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发布时间：2006-05-23 13:34
近代中国的租界变迁
文/马长林
近代中国，1845年至1943年期间在上海等城市存在的租界，是鸦片战争后不平等条约实施过程中的产物。由于外国列强在中国特权的不断扩大和清政府腐朽无能，租界从外商集中的居留地演变成外国列强对我国进行侵略、掠夺和殖民统治的基地，成为“国中之国”。租界所表现出的中国主权的丧失，一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耻辱。与此同时，大量西方侨民入居租界，给当时落后的中国社会带来了煤气、自来水、电灯、电话、电报等新器物的应用和城市公共卫生管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城市管理的制度和方法，这些包含着先进技术和理念的西方文明的传入，既影响了租界所在城市的近代化发展，也引起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在租界已经消亡半个多世纪之久、中国正以高速发展和崭新面貌展现于世界之时，回顾租界在近代中国的百年变迁，确实能够引发很多启迪。本文试以上海租界为典型，兼及全国，将旧中国租界的历史变迁作一概览。
上海租界的辟设和扩张
1843年11月8日，根据《南京条约》及其附约的规定，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带着随行人员来到上海，发出告示，宣布上海正式开埠。两年后，经过巴富尔同上海道台谈判，包含23条有关英国商人如何在上海外商居留地内租地造屋进行贸易等内容的《上海租地章程》公布。章程将上海老城厢之北黄浦江江边一块面积为830亩的土地划作英国商人进行贸易的居留地，这便是上海也是近代中国第一块租界。按照《租地章程》规定，租界内华洋分居，华人不准入内居住，因此租界内居住的主要是洋人，人数很少。1853年小刀会起义使租界这一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小刀会起义军占领上海县城后，大批华人进入租界避难，造成租界内华洋杂居。这一态势引发上海租界的历史走向急剧变化。首先是1854年英国驻沪领事等以租界内华人难民众多，危及治安为由，促动租界管理机构工部局建立，开始了外国侨民对租界的实质性管理。从此之后，工部局作为上海英租界（后为公共租界）管理当局，进行设立警察机构、向租界内华人征税等事务，并逐渐同上海地方官府分庭抗礼。其次是大量入居租界的贫困难民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而一部分富裕的绅商则带来资金和各种消费需求，这一切促使租界内各种行业得到发展，上海租界日后的繁荣由此打下基础。
随着租界内人口增多，一部分富有的外侨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惯，从租界中心区搬到近郊，但很快，外国侨民来到哪里，那里便越界筑起了道路，不久道路沿线由工部局进行管辖。租界当局同时以已有租界区域人口密集为理由，通过外国驻沪领事甚至公使团向中国官府施加压力，交涉扩界。昏庸无能的清政府官员，面对租界当局咄咄逼人的扩界要求，多数情况下是应对软弱，无奈同意。就这样，上海公共租界自1845年辟设后，经过多次扩界，到1899年，面积达到33503亩。不仅如此，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还通过越界筑路，使受其控制并征收捐税的区域面积达到4.7万亩。而上海法租界也以同样的方式，从1849年时的986亩扩张到1914年时的15150亩。上海租界由此成为全国设立时间最早、面积最大的租界。
从市政管理走向全面管理
上海租界设立之初，由租地外侨推选了道路码头委员会，负责租界内道路码头等设施建设资金筹措和实施。此时的道路码头委员会，其管理对象是租界内市政工程和有关经费，并不涉及对人的管理，因此纯粹是一个负责市政建设的机构。1854年英租界工部局成立后，其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是工部局董事的产生十分严格，即只有居住在租界、每年缴纳房地捐达白银500两以上或年付房屋租金1200两以上并交纳捐税的外侨，才有资格被推选为工部局董事候选人；二是工部局董事会议事更加制度化，决策的权威性更强，其组织机构也逐渐发展健全。1854年工部局建立后召开的第一次董事会，即决定设立专职巡捕，从香港招聘一个高级警官担任巡捕房督察。1855年工部局建立了第一所巡捕房，此后随着租界区域的扩张不断扩充巡捕力量，到1937年，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共建有14个巡捕房，有专职巡捕6452人，其中光便衣侦探就有1713人，警务力量规模之大，在远东首屈一指。同时工部局还设有总办处、工务处、卫生处、财务处等各种管理和办事机构，雇员庞大，对租界实行全方位的管理。此外工部局还控制着一支武装力量万国商团。商团司令由来自英国的现役军官担任，平时按照英国军队方式训练。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万国商团规模迅速扩大，先后成立了德国队、日本队、美国队、意大利队、苏格兰队等，最多时有属队20多个，几千人。在1905年大闹会审公堂案和五卅运动等事件中，万国商团均作为工部局的威慑力量出动，参与镇压民众，充当了维护工部局统治的御用武装角色。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这一管理体制，后来基本上被其他各地的英租界所沿用。
