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饥饿众生相
1960年——流放北大荒的第三年，对广大难友来说，真可谓生死存亡之秋。这一年，粮食定量锐减至每月22斤，而繁重的劳动依旧。饥饿如魔鬼般地吸干了人们的精血，一个个面黄肌瘦，精神萎靡，目光呆滞，如幽灵般地往返于工地与窝棚之间。“饥饿——消瘦——浮肿——死亡”，大饥荒时期的特有的规律性现象，在右派群体间日益显露出来。有些人开始瘦极而“肥”，先是腿部浮肿，然后渐渐上移，最后脸部圆肿。当时人们只知道这是病象，尚未意识到它是体能衰竭、走向死亡的先兆。
处此境地，人的求生的本能赤裸裸地显现了，过去想像不到的事情五花八门地发生了。有一次，两位难友好不容易捞到了去场部出差的机会。他们到达那里，便急不可待地直奔小卖部，希望能买到点吃的，但货柜空空，什么吃的也没有，只有酱油、醋可以随便买。饥饿难忍，他们一人买了一斤醋，一仰脖就全部喝下。据他们回来说，喝下去胃里特别难受，但想到醋是粮食做的，觉得难受一点也值得。
一天，我偶然发现30年代著名影星王莹的丈夫、留美归来的原《世界知识》杂志社欧美组组长谢和赓，在伙房后面的垃圾堆上捡烂菜叶子。我问：“捡此何用？”他尴尬地笑笑：“用开水烫烫可以吃，有维他命。”
这真是英雄末路啊！想当初，谢和赓这位1933年入党的老党员何等英姿焕发：抗战时期，先奉命打入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后来作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直接领导下的“特密”地下党员，打入桂系军阀上层领导机关，担任白崇禧、李宗仁的秘书，为革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之后赴美留学，因“共产”嫌疑，被美国移民局递解出境，夫妇俩于1954年归来。美籍华裔学者唐德刚先生所撰《史学与文学》一书中载有《王莹是怎样回国的》一文，对谢和赓王莹夫妇被美国联邦移民局抓捕的经过，述之甚详。其时唐和谢同在纽约一家大图书馆打工当“书童”，由是相识。唐对谢有如下一段描述：“日子久了，我才发现大维（引者按：此为谢在图书馆打工的洋名）不只是胸怀大志，将来要治国平天下；原来他早已是个大人物了——他和当年所谓‘桂系’一批风云人物如李宗仁、白崇禧、廖磊、夏威、黄旭初、李品仙……诸上将，都相知甚深。对‘桂系’二级领袖如程思远、韦永成诸公，那自然更是称兄道弟了。照大维这样有历史背景的要人，现在居然也跟我一道当‘书童’，来‘倒夜壶’‘擦皮鞋’，我真是既荣幸、又惊奇、又惋惜！”这位被唐先生称为“要人”的谢和赓，回国才第三年，就因鸣放期间提了“中南海应向老百姓开放”的意见而被划为右派，而被流放到了北大荒，如今竟沦落到如乞丐一般，靠捡烂菜叶子来维持自己的生命！
本报财务科长韩逸云，原本消瘦，加上饥饿折磨，更显形销骨立。为了填饱肚子，他的目光竟投注于北大荒肥大的耗子。一天，他背着大伙儿，不知用何妙法，逮住了一只耗子，用空罐头盒当锅，在野外架火煮熟后吞食。不料被好事者发现，报告了管教干部。当天晚上，排长奉命召开全排批判大会。与会者各个饥肠辘辘，无精打采，哪有情绪搞什么批判。但“树林子大，什么鸟都有”，有的人竟昧着良心上纲上线批判说：“韩某煮耗子吃，是给社会主义社会脸上抹黑！”（按此逻辑，把人饿得皮包骨头，倒是给社会主义社会大增“光彩”。）老韩则惊恐万状地站立在窝棚中间，不知如何“认罪”是好，只是垂头丧气地重复着一句话：“我不该吃耗子……”
人饿极了就会丧失理性，此时道德的约束，法律的制裁，都显得苍白无力——这恐怕是历代圣主贤君将“民以食为天”奉为治国之本的缘由。在平日知书识礼的知识分子中，有少数人开始铤而走险，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梁上君子的角色。
