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重间谍”袁殊的晚年生活 （ZT） yuntai2021-03-08 02:26:35

 

1984年，晚年袁殊（右）在潘汉年故居与潘的妹妹潘玉琴合影。

 

 

1977年5月，北京站，一趟列车刚刚靠站。站台上，32岁的曾龙在约定车厢的中间位置，紧张地看着从两边车门下车的乘客，寻找阔别22年的父亲。

 

他的父亲，就是解放前曾打入国民党军统、中统，汪伪政权、日本特务机关，有“五重间谍”之称的共产党情报人员袁殊。这是袁殊自1955年受潘汉年案牵连入狱后第一次回家探亲。

 

也许是出于过去的职业习惯，他在信中嘱咐曾龙，手拿一本《红旗》杂志、带着8岁的女儿去接站，以方便辨认。但曾龙自信能认出父亲，没有遵嘱。

 

车厢中的乘客所剩无几，曾龙猛然发现车窗边还有一位老者，依稀有些面熟。

 

“您是从武汉来的……”

 

“你是曾龙！”

 

眼前这位老人苍老、瘦弱、矮小，两颊深深凹陷，面色憔悴，左腿有点跛，与曾龙幼时记忆中结实矮壮、眼神炯炯的父亲判若两人。

 

22年未见，“爸爸”二字已经叫不出口。从此，曾龙和姐弟们一直叫他“老头儿”。

 

归来

 

1975年6月，曾龙的大姐马元曦突然收到父亲袁殊的一封来信。信只有一页，简单说自己从5月起离开秦城监狱到了湖北武汉大军山少管所，允许通信，要求子女回信，并寄去几本《毛主席语录》。

 

马元曦主张不要回信。犹豫了一个月之后，曾龙寄去了三本《毛主席语录》，但没有写信。

 

不久后，袁殊回信，恳切地表示急盼知道家人现状。这次，曾龙回了信，不久收到袁殊的万言家书。

 

信中说，自己读信十分喜悦，甚至泪下。自己有愧父道，天下没有比这更遗憾的事了。得知5个子女均已参加工作，成家立业，其中3人还接受了高等教育，而不是流落街头，他十分庆幸，说“祸兮福所托”。

 

从此，曾龙开始了与父亲4年的通信。

 

1976年7月，袁殊突然在信中告知，已请了假，将回京探亲。对此，曾龙和姐弟们内心是复杂的。

 

袁殊有5个子女。1940年与第一任妻子马景星离婚后，大女儿袁曦改名马元曦。抗战胜利后，他离开上海到了解放区，改名曾达斋，有名的“汉奸袁殊”从此消失。他与第二任妻子王端（原名端木文琳）的四个孩子也随之改名为曾昭、曾曜、曾龙、曾虎。

 

1955年袁殊被捕时，王端已经与他离婚，住在上海。22岁的大女儿马元曦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二女儿曾昭12岁，三女儿曾曜11岁，大儿子曾龙10岁，小儿子曾虎9岁。几个年幼的孩子住在北京南长街勤劳胡同20号院子里，生活依靠中调部每人每月发放的20块钱补助，几乎无人照看。

 

“其实小时候我最依恋的还是父亲，因为我一直跟着他，直到他被捕之后几年，我都总想他，后来不想了。”曾龙说。

 

曾龙有时会想，父亲为什么不好好地当一个报人？哪怕不当报人，就在印刷厂当个学徒，将来变师傅，也算个老工人。既然要选择这样的职业，又为什么要这么多孩子？“你实际负得了责任吗？你就把我们拖向了政治的深渊。”他说。

 

袁殊回京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一家人聚在曾昭家里。袁殊让大家传阅了他带来的军事法庭判决书，原文连同附件一共8页。

 

1965年，袁殊被宣判为国民党CC特务、军统特务，日本特务、汉奸，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他本应在1967年刑满释放，但因为“文革”，又被关押了8年。

 

看过判决书，曾龙和曾虎都愣住了。他们没想到，父亲竟然是这样一位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分子。

 

传阅一圈之后，坐在角落里的袁殊开了口：“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我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接受了党的指示才干的。”

 

大军山农场准假25天，袁殊和子女、亲属见面不过三四次，却能准确道出每个人的性格和处事特点，这一点让曾龙十分叹服，“不愧为老牌特务”。

 

1978年夏天，曾虎去大军山农场探望袁殊，住了三天。曾虎说，袁殊的工作是看菜园，住在平房里，房间里摆放着订阅的报刊。他对曾虎说起，四人帮倒台了，他相信有些问题可能会有新的说法。

 

曾虎说，对父亲过去给国民党做事觉得可以理解，但是给日本人做事，是汉奸，作为子女，也认为是不能原谅的。

 

沉默半晌后，袁殊说，自己曾这样问监管的李队长：“你在解放军当过兵，如果你的连长让你冲锋陷阵，你能违抗命令吗？”

 

居无立足之处

 

1980年1月，袁殊第三次请假回京。

 

此时，他已身患半身不遂，治疗后病情有所缓解。在1月3日的日记中，他写到：“长寿对于无所事事的人来说，却是‘老而不死是为贼了！”

 

前两次回京，袁殊都向组织提出了要求重新审查的申诉，均无果，这次他抱着不把问题搞个水落石出就不回去的决心，打算破釜沉舟。

 

