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友琴
其实，所有的文革受难者都是相关联的，因为造成他们的悲惨的死亡的原因都是文革。但是这里的三名受难者之间还有一些具体事由方面的关联。透过这些关联，可以看到他们的惨剧在时间跨度上超出了文革，包含的历史内容也远超过了他们的故事的个人性质。
二ＯＯ四年我出版了五十万字的《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实录》一书。这里的三名受难者是书成之后采写的。对文革受难者的寻访和记录，仍然在进行。
任大熊，男，一九五五毕业于北京大学，一九五七年时是北京大学数学系助教，被划为“右派份子”，一九六Ｏ年被指控为“纠集反革命集团、企图投敌叛国”而被判处无期徒刑，一九七Ｏ年在“打击反革命”运动中被指控 “积极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于一九七Ｏ年三月二十八日被判处死刑并枪决。时年三十八岁。
一九五六年时北京大学生物系的一位助教记得，当时在学校图书馆的阅报栏上，贴出过任大熊翻译的赫鲁晓夫的所谓“秘密报告”，一段一段的，几天一加，显然是任大熊翻译好一段就抄出一段贴出来。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这是苏共领导人第一次批评斯大林。赫鲁晓夫的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实行大规模迫害、监禁和杀戮的部分事实，谴责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震动。这个报告在相当程度上否定了斯大林主义，也由于暴露共产主义运动的残忍和黑暗而在思想理论方面造成震荡。赫鲁晓夫的报告在苏联内部发往共产党的各层组织，在苏联人人皆知。苏联共产党也把这份报告给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但是报告文本从来没有在苏联报纸或者出版物上公开发表。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奇怪。那里政权绝对控制媒体，即使是人们都知道也很关心的事情，报纸却可以一字不提。即使是在斯大林主义受到批评和矫正的时候也仍然如此。西方世界新闻界得到这个报告并且发表出来的时候，称之为“秘密报告”。
据当时的一名十三级干部说，十三级以上的中共党员干部那时候可以到“机要室”阅读赫鲁晓夫报告。（干部共分二十五级，十三级以上被称为“高级干部”。）级别较低的干部都无权看到，更不要说普通人民了。即使在北京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教员和学生都无从读到赫鲁晓夫的报告。非常讽刺性的是，只有在中国，这份报告才真正成为“秘密”的。
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一些外文期刊，大部分都是自然科学杂志，其中有一份英国的《工人日报》，上面发表了赫鲁晓夫报告的英文译文。作为教员，任大熊可以进入外文期刊阅览室。他读到了赫鲁晓夫报告，逐段翻译出来，用钢笔抄在稿纸上，每过几天就贴一页在阅报栏上。到那里看报纸的人中，不少人对他贴出的翻译稿很感兴趣，围看的人很多。
赫鲁晓夫的报告震动了阅读者们的思想，不但动摇了在中国也十分浓重的斯大林个人崇拜（斯大林一九五三年死亡的时候，中国举行了前所未有的盛大的追悼仪式），也引起人们思考在中国发生过的类似的恐怖和镇压。对敏感好思的北京大学师生，尤其如此。
赫鲁晓夫的报告很长，稍后数学系的年轻女教师陶懋颀和学生陈奉孝参加进这个翻译工作。后来，他们认识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林希翎。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林希翎到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在演讲中说到赫鲁晓夫的报告。林希翎的男朋友曹梦飞是胡耀邦的秘书，有这份报告的中文译本。胡耀邦当时是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共中央委员。陈奉孝请林希翎借来这份文件，和他们从英译本作的中文翻译进行核对。
一九五七年五月，陈奉孝等学生创办了油印刊物《广场》。第一期的稿子很多。他们计划在《广场》第二期上发表赫鲁晓夫报告译文。但是“反右派”运动开始，《广场》印出第一期以后，再没有发行。这个使一大批学生后来被划成“右派份子”并且长久遭难的油印刊物，实际上仅仅出过一期。
学生陈奉孝被划为“右派分子”，判徒刑十五年。参与翻译赫鲁晓夫报告的三个人的另外两个人，助教任大熊和陶懋颀，也都被划为“右派分子”。陶懋颀被划成 “右派分子”后，得到的处分是“留校察看”，工资降为每月三十二元，只有同辈同学的一半不到。她一直领取三十二元，直到文革后被“改正”。她后来到北京计算中心工作，在二ＯＯＯ年因肺癌去世。她和任大熊是同班同学，一起留校当助教，教“数学分析”课，两年后就成了“右派分子”。在北大演讲时提到了赫鲁晓夫报告的林希翎，被判处十五年徒刑。把赫鲁晓夫报告给他们看的曹梦飞秘书，被判了七年徒刑，罪名是“泄露机密”。
