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的“电子中心论”
1965年，陈伯达经过三年的调研和写作，将一份他自认会决定中国社会主义未来走向的万言报告《工业问题》提交给毛泽东，报告主旨为“以发展电子技术为中心，开展新的工业革命” 。①
毛泽东阅读后对报告给予了高度首肯。②然而出乎陈伯达意料的是，在随后的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报告遭到了来自邓小平等常委的反对，邓认为大力发展电子工业与毛在50年代提出“以钢为纲”的方针相冲突，也不符合“人口多底子薄”的工农业现状，还是“一切照旧、稳当一些好”。③陈伯达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写道：“这个报告被否定，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否则毛主席有可能把注意力转到经济问题上来，就不会去发动文化大革命 。”④这番话虽然可能仅仅反映了陈晚年失意时的一厢情愿，但符合陈在新中国成立后党内的思想定位。“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一直是陈伯达的革命现代性理论的立论基础。早在1956年由陈起草、刘少奇宣读的中共八大决议里，陈就援引了列宁在《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中的内容作为依据，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⑤然而这个说法在八大上遭到了毛的反对。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以革命发展生产的主张在“大跃进”中展开。1965年的《工业问题》是陈对八大报告中的提法进行了毛主义式修正后的自我更新——以革命化促进电子化，其核心仍然是发展生产力，但这次的重点落到了发展电子技术上。
《工业问题》提案被中央否决后，在“文革”中陈继续坚持这一“抓革命、促生产、促技术革命”的观点。1969年的九大召开之前，原定的九大报告起草人是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他再次提出自己的起草思路：“运动不能再搞了，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生产上来。”报告拟定题目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然而陈的九大报告草案因对“生产”的强调遭到张春桥、姚文元的激烈反对而被弃用，代之以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版本。陈对这一强调运动的版本极其不满：“他们这是伯恩斯坦主义！就是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他们就是搞运动！运动！运动！” ⑥1970年的庐山会议后，陈伯达倒台，在1971年掀起的对陈的大批判中，给他扣上的两大罪名帽子就是“唯生产力论”和“电子中心论”。然而讽刺的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批判文章《“电子中心论”批判》正是用陈伯达自己在《工业问题》中提出的群众技术路线思想来批判陈伯达的所谓“唯生产力论”，在这里，陈反而成了一个作为政治标靶的稻草人。⑦
作为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阐释者之一，陈伯达代表了党内“抓革命、促生产”的政治路线，这背后“政治 + 科技”的革命发展观，既不同于聂荣臻所领导的国防科委尖端武器部门的军民工业高度“隔离”模式，也不同于民用计划部门强调吃穿用的平衡式发展观（陈云、薄一波为代表），亦不同于“四人帮”的“一切靠运动”模式。陈伯达的革命现代化发展观，可以视作林春所谓“发展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诉求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三位一体。⑧从《工业问题》这一文献和陈的“电子中心论”可知，发展生产力跟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毛时代的国家发展观中并非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恰恰是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致力探索的革命现代性方案的立论基础，在这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形成的思想资源中，电子工业具有特别的地位，其最集中的产品形态——电子计算机，成为了一台为革命计算的机器。
20世纪60年代末东亚的冷战局势影响了中国国内社会革命运动的走势。因为在武器工业中的特殊作用，电子工业尤其是计算机研发相关机构的造反运动受到了来自最高权力中枢的保护性管制，电子工业生产不但没有停滞，反而在“文革”中获得了一次跃进式的发展。在经历了1966年5月到1967年5月仅一年的造反派夺权后，中央决定对电子工业部实行军事管制，直属企业的生产基本恢复。周恩来亲自指示保证电子计算机、卫星通信地面站和国防尖端配套产品的研发。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家计委把电子技术的应用列为“四五”期间国民经济生产技术发展重点，并在投资、物资方面给予扶植政策。⑨
1969年后，虽然陈伯达“抓革命、促生产”的九大报告草案被弃用，但陈的“电子中心论”发展观却通过九大后林彪主导下的军事工业政策得到了部分贯彻。1969年8月，林彪在军内的政治盟友获得国防工业的实际控制权，国防工业部门调整了管理结构，分别成立了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为组长的航空工业领导小组、以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为组长的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和电信工业领导小组（取代了四机部对于电子工业的统筹）、以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为组长的常规兵器工业领导小组，形成了我国军工生产的“三国四方”局面。⑩在“需要就是计划”、“形成十个独立战区”的备战口号下，军工生产开始大搞群众运动。1969年10月，中央电信工业领导小组召开了全国电信工业工作会议（代号“6910会议”），会议提出“全民大办”、“破除电子工业神秘论”、“电子中心论”等陈伯达式的口号。11这次电信工业会议刺激了全国各地方电子工业生产的积极性，发展电子工业的群众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以黑龙江省为例，1970年2月省革委会召开有各地、市、县革委会领导参加的全省电子工业会议，提出要高速发展黑龙江电子工业。3月省革委会提出要搞“单晶硅大会战”，达到年产30吨，于是“全省一哄而起，大厂一厂一角办小厂，街道开工厂，学校开工厂，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兼行跨业，遍地开花”12。1970年5月黑龙江成立了省电子工业局，到年底统计，全省已有344个厂点，职工人数2.2万，遍布45个市、县，其中晶体管厂118个，电子元件厂132个。13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1968年开始地方电子工业产值（8.25亿元）就已经超过中央企业（4.94亿元）。1971年地方的产值达到了40亿元，几乎相当于1966年的6倍；职工猛增到47万人，相当于1966年的3.6倍；厂点剧增到5200多个。14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5200多个地方电子工业厂点中，集体所有制厂点为2600多个，占比超过50％。在这些集体企业中，又以轻工业转产电子工业最为普遍，大量纺织厂根据本行业的需要，办起了电子车间或小组，然后逐步成长为独立的电子工厂，如上海市的手工业局系统和北京市一轻局、二轻局系统的电子企业都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15。轻工业中的手工业部门，尤其是纺织业转产电子工业，这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事实，显示出纺织业和电子工业之间技术和劳动的历史联系。
可见仅就单一工业部门而言，1968—1971年地方电子工业出现的第二次“大跃进”，比1958—1960年“大跃进”期间电子工业的发展在规模和速度上都更加激进。迈斯纳（Maurice Meisner）认为，相比于“大跃进”是一场积极的乌托邦生产运动，“文革”更趋向于一场消极的破坏，其目的不是“未来积极的理想，而是消除过去的重负” 。16可是，电子工业生产领域在“文革”中的跃进式发展显然不符合迈斯纳的判断，反而是第一次“大跃进”的延续和更加激进的电子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