袁殊陆续见到了一些20多年前的旧相识，给夏衍、李一氓、熊向晖等当年隐秘战线的老战友都写了求援信。

 

袁殊这次回京前，没有通知子女。曾龙只好临时把他安置在自己位于永安里的一处8平米的小空屋中。

 

当时正值寒冬。袁殊在秦城监狱里患了脑血栓，手脚不太灵便，常常费了很大力气也生不好炉子。曾龙每次去看他，他几乎都躺在床上咳喘不止。他几次在日记中感慨，自己居无立足之处，“天下之大，而我似乎将近流落街头”。

 

记者眼前的这本日记本，黑色皮面，上有一红一白两朵雏菊，里面是深蓝色的钢笔字，字迹清晰，日期从未间断，每日之间空一行，日期被加深加粗，一目了然。

 

一天，袁殊把钥匙锁在了房里。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个情景，正为现在的政治处境：门锁紧了，钥匙锁在房内，人则锁在房外，进出不得！”

 

1980年2月24日，时任中调部老干部局局长郭达凯给袁殊送来了300元钱作为医药费，并和他谈了近一小时。他得知，自己写的材料已正式转交组织，在中调部落实政策办公室备了案。他当面提了要求：“在国内我已经成为了一块废料，不如放我出去活动。”

 

曾龙注意到，此后的两个星期，父亲情绪很兴奋。他知道，父亲是想继续干老本行。

 

2月29日，袁殊寄出写给中调部部长罗青长的信，请求解决自己的问题。9月28日，他收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来信，要求他对某些情况再做补充说明。

 

在等待处理结果的日子里，袁殊靠读书、看报、抄写、听广播打发时间。有时一个人逛公园，去美术馆看展，看电影，在街边买花和糕点小吃。他会把每一笔开销都详尽记下。在日记中，他叹息：“一天就为了忙于吃！”

 

五重间谍

 

1980年7月，在与袁殊和关露都熟识的梅益介绍下，袁殊借住进了同为潘汉年案涉案人员、也刚出狱不久的关露在香山东宫二号的房子。

 

在这里，袁殊三女儿曾曜的丈夫、在长春光学与精密机械学院工作的赵如宝第一次见到了袁殊。他对袁殊十分好奇，觉得自己这位大名鼎鼎的老丈人完全不像搞特工的，倒更像一位大学教授，有文人气质。

 

1981年8月，关露要收回房子，袁殊租住进香山南营。机关落实政策办预付了一年的房租。

 

袁殊经常一个人在家守着一台小黑白电视机。那时，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正在热播，他不屑地对曾龙说：“白区地下工作要是照这个搞法，半天都混不下去。”

 

袁殊曾对曾龙说，自己是“榜上有名”的人。1946年，他被戴笠任命为国民党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中将军衔。他没有理睬，进入了解放区。

 

曾龙问：“你榜上有名，怎么没像别的战犯一样在六七十年代被特赦、安排工作呢？”袁殊说：“我的情况不同，我是共产党的人。”

 

1931年，在时任中共特科情报科科长潘汉年和助手欧阳新（化名王子春）的介绍下，20岁的袁殊在上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参加特科工作。

 

1932年，袁殊在表兄、蒋介石的红人贾伯涛介绍下顺利打入国民党中统，后成为中统头子吴醒亚的“干社”情报股股长。

 

1934年秋天，在单线联系人王子春突然失踪（原因至今不明）的紧急情况下，在寻找组织的过程中，袁殊阴错阳差地成为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秘密情报员。

 

抗战爆发后，在杜月笙介绍下，有日本留学背景的袁殊被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所招募，在潘汉年同意下，成为了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

 

1938年，“岩井公馆”的雏形、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直属机关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特别调查班”成立，由副领事岩井英一统领，成员共十几人，基本都是日本人。一直以记者身份与岩井保持着信息互换关系的袁殊被招为情报员。

 

至此，袁殊成为不折不扣的“五重间谍”，时年27岁。

 

曾龙曾问过袁殊，中共、国民党、日本人的情报工作的各自特点，袁殊说，共产党组织纪律最严明，日本人行事很精细，国民党讲究同乡等人情关系，最容易对付。袁殊凡事讲究“留有余地”，行走于各方势力之间，游刃有余。

 

“犯有严重政治错误”

 

1982年8月，潘汉年平反。

 

10月7日，袁殊也终于等来了平反。这一天，中调部和公安部人员给他送来了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书。判决书宣布：一、撤销本院1965年度刑字第15号判决；二、宣告袁殊无罪；三、原没收的财物折价人民币3764.49元，予以发还。

 

平反后，袁殊作为离休干部退休，享受正局级待遇，在西苑中直机关大院分配到了一套四室一厅的住房。他要求不再叫“曾达斋”，恢复本名“袁殊”。他说，纵观自己的一生，袁殊这个名字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平反结论肯定了袁殊的贡献：为党提供过重要战略情报。

 

1940年，袁殊以“兴亚建国”代表的身份应邀访日，他根据多渠道消息，结合日本间谍活动，回国后向潘汉年报告了“日本欲南进，称霸东南亚”的情报。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中苏极为关注日本是否北进，在东线夹击苏联。袁殊广泛与日本各路军官频繁往来，最终作出“日本不会放弃南进”的判断，汇报给潘汉年，延安转告了苏联。苏联下决心将东线40万兵力统统调到西线，这条情报可说功不可没。对此，苏联向中共表示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