在北大，因为翻译传抄这个“秘密报告”受到惩罚的并不止三人。物理系一九五四级的学生陈成钧被划为“极右派”，主要罪名也是这一条。他遭到长期迫害。他的女朋友也受到株连。文革结束后，一九八Ｏ年代，他考上了第一批物理学出国留学生，离开了中国。
上文已经说过，这个报告在苏联并不“秘密”，仅仅是没有在报纸上发表而已。在中国，却真的被权力当局当作了“国家机密”，传播报告内容成为当局据以实施严厉惩罚的罪由。胡耀邦在毛泽东死后，努力为文革、反右以及其他所谓“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平反，他的贡献和赫鲁晓夫相似。也许，他在一九五七年的经验和记忆，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一定作用吧。在当时，他连自己的秘书都保护不了。
仍然记得任大熊的北京大学的同学说，任大熊有一米七五高的样子，南方人，很瘦，是个很聪明的人，还没有结婚，不知道他后来被关在哪里，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也不知道他是否还有家人亲戚。
和任大熊同期落难的陈奉孝，一九六Ｏ年在劳改农场听说，任大熊被判处无期徒刑，罪由是和北京高校的一些青年教师成立了一个“反革命组织”。文革后，“右派分子”被“改正”，不见任大熊归来，人们只以为任大熊是被关死在监狱中了。
关于任大熊被关进监狱以后的情况，只有从他的死刑判决书中了解到一点点。实际上，由于不准历史研究者查阅档案资料，这种判决书几乎不可能找到，大量的迫害和杀戮的事实也就被隐瞒了。这里引用的判决书，是一名和任大熊一起关在监狱中“劳改”的受难者的儿子想办法找到并且保存下来的。
这份标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70）军刑字第29号”，在开头写道：
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报请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准，特依法判决如下。
这份判决书判处了十三人死刑。在十三人中，熊大仁被列为第三。关于他，判决书写道：
三、主犯任大熊，男，三十八岁，旧职员出身，学生成份，右派份子，杭州市人。其兄一九四九年逃往台湾。该犯一九六Ｏ年因纠集反革命集团、企图叛国投敌，被判处无期徒刑。
任犯一九六七年四月积极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共联”，任小组长。参加制定反革命纲领，发展反革命成员，预谋抢夺我保卫人员武器。先后书写“时事述评”等反动文章九篇，极其恶毒地诬蔑、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紧闭室挖穿狱墙，与主犯常瀛清订立攻守同盟，妄图负隅顽抗。反动透顶，猖狂至极。罪恶累累，死有余辜，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个死刑判决书有五个特点：
一，没有法律条文依据。判决书上写有“依法判决”，但是法律的哪一条哪一款，根本没有说明，也不认为需要说明。判决书只是说“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作为判决死刑的根据。
二，没有审判过程和手续。连表演性的走过场的审判都没有过。
三，没有犯罪事实的清楚说明，用了“极其恶毒”“负隅顽抗”“罪恶累累”“死有余辜”这样的文学性描述。
四，没有上诉时间。“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五，死刑判决不是由法院而是由“军管会”做出的，批准死刑的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即文革中建立的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当时被称为文革的“五大新生事物”之一。
判决书中说的毛泽东“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是指毛泽东在一九七Ｏ年一月三十一日批准发出的关于在全国进行“打击反革命”运动的文件，标题是“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编号为中发［一九七Ｏ］三号。这个文件发出不到两个月，三月二十八日，任大熊等十三就被判决和执行了死刑。这场“打击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判处了一大批人的死刑和徒刑，是文革中的迫害和杀戮高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