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苏区军民物资匮乏、生活困顿，为打破这种局面，苏区政府一方面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另一方面也想方设法进行面向白区的“对外贸易”。用苏区多余的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产品（食盐、布匹、洋油等）进行交换。
苏区制定了许多保护优待白区商人的政策，设置绿色通道，实行低税率，部分物资甚至免税，使白区商人在商品交易中也尝到了甜头，赚取了较高的利润。
白区商人积极寻找商业渠道，对国民党限购物资采取一些对策，囤积物资提供给苏区，设法开辟通商途径，把大批的食盐、布匹、药材运到了苏区。白区商人与苏区贸易交货地点一般在深山密林间，他们把食盐、布匹、药品等苏区紧缺物资卖与苏区对外贸易局。交货时一旦被敌人发现，便把货物装入早已准备好的棺材里，商人装扮送葬队伍蒙骗敌人。凡白区商人卖到苏区的物资，一律由对外贸易局掌控，而后再分配到各区、乡消费合作社组织供应。白区商人还买通一些国民党中下层官员，把枪支、子弹也卖给商人，由白区商人转卖到苏区。一些从苏区逃走的地主甚至也做起了苏区和白区之间的贸易。
苏区的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直接领导“对外贸易”，毛泽民审时度势，决定利用军阀的贪婪和内部矛盾，和他们进行地下交易。为了支持对外贸易，国家银行从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中，拨出100万作为外贸资金。钨砂出口是对外贸易的重头戏，由他亲自出马。
赣南号称“钨都”，有大小钨矿上百个。钨可以制造灯丝，钨钢又是制造枪械的关键材料，在国际上很抢手，是重要的战略物资，钨砂的收购长期被洋人和军阀官僚垄断，源源不断地倾销到海外。但因为多年战乱，当地的矿区已经破败不堪，1932年春，苏区成立了中华钨矿公司，毛泽民兼任总经理。他立即招募工人恢复钨矿生产，由苏维埃政府统一收购，并积极寻找销路。
当时，国民党许多军政要员都有自己的买卖。广东军阀陈济棠，既炒黄金，又收钨砂。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第一师师长李振球也曾经营过钨砂出口，还成立了双田公司，后来被蒋介石发现，才被迫停止。
毛泽民通过一名地下党员与李振球的外甥取得了联系，陈济棠、李振球听说又有新的发财之路，喜出望外，立刻派手下的亲信与红军进行秘密谈判。陈济棠还再三嘱咐：“忍辱负重，只许成功。”
毛泽民也来到赣州城，亲自部署钨砂出口事宜。他嘱咐江口分局局长姚名琨，务必利用粤军急于发财的想法，尽量抬高钨砂的售价。谈判时，姚名琨不紧不慢，一再讨价还价，硬是将钨砂价格从最初的每担8元抬高到52元。
很快，双方达成了钨砂交易秘密协定：进口货物由驻防在赣州的粤军第一师李振球部护送，从广东经信丰江运入苏区，再从苏区运钨砂给双田公司。
李振球在赣州做上钨砂生意后，驻扎在城外的其他粤军军官也都急红了眼。他们不甘落后，纷纷同当地商人合伙，也与苏区做起买卖来，用食盐和布匹交换苏区的钨砂和农副产品。中华钨矿公司生产的钨砂，被贴上印有“国防物资”的大封条，大摇大摆地由民团护送出境，换回了根据地急需的食盐、布匹、西药、军火等，还有白花花的银元。
就这样，中华钨矿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销售量大增。1932～1934年，中华钨矿公司共生产钨砂4193吨，财政收入400多万元，成为当时苏区最重要的经济来源，钨矿带来的收入充实了国家银行的家底，有力地缓解了苏区军民的生产生活困难，对粉碎蒋介石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些珍贵的资金，也保障了红军长征的胜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