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中共派出的公安和武警到达时，双方冲突演变成了一场枪战，被中共称为“分裂主义分子”的抗议者从楼房向外开枪射击。武装反抗使中共加强了镇压的决心。几天之后，中共宣布对拉萨实行军事戒严，从中国紧急调来的军队进驻拉萨，控制了寺院前往拉萨的道路，以及所有可能发生抗议活动的地点，并开始对过往的路人和车辆进行检查。
根据中共公布的数字，骚乱期间，中共公安和武警被枪打死一人，受伤四十余人。骚乱参与者和围观民众死亡十人，伤五十余人，被毁损汽车二十余辆，二十多家私人商店被砸、抢。还有诸如中共城关区委、城关区公安分局、八廓街派出所、居委会、吉日派出所、治安服务站、雪域旅馆、亚旅社、城关区粮店、吉日小学和丹吉村居委会（上述这些机构和商店都基本位于以八廓街为中心的拉萨旧城区内）等被围攻和砸、抢。
这次的拉萨骚乱，本可以对中国和整个国际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但不凑巧的是，仅仅一个多月后，发生在北京的大规模学生和民众的民主抗议活动，和随后而引发的“六四”天安门流血事件，吸引了中国和世界的注意，与此相比，拉萨发生的事情似乎不再引人注目。
“六四”导致了中共在北京实行了继拉萨之后的第二次军事戒严。中共也因此受到了世界的谴责，屠杀自己的人民使中共的统治合法性完全消失，其在国际社会的声望和可信度也开始破产。在这期间，拉萨的学生和民众，也举行了大量的对北京学生的声援抗议活动。世俗民众广泛参与的争取民主自由的愿望和运动，掩盖了喇嘛们“西藏独立”的口号，使他们在当时所作的努力显得有些黯然失色。
拉萨两次骚乱的原因是由诸多复杂因素混合而成的。它既有深层的历史因素也有表面的现实因素，同时还掺杂有中共、西藏的流亡者、喇嘛们和普通民众几方面的因素。中共的前现代野蛮制度，导致了社会的分裂，这是拉萨骚乱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这一点上，拉萨骚乱与北京“六四”天安门流血惨案有着某些类似。从流亡的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方面来说，他们否认策划和主使了拉萨骚乱，达赖喇嘛并因强调他的“非暴力运动”的主张而获得了198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但不可否认的是，流亡者们在境外和西藏的活动对骚乱的发生还是施加了相当的影响力，当然从他们的角度来说是可以理解的。
不可忽视的变化是：过去的西藏是一个被宗教意识形态控制的世俗社会，因此喇嘛们的政治作用是巨大而无与伦比的。但在中共三十年统治期间，宗教日益淡出社会主流生活并边缘化，必然使得世俗的力量和感召力日益强大，仍然以喇嘛们为主体，来号召发动政治性的抵抗活动就可能力不从心。从当时拉萨大多数藏族民众即便内心支持，但行为持观望态度就可证明。即使是参与骚乱的普通民众，也多是出于因失业、生活贫困或社会分裂造成的不公等现实原因，对中共发泄不满和愤怒。对喇嘛们的同情支持，只是对其遭遇的不平而非过去的服从。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共因为“六四”事件对民众的血腥屠杀，遭到了整个国际社会的抵制和制裁。他们意识到被世界孤立，将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趋于停滞并最终危及自己的统治。于是他们向世界做出了某些有限的让步，在国内为增加民众对自己的支持，原来强硬的态度也开始软化。先是被定为“反革命暴乱”的“六四”天安门流血事件逐渐在宣传中不再被提及，后来在不得不提时也改为了“那次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不过在西藏问题上，他们仍然寸步不让，虽然流亡的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们利用了这段有利时机，实施了频繁的外交努力，对中共在西藏的统治进行了猛烈的指责和攻击。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某些关注，但对改变西藏的现状却没有太大的效果。中共仍然自信地坚持着他们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而这种自信来源于他们看到了在西藏统治所取得的成果和西藏发生的巨大变化。（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