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回忆文革后恢复高考决策的全过程 （ZT） yuntai2021-02-22 02:36:44

恢复高考，历史记住这条脉络

 

 

采访人：樊克宁

被采访人：前国家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

 

背景：珠海一个滨海楼盘的花园，坐在亚热带植物环绕的休闲长凳上，杨学为和记者进行了漫长的交谈，话题是30年前恢复高考。

 

约杨学为采访不容易，记者耐心做工作：“‘文革’中你三进两出教育部，目睹了周恩来、邓小平在政治夹缝中争取恢复文化考试的种种努力，目睹了考与不考是怎样变成路线斗争的。1977年恢复高考，你又见证了整个过程。从这个角度说，小人物的命运同大时代发生了关系，这种经历不仅仅属于个人了。”

 

或者是这番话触动了杨学为，他终于同意接受采访。谈话的气氛并不凝重。或许由于不仅仅是恢复高考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而且长期担任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对这一段历史具有特别的视角和感怀。

 

 

1、周恩来批极“左”

   挽救高考“一寸寸掘进”

 

（1971年，“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6年，大学也已停止招生6年。就在这一年，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罕。）

 

“全教会纪要”招生

工农兵大学生诞生

 

林彪事件后，周总理抓住机会批极左路线，指出“现在没有书读了，这完全是思想垄断，不是社会主义民主”。1972年恢复招生，高校进入工农兵大学生时代。

 

这时，教育部已被撤消，管教育的是国务院科教组。科教组向吉林省借人，为恢复大学招生搞调查，写简报。1960年从东北师大毕业后留校当教员的杨学为由于参加过东北师大的招生工作，就被借到了科教组。

 

1971年，在张春桥的把持下，《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简称“全教会纪要”）抛出“两个估计”，其一为17年来的教育战线“几乎全是旧的一套”，其二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这“两个估计”，把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全盘否定。

 

根据这个“全教会纪要”，1972年大学恢复招生，不恢复高考；不招应届高中毕业生，而是招有“二至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的工农兵，一般应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执行十六字招生办法：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这就是工农兵大学生的由来，也是后来1977年恢复高考时被颠覆的主要内容。

 

“39号文件”出台

智斗“全教会纪要”

 

1972年7月15日至8月9日，国务院召开了高校停止招生6年来的第一个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杨学为作为会议工作人员，见证了“国务院39号文件”即《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的产生过程，参与了“39号文件”对“四人帮”搞的上述“全教会纪要”所做的两处重大修改。这两处重大修改，是周总理同极左路线进行斗争的“一寸寸地掘进”。今天回忆往事，杨学为说这是“激动人心的时刻”。

 

两处修改都是关于“文化条件”的。

 

第一处修改，是对“全教会纪要”规定的大学招生文化条件“一般应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改为“目前，应保证学生具有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这段话中增加了“目前”作为时间限定，为将来再次修改埋下伏笔；增加了“毕业”作为必须强调的条件，因为在北大、清华的试点中，有未达到初中毕业文化水平的人也上了大学；增加了“实际”以针对当时很多学校不上课，即使毕业也不一定有初中毕业的实际水平的情况；增加了“保证”以确保生源的初中毕业文化水准，也为实行文化考查提供了依据。

 

另一处修改是在推荐制招生办法之外，增加了“文化考查”。在当时政治背景下，“文化考查”虽然不是高考，实质是起考试作用，考查结果就应在录取时起作用。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举措，因为“文革”正是以废除高考为“突破口”的。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当凶险，杨学为记得，在加上“文化考查”后，科教组负责人迟群又加上了一句暗藏玄机的话：“同时也要防止‘分数挂帅’”。

 

“39号文件”发向全国，凭着“文化考查”这一条，不用动员，中小学生的学习风气有所好转，下乡知青也开始读书了。与此同时，“文化考查”也为张铁生事件埋下伏笔。

 

“白卷大王”张铁生。

 

张铁生“白卷”书信

被人当政治“石头”

 

在当时，大事小事都同“路线斗争”有关。周总理强调基础理论学习，批极“左”，被“四人帮”说成是“回潮风”、“基础风”。毛远新说：“这下把知识青年拔根了，不会扎根农村了。”他说：“这不单单是个单纯的业务问题，是个路线问题，这是一场斗争，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捍卫‘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问题。有人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都是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始的。”

 

恰恰在这时，毛远新听说了张铁生参加文化考查时在试卷背面写信的事，当即如获至宝，把它当成了一块打向“国务院39号文件”的“石头”。文化考查被毛远新攻击为“梦想复辟资本主义”、“对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的管卡压”，被迟群定性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招生工作中的表现和影响突出反映在文化考查上”。

 

事实上，人们在报上读到的张铁生的信《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同原件已经有所不同。他的一段关键的话被删除：“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这也就是说，张铁生在试卷背面写信的动机，是想解释为什么没考好，希望得到谅解被录取上大学。他每科都考了，其中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并没有交白卷。

 

34年后，杨学为这样评价“白卷事件”：“张铁生希望上大学没错。当时没有时间复习，他复习一下，会考得更好。他为考不上而焦虑，可以理解。可能他是很聪明的孩子，也不能认为他说假话。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他给领导写封信，算不得什么阿谀谄媚，也谈不上给江青捧泡。他的问题在哪呢，正好毛远新需要这样一个典型。因为知识青年要永远在农村扎根，需要这么一个典型来反击周恩来。所以他的信被利用，成了一块政治‘石头’，他自己也被江青封为反潮流典型，被用来证明搞文化考查是对工农兵的专政。”

 

“群众推荐”形同虚设

招生两千走后门两百

 

杨学为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批极“左”，努力挽救高考，就这样在‘四人帮’的围攻下而夭折。”

 

张铁生事件的后果，是手上的老茧被认为是上大学的最好的条件，同时群众推荐制形同虚设，开后门成为风气。“文革”中开始招工农兵学员的第一年，很多人还没有明白过来，就有人走后门了。1972年，清华大学招生2000人，被发现走后门的就有242起。由于上大学的名额直接下到基层，有的村干部把自己和亲戚好友的孩子排队，有的竟排到了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