“中国人民是愿意与日本人民和平相处，友好团结，以保障远东和平的”，这就为中日民间外交打下重要基础。

1951年底开始，周恩来授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给日本经济界写信，邀请对方参加1952年4月在莫斯科举办的国际经济会议。得知消息，日本国会议员高良富、帆足计、宫腰喜助不顾日本政府禁令，率领“日中贸易促进会议”等经济界人士转道前往苏联，并在返程时专程来到北京，签订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到1958年，中日接连签署四次贸易协定，甚至允许互设通商代表部，中日贸易关系逐步火热起来。

然而1957年，反华亲美的岸信介内阁上台，日本对华政策也改为“政经分离”：积极开展对华贸易，政治上依旧以台湾当局为“合法政府”，不考虑中日建交的可能性，为中日关系蒙上一层阴影。

1958年5月3日，中日两国贸易代表团在长崎举办中国邮票、剪纸、丝绸展览会，并在会场上悬挂五星红旗。台湾当局联络日本右翼分子冲入展会，将场内悬挂的五星红旗夺下。事后日本法院拒绝以“毁坏外国国旗罪”判处，仅以“器物毁损罪”判处罚款。

由于日本政府拒绝道歉，5月11日起，中国宣布断绝中日之间一切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好不容易建立的中日贸易纽带又不得不暂停下来。8月，廖承志会见来访日本社会党议员佐多忠隆访华，告知打开中日紧张关系的六项条件，重点强调“政治三原则”：日本“终止对北京的敌视政策”、停止制造“两个中国”阴谋、不要阻碍中日关系正常化。

1957年4月，毛泽东主席会见由浅沼稻次郎（前排左六）率领的日本社会党亲善使节团。

尽管日本政府的态度反复无常，但周恩来对日本人民加以照顾的感情依然故我。1959年2月，周恩来提出“我们对日本人民是友好的，对它的经济困难是同情的。中小企业中确因贸易中断而发生困难，如有进步团体介绍和保证，个别来往，数量又不大，可以考虑，但是不能为日本政府所利用”。随后一年间，在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总评）介绍下，部分日本团体顺利在中国开启贸易。

不仅是民间人士，对于寻求中日友好的政界人士，周恩来也大为欢迎。

1959年3月，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访华，这位因嗓音洪亮而在日本得到“火车头人”绰号的左翼议员明确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并提出“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虽然这番态度遭到日本社会党内部反对，他本人更在1960年底遭到右翼分子刺杀，但他的勇敢论断得到中国政府的赞赏，遗孀浅沼享子日后来华也得到周恩来的接见。

除去左翼政党，对执政党自民党的中左派势力，周恩来也一直加以交流。从1958年8月开始，周恩来就亲自写信邀请自民党议员石桥湛山、松村谦三访华。石桥湛山在战前反对“大日本帝国”理念而提出“小日本主义”，要求放弃殖民地，停止侵略，战后加入自由民主党并短暂担任首相；松村谦三自小学习汉文典籍，对中国有深厚感情，他意在建立“环日本海产业圈”，强调与新中国建交的重要性，是压制岸信介内阁的重要力量。受到周恩来邀请，石桥湛山、松村谦三在1959年10-12月访华，确认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善两国关系。

将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区别对待，将党派归属于政治家个人区别对待，这一工作思路也正是来源于中国的外交主要策略，即在国际上反对美国霸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