租界当局在对租界进行管理过程中，始终贯彻以西人为主体的原则，管理权完全由外国人所掌握，工部局众多机构中的雇员，绝大多数是外国人，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则是清一色外国人。华人雇员，只能从事中、低职位的工作，薪金也比同级外籍职员低好多。租界后期，即使有个别华人出类拔萃，担任部门负责人副职，其薪金也只是同级西籍人员的2/3。租界管理由西人社会垄断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租界内长期存在的租地人、纳税人会制度。最初租地人会是英国驻沪领事听取侨民意见，讨论决定租界内重大事项的一种会议形式，1869年改为纳税人会，作为租界内西人代表议事制度，一直延续至租界结束。纳税人会具有“立法机关”性质，它每年选举产生工部局董事，听取工部局年度工作报告并对其进行审议和监督，讨论和决定租界内有关税收、市政建设、债券发行及租界管理等重大事项和规章。纳税人会完全将华人排斥在外，由于能够参加会议的成员多为有经济实力的鸦片商、洋行大班、银行和房地产商、企业主、律师、报刊新闻从业人员等，故其议事和所作决定多从维护西方侨民利益考虑，表现出强烈的西人社会对租界管理的垄断倾向和浓厚的殖民色彩。
城市近代化从道路建设开始
按照西方技术和理念建设发展的租界，不同程度地演示了近代化的历程。道路是一座城市最基本的公共设施，就是在道路建设上，充分反映出租界所开始的城市近代化。
上海公共租界最初辟设时几乎没有像样的道路，靠近黄浦江边是一片潮涨潮落的滩地，这里只有一条纤夫拉船的泥泞纤道。经过道路码头委员会的努力，到1854年时租界内有了几条由煤渣铺筑以及用沙石与泥土拌和压实的道路，原先黄浦江边的纤道已被拓宽，成为一条正规的道路，为以后成为外滩滨江大道打下了基础。1865年时，公共租界内已构筑了26条道路，东西向13条，南北向13条，方方正正，纵横交叉，形成城区干道网。在推进道路建设的同时，道路路面质地和铺筑技术也不断提高。19世纪50年代花园弄（现南京东路）路面铺筑用煤渣和碎石混合，60年代初则用花岗石碎片和黄沙混合，不久便以砖头作基础，用圆卵石作路面。1897年工部局分别从英国等处获得有关木块路面和柏油路面铺筑技术，1906年在江西路以东的南京路上铺筑了第一条澳大利亚铁藜木路面。1918年工部局工务处自己生产沥青混合料，并首次铺筑于北京路外滩一带。至1935年，公共租界内道路总长度达到295.43公里，其中沥青铺筑的路面达85.75公里，占29%。
在道路建设发展的同时，道路清洁管理和道路公共设施建设也同步发展。1860年代末，工部局已由专职卫生稽查员雇佣一批华人苦力对租界内道路和弄堂每天清扫一次，到80年代，一些车辆和人流来往多的重要道路每天清扫垃圾3―4次。1872年，仅从公共租界清运出垃圾1142车，加上船运出境的垃圾，合计达15000吨。同时，租界内外滩等一些主要道路定期进行洒水，以保护道路，减少尘土飞扬。1870年夏季，公共租界马路上一天最大的洒水量达到210（马）车。1865年，工部局开始在外滩滨江大道种植行道树，至70年代，行道树已遍栽租界内主要道路，1906年时公共租界内所栽行道树达25762棵。公共租界道路铺筑后，多设有公共路灯，最初是油灯，后改为煤气灯，1865年12月第一批新式煤气路灯在南京路至外滩安装后，煤气路灯逐步推广，至1881年，公共租界内总共安装煤气路灯489盏。不久新式电力弧光灯又出现在外滩，1890年白炽灯出现后，道路照明便逐步由白炽灯唱主角，到1916年白炽灯完全取代弧光灯。在法租界，1926年界内有白炽路灯1910盏，1932年达3092盏。
随着租界内道路发达，交通繁忙，交通管理规章和管理设施也应运而生。20世纪20年代初，一部管理交通的专门规章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布。这部《交通规则》此后又经过多次修改补充，至1931年共有62条条款，分别从行人和驾车人的行为规范、车辆行驶、车辆停泊等各个方面作了详细规定。在这同时，工部局设立专职交通管理巡捕，一批从印度招聘来的锡克族印捕因身材高大，多被分派担任交通巡捕，手拿交通指挥棒进行交通管理。1922年，由机械装置操纵显示“停车”和“前进”的交通信号装置开始安装在公共租界西区的几个试验点，1923年在南京路两个重要路口试用了由电灯显示的红绿信号灯。至30年代，用电控制的红绿信号灯已分布在重要道路的十字路口。
