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我曾经到过位于西藏亚东的乃堆拉山口，那里是中国军队与印度军队对峙的前沿。当我站在山顶的哨所用望远镜俯视远处山脚下印度那些都市与乡村，你可以设想，如果当你抬头能够看到不远的高处，虎视眈眈的异国军人和对准你的枪口的时候，你会作何感想？自古以来人类的习惯就是在一览无余的高处才会产生充分的安全感，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准确判断危险的存在和程度。
对于中国和印度甚至整个南亚周边地区的国家而言，今天的局面虽然险象环生、危机重重，但毕竟都知道敌人是谁，危险来自何处及其程度，因此起码可以找到平衡的办法，使彼此在某个时期内相安无事。如果按照达赖喇嘛的建议实行西藏和平区，那么谁也无法把握这个“和平区”内可能发生的一切，特别是以“神谕”这种拋硬币的偶然决策方式，其中有太多的不确定和不可预知性，安全感只会大大降低而不是增强。
同时，西方大国也不愿意看到由于喜马拉雅山这个藩篱的坍塌，使得印度进入西藏与中国直接对抗，这样西藏很可能成为另一个克什米尔，成为破坏南亚地区稳定的火药桶。这是一个历史心理所导致的地缘政治问题，再加上中共的主权愿望和意志，所以达赖喇嘛关于西藏和平地区的建议，没有得到相关各方的响应和支持就是必然的了。
达赖喇嘛提出在西藏实行“一国两制”的建议，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只是在国际社会产生了一种同情效应。这也算是他使西藏问题国际化获得的有限成绩。当然中共对此并不会沉默。中共的回答是：“斯特拉斯堡建议”的某些提法同“五点和平计划”相比有一些变化，但其实质依然是否定中国对西藏拥有完全主权。这是中国政府不能答应的。同时中共强调了关于谈判的立场：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在此基础上1988年9月中共通过其驻印度大使馆，将自己的谈判态度传递给了达赖喇嘛，主要内容是：首先，随时欢迎达赖喇嘛和他的代表同中央谈判，但是对以“噶厦政府”名义派出的代表团不予接待，因为中国中央政府从不承认流亡国外的“噶厦政府”；其次，“斯特拉斯堡建议”没有从根本上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 因此不能作为同中央谈判的基础；第三，中央希望同达赖喇嘛直接对话，谈话的地点可以在北京，可以在香港，也可以在中国任何一个驻外使领馆，如果这些地方达赖喇嘛感到不方便，可以由他选择任何地方，只要没有外国人参加都可以。
从中共态度来看，实际上对达赖喇嘛“一国两制”建议已彻底否决。同时又给达赖喇嘛设置了两个障碍。一是否定了噶厦政府的合法性，使得这个流亡政府要在国际社会获得官方承认变得几乎不可能。同时强调了达赖喇嘛个人的宗教领袖身份，从而限制其在国际上进行政治活动，又使流亡者们陷入一直极力回避和掩盖自己政教合一体制的尴尬；二是限定达赖喇嘛在谈判时不得有外国人参加，向国际社会表明西藏问题是中国内部事务，达到限制和抵消达赖喇嘛把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影响。
尽管如此，达赖喇嘛方面还是于同年十月答复中共，同意在1989年初于日内瓦举行第一轮谈判。接着却宣布六人代表团中没有达赖喇嘛，但有一位被称为法律顾问的荷兰人范普拉赫（即《西藏的地位》的作者），于是遭到中共断然拒绝，此次谈判还未开始就宣告结束。
达赖喇嘛和流亡者们与中共的谈判断断续续进行了几十年，但双方一直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在此过程中，中共是以不变应万变，始终坚持自己立场不作退让。达赖喇嘛方面则不停改变策略和提法，以求获得国际社会最大支持。
但这种经常而又令人捉摸不定的改变，也会给双方对话带来麻烦，如达赖喇嘛提出的“大西藏独立”的说法就是如此。当然所谓“大西藏”也只是说给那些对西藏历史不甚了解的人们听的。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现在的西藏自治区的区域并非中共划分，而是历史自然形成的。达赖喇嘛所说的“大西藏”的那些地方，噶厦政府就从来没有统治过，甚至西藏的如波密、定日和拉加里等许多区域噶厦政府都统治不了。在清朝前期，西藏各派势力之间为争夺各地的管辖权就发生过多次流血冲突。1728年清王朝进行藏务改革，将康定、理塘、巴塘等地划归四川，将中甸、 阿墩子、维西等地划归云南，现在中国的川、滇两省仍沿袭清朝旧制。（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