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虹生：我和父亲张闻天 加州花坊2021-08-30 15:30:15

　　1949年, 在东北的沈阳, 10岁的张虹生第一次见到父亲张闻天。高高瘦瘦、面容严肃、戴一副眼镜, 斯文中透着威严——这就是他对父亲的第一印象。带他来的人说:这是你爸爸, 快叫爸爸。张虹生张嘴喊一声:爸爸。张闻天微微一笑, 伸出手摸摸儿子的脑袋, 然后示意警卫员带儿子离开。
　　
　　很多年后, 回忆起初见父亲时的场景, 张虹生说:“他很平淡。我也很平淡, 父亲和母亲还没有托儿所的阿姨亲呢, 没什么好激动的。”
　　
　　张虹生算过, 这一生与父亲相聚的岁月, 断断续续加起来不过四五年的时间。然而, 不管他愿不愿意, 自打出生那天起, 他的命运就与父亲紧紧联系在一起。
　　
　　(一)
　　
　　我1939年冬天出生在新疆。当时, 我母亲正从延安绕道新疆, 准备前往苏联。我的突然降生, 并没有打乱她的行程, 她在我出生没多久后, 就按照原先的计划前往苏联, 临走前, 她委托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陈潭秋照顾我。
　　
　　我出生时, 父亲正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延安主持党的工作。远隔几千里, 他并不知道我出生的具体日期。我的身份当时是保密的, 只有陈潭秋和他的夫人王韵雪等少数几个人知道。我的名字, 是陈潭秋给起的, 叫张宏声。
　　
　　虽然父母都不在身边, 但在新疆的日子倒也过得平静安稳。我3岁那年, 一场变故突然降临。那是1942年9月, 主政新疆的盛世才以“督办请谈话”为名, 把陈潭秋等共产党领导人秘密软禁了起来。几个月后, 盛世才又把陈潭秋等人关进了监狱。
　　
　　大人们进了监狱, 我们这些孩子自然也跟着去了, 由于我父母都不在, 监狱就给我安排一个单间牢房, 我算是年龄最小的政治犯。和我在一个监狱的孩子, 还有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 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等30多个。
　　
　　在监狱里一住就是三年。抗战胜利后, 1946年夏, 张治中出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 这才将在新疆关押的共产党员和家属100多人释放出来。我也被放了出去, 随后和毛远新他们一起, 离开新疆, 被送往延安。
　　
　　一路颠簸, 等我到了延安, 却没有见到父亲和母亲。原来, 早在1945年10月, 他们就离开延安奔赴东北工作了。父亲在东北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北满分局委员和中共合江省委书记。
　　
　　在延安, 我被送进洛杉矶托儿所, 由保育员阿姨照顾。
　　
　　到了1949年, 父亲打报告希望我能够去他身边, 这年年底, 我被送到了东北。我们见面时的情景很平淡, 完全不像电影电视剧或者小说里描写的那样。我喊了一声爸爸, 父亲只是微微一笑, 伸出手摸摸我的脑袋, 就让警卫员带着我离开了。
　　
　　跟随父亲在东北的日子里, 发生的几件小事, 我一直都记得。首先是, 刚到那儿没多久, 父亲把我的名字给改了。陈潭秋当初给我取名“宏声”, 暗合父亲的“闻天”。“闻天”出自《诗经·小雅》“鹤鸣于九皋, 而声闻于天。”闻天之声, 应该宏大响亮, 所以我就叫“宏声”。父亲见到我后, 不知为什么, 要把我改叫“红生”。这个红字好多人名字里都有, 我就不同意。父亲于是把“红”改成“虹”。我觉得这个字还行, 同意了。
　　
　　那时候, 我看父亲每天上下班都坐汽车, 很羡慕, 也想坐, 但父亲一直不答应。有一次, 趁他上班前我爬上车, 赖着不下来, 心想, 这下, 你得带着我了吧。父亲见我不肯下来, 并不生气, 也不责骂, 干脆走着去上班了。
　　
　　我那时候挺调皮的, 有一次, 我想看看警卫员的枪, 他不给, 我就抢。警卫员见自己的枪被抢了, 也急了, 赶紧来和我抢。两人一个追一个跑, 被秘书看到了, 秘书过来把枪要走了。我又和秘书闹, 秘书干脆把我捆起来, 拴在床腿上。父亲进屋了, 我以为他要来帮我, 谁知他也不管。
　　
　　1951年, 父亲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 前往莫斯科履职。母亲和我也一起去了莫斯科。父亲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注:1945年6月19日, 中央七届一中全会当选) , 这个级别的领导担任驻外大使, 是非常罕见的, 史无前例, 后来也没有过。
　　
　　在苏联期间, 我记得父亲特别强调使馆工作人员要了解当地文化, 他还请去苏联学习的舞蹈演员和音乐人才来使馆上课。著名的指挥家李德伦就来使馆上过课。到了周末, 他会带我们去看芭蕾、听歌剧。离开苏联回国时, 他把莫斯科大剧院所有上演过的歌剧和芭蕾的唱片都买了一套。
　　
　　有一阵子, 中央歌剧院排练《蝴蝶夫人》, 还到我家来借唱片。可惜的是, 在“文革”中, 这些宝贵的资料都弄丢了。
　　
　　1952年初, 我回到北京, 父亲和母亲继续留在苏联。那时候, 我在中共中央直属育英小学读书。由于父母都不在身边, 我就住在和父亲关系很好的任弼时家里。任弼时家的后门一开就是彭老总家。我们那时候常去彭老总家串门, 还会穿穿他的元帅服, 威风威风。有时候会碰到彭老总和朱老总下象棋。他们两个下棋, 我们一帮孩子就在旁边看, 还给出主意, 走这个走那个。朱老总是个特别慈祥的人, 彭老总则显得严肃一点儿。
　　
　　1954年, 还在担任驻苏联大使的父亲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1955年, 父亲回到北京, 开始协助周恩来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他和母亲在苏联结余了12万卢布, 折合人民币7万多元, 全上缴了。
　　
　　父亲到外交部工作时, 我已经上中学了, 在101中学。那两年, 家里的气氛还是比较愉快的。有时候我会跟着父母一起去北戴河, 毛主席也去。大家一起游泳, 游完泳, 我们会站在主席身边, 看看谁高。我那时候已经一米七六了, 比比, 觉得个子和主席差不多高。
　　
　　1957年, 第一批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 在父亲的支持下, 我率先报名参加, 去了天津的茶淀农场锻炼。两年后的1959年, 我回到北京考大学。我那时候, 特别想去外交学院读书。外交学院是在父亲任上建起来的, 当时也归他管, 我外语相对差点, 就想让父亲帮我打个招呼, 把我的外语放宽些。听我这么说, 父亲撂下一句话:“你有本事上就上, 没本事就别上。”于是, 我就放弃了上外交学院的念头, 转而报考北京师范学院, 凭自己的本事被录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