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在上海租界，外国侨民国籍最多时多达56个国家，人数最多时近10万。在这里各种文化互相影响，而最广泛的显然是中西文化之间的接触和影响。
1870年时，上海公共租界内天花流行，外国侨民被传染者不少，每天发病达十几例，防止疫病流行成当务之急。当时在欧洲，先进的接种牛痘疫苗已很流行，但在上海，仍然使用着中国传统的“痘痂法”。尽管“痘痂法”曾经作为先进的天花预防方法传到欧洲并推行一时，然它相对牛痘疫苗接种来说，已经落后，存在着毒性大、不安全、容易被天花病毒感染的危险。对此工部局卫生官爱德华•亨德森博士竭力说服工部局决策者，并得到外国驻沪领事团和上海道台的同意，在租界内颁发布告禁止使用本地人传统的天花预防方法，推行牛痘接种，由工部局免费在租界中心区开设牛痘接种门诊部。但早期牛痘接种推行很是困难，许多中国人都不了解，也不愿意，以致工部局一度对愿意接种牛痘的儿童奖励一定的铜钱，以推广牛痘接种。1873年，488名儿童进行了接种，工部局共支付15.88两银子作为奖赏，平均每名儿童44文铜钱。数年下来情况大有好转。1907年，上海公共租界内10岁以下中国儿童有一半以上接种过牛痘疫苗，1913年，所有中国人以及贫困西人凡向工部局卫生处提出申请者，均可以免费接种疫苗。此时，牛痘接种作为一种先进的防疫方法，已广泛被人们所接受。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意识，随着西方侨民的到来，在租界开始传播并流行，这从上海租界道契制度建立后道契功能的发挥可见一斑。
1847年，针对外国人在租界内租地契约混乱的情况，英国驻沪领事和上海道台商定了一种租地制度，即外国人租地，须经过租地申请、登记、丈量和契证审核、颁发等程序，才能获得经道台审批盖印的租地契证――道契。道契制度的产生虽然渗透了西方列强的特权，但这项制度包含了资本主义土地产权管理的理念，使道契具有明晰的产权，并允许自由转让。按照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产权明晰的土地凭证，是土地市场有效运行的前提。道契正是具备了这一特点。在实际生活中，道契的不断转让，带来了土地升值效应，促使租界房地产业飞速发展。据统计，上海公共租界地价最高的南京路外滩，1869年每亩地价为白银6000两，1874年每亩为7000两，1933年上涨到每亩36万两。同样，汉口路江西路口工部局办公处所在地，1880年地价每亩3750两，1911年为每亩5万两，1914年飚升到每亩10万两，1933年则高达16万两。一些从事房地产生意的外侨通过道契转让而暴富。道契由此成为最受欢迎的抵押品受到银行和钱庄的青睐。不少中国民族资本企业家，也通过利用道契的金融功能，从银行和钱庄得到融资，开展其实业经营。人们正是从租界环境中土地契证道契运作的效果，领略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凭证所具有的魅力。
在文化生活方面，西方文化的影响也同样明显。
1850年8月，上海租界出现了第一份英文周报《北华捷报》，这也是近代中国出现最早的英文报刊之一。由它开头，各种外文报刊陆续创办。1857年，第一份中文杂志《六合丛谈》面世，其内容主要涉及科学、文学、新闻、宗教及上海进出口消息。此后《上海新报》《万国公报》《格致汇编》等其他中文报刊也纷纷面世。而1872年由英国商人美查创办的中文报纸《申报》，用近代西方新兴的新闻传媒方式，结合当时中国的国情，以符合中国读者阅读习惯和兴趣爱好的内容，很快赢得市民的喜爱。《申报》在创办三年后即日销售6000份，五年后日销售近万份，1926年曾达14万份，成为近代中国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报纸。
电影的出现也是租界得风气之先的具体表现。1896年8月11日，当上海公共租界内徐园“又一村”放映西洋影戏时，比世界上最早的短片电影在巴黎放映只晚了8个月。1908年西班牙商人雷玛斯在公共租界虹口地区建造了上海虹口大戏院，可容纳250人观看电影，成为中国最早运营的电影院。此后电影业在上海蓬勃发展，到1936年，全上海共有41家电影院，其中公共租界26家，法租界11家，华界4家。这一年，上映各类影片457部，新闻短片1211部。所放电影中，戏剧片占69%，传奇剧占4%，喜剧占18%，音乐剧占5%，探险旅行及教育片占4%；戏剧片所占比例之高，亦可见中西文化结合之状况。
从鼎盛走向消亡
19世纪中叶英、法、美诸国在上海辟设租界后，根据不平等条约所给予的特权，又陆续在其他通商口岸和一些重要城市辟设租界。在天津，曾经有英、法、美、德、日、俄、比、意、奥等9国先后设立租界，一个城市租界数量之多，位居全国之首。先是英国于1860年开辟英租界，面积约460亩，紧接着法国和美国步其后尘，也在1861年和1862年获得设立租界的特许。
19世纪末天津租界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1895年德国同清政府订立开辟租界的章程，面积为1034亩；然后日本在1898年也辟设了面积达1667亩的日租界，接着俄国划定了面积为5474亩的租界界址；1902年，比利时、意大利和奥地利也分别开辟了面积从700多亩到1000余亩的租界。在这一过程中，英、法、日、德等4国租界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展，连同其他几国租界，总面积达23300余亩，相当于天津老城面积的8倍。
汉口租界也很有影响。一是那里有5个国家设立租界，二是租界总面积近3000亩，位居全国第三。汉口租界从1861年英国设立租界开始，19世纪末德国、俄国、法国和日本也先后辟设租界，到20世纪初，在汉口镇下游的长江边形成了一片长达4公里的外国租界区。
厦门租界虽然辟设时面积很小，只有24.6亩，但它设立时间很早，在1861年即正式开辟，而且不久即仿照上海公共租界的管理模式，设立了全部由外国侨民任职的工部局，对租界进行自治性管理。
此外，1860年前后英国还在广州、镇江、九江辟设英租界；日本在甲午战争后，乘势先后在杭州、苏州、重庆等城市设立日租界。
在租界早中期阶段，租界内行政事务管理，包括各种捐税政策的制订，完全由外国人说了算，华人绝对无发言权。20世纪初，随着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租界内华人参政的要求和呼声越来越强烈。1919年受五四运动影响，上海租界华人参政运动首先掀起高潮，经过一番斗争，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纳税华人会成立，同时分别推选出几名华人担任租界管理机构顾问。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后，3名华人正式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与此同时，天津、汉口等地租界的华人参政运动也迅速发展，并取得成果。如在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华董在1927年从1名增到3名，1929年经过选举，华人董事占据了10名董事的一半。华人参与租界管理决策，一定程度上阻拦了外国人对租界管理事务的独断专行，多少维护了租界内数量占绝大多数华人民众的利益。
20世纪初，列强在华租界进入鼎盛时期，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中国北伐战争的兴起等事件发生，一股收回租界的潮流此起彼伏，不断对租界形成冲击。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洋政府在1917年宣布同德国绝交，收回德国在华一切特权，当年3月接收了天津和汉口德租界全部行政管理权。这是自外国列强在中国设立租界后首批被中国政府收回的租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苏维埃政府即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据此，1924年7月天津和汉口俄租界被北洋政府收回。1924年，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言将收回租界作为对外政策内容之一。1926年9月，北伐军兵临武汉，汉口英租界当局出动巡捕，以武力相对抗，肆意镇压民众，造成惨案。次年2月，在武汉农、工、商、学各界民众强烈要求下，国民政府同英国政府订立《收回汉口英租界之协定》，3月，汉口英租界的管理权正式被中国政府收回。在此同时，九江、镇江的英租界也被中国政府收回。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两国出于加强盟国团结的需要，正式向中国政府提议签署有关废除治外法权、交还在华租界的新约。1943年1月11日，中国政府分别同美、英政府签署了取消两国在华治外法权和特权的条约，据此，英、美两国归还了在华租界的管理权。而此时日本为了进一步拉拢汪伪政权，集中力量同盟国决战，也在1943年1月同汪伪政府订立《日华关于交还租界及废除治外法权之协定》，接着便策划了汪伪政府“接收”杭州、苏州、汉口、天津等地日租界和“收回”天津、汉口、广州、上海几个城市法租界、公共租界的闹剧。汪伪政府的行为并不为国民政府和国际社会所承认。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公布《接收租界及北平使馆界办法》，又同英、美、法等国正式签署了有关条约，真正完成了收回在华外国租界的法律程序，标志了外国租界在中国的彻底消亡。
（作者系上海市档案馆研究馆员、《上海租界志》常务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