一天，管教干部召集大家训话，说昨天夜里伙房失窃，丢了若干个窝窝头，要求大家检举揭发，要求作案者坦白交代。最后，他威胁地念起了紧箍咒：“你们到北大荒干什么来着？难道不想摘帽了吗？”管教干部“饱汉不知饿汉饥”，他不知道人们此时只想着活命，什么摘帽不摘帽，早已置之脑后——“人都快饿死了，还管它摘帽不摘帽呢！”所以，尽管他声嘶力竭地吼叫，会后既没有人去坦白，也没有人去揭发，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也有个别“梁上君子”偷窝窝头而被人赃俱获的。这是一位谙古今之变的历史专业毕业的知识分子，他只因饥饿难熬，才出此下策。事发之后，此公被管教干部狗血喷头地一顿臭骂之外，并未受到其他的惩罚——本来嘛，饿着肚子服劳役，已经到了惩罚的极限了。
窃取公家的食物只是异常风景的一面，另一面是个人的食物也时时不翼而飞。其时，人们顾不得被指控为“给社会主义社会抹黑”，纷纷在家书中陈述饥饿之苦，希望家里接济些食物。我也写信给妻子，请她在可能的情况下给我寄点吃的。一些右派家属得知亲人在北大荒挨饿，莫不勒紧裤带节省些粮票，买些饼干、糕点之类的食品寄到北大荒。在普遍缺粮的当年，有条件寄食品的人家总是少数。在饿汉环伺的环境里，少数难友收到家中寄来的食品包裹，犹如偷来的一般，惟恐被人发现，收藏和食用都煞费周章。一般只能悄悄塞在被窝里，熄灯后偷偷地蒙在被窝里啃食。尽管如此，谁人藏有食物，彼此都一清二楚，因为那时人的头脑虽然饿得几乎麻木，但感知食品的那根神经却特别灵敏。有一次，我收到妻子寄来一斤饼干，喜悦激动之情不能自已，当时恨不得一口气把它们吞下去，但又舍不得，最后决定“细水长流”，每晚吃几块，以延长那食物下肚时的“美妙”的感觉。我把这斤饼干藏在枕头底下。不料，第三天晚上我伸手一摸，藏饼干的口袋已空空如也。此时懊悔痛惜之情难以形容——早知如此，还不如一口气把它们吃光了。是谁偷的呢？我邻铺的难友X君那天病休，没有出工，以他的嫌疑为最大。此公被错划后妻子同他离了婚，孤身一人，没有人给他寄食品。他既病又饿，因而顺手牵羊，当是情理中事。我没有声张，因为声张也不会有任何结果，徒然伤了和气，便自认倒霉了。在此前后，类似的失窃事件时有所闻，大家都眼开眼闭，不以为怪了。
有时食品包裹打开时食品已经霉烂，但谁也舍不得丢弃。北大荒并无正常的邮路，包裹之类的物品，全靠便车捎带。食品包裹能否及时收到，就看你的运气了。难友莽明家中给他寄了几个月饼，在途中耽搁了两个多月，收到时已发霉变质，长了白毛。他把长了白毛的月饼在火上烤一烤，填进空空的肚子，居然安然无恙。
人类学家说，火的使用是人类从原始生活迈向文明的第一步，我们的祖先由此开始了熟食。当饥饿威胁到生存时，一种特殊的“返祖现象”出现了——人们回复到如原始人一样生吃东西。最常见的是，收割玉米和黄豆时，不少人偷偷地生食玉米和一把把的黄豆。有的人饿急了，采摘地上的野菜，抖抖土，就往嘴里送。长期营养不良，导致肠胃功能衰退，未经煮熟的玉米、黄豆、野菜，如何消化得了？于是肠胃病、便秘、肠梗阻，就成了右派群体的流行病，后来不少人因肠梗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与其饿而待毙，何如逃亡求生。在饥饿的人群中，个别勇敢分子开始逃跑。此类事件发生后，农场严密封锁消息，不准议论，不准外传。我们只是零零星星地听到一些风声。逃跑者是哪个队的？被抓住了吗？结果怎样？均不得而知。但是，比旧时保甲制度严密百倍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及无户口即无粮食供应的铁的规定，任你跑到天涯海角，都逃不脱“如来佛的掌心”。也就是说，你可以不饿死在北大荒，也会饿死在某个什么地方；或作为不明身份的“黑人”而被投入监狱。由此推想，个别勇敢分子的下场一定是很悲惨的。
然而，逃跑者中也有个别幸运者。这就是伐木队突击排的成员、原北京电影洗印厂干部莽明。据他事后告诉我：1960年10月初，他因实在饿得受不了，终于横下一条心，逃离北大荒。一天早晨，他谎称肚疼，请了病假。待窝棚里出工的人都走光了，他悄悄地从山后的一条小路逃出了云山畜牧场。在农场自办的一个小火车站（其时从虎林到密山已铺就了一条铁路，但铁道部尚未验收，归农场自己管理），他凭原来的工会会员证买到一张车票，乘车到了密山。那时，买吃的都要粮票，他没有，便用30尺布票同人家换了两个馒头一碗稀饭，半饥半饱地搭车回了吉林老家。在老家待了两个月，饥饿的问题暂时解决了，但脱离组织即意味着断绝生活来源，今后怎么办呢？于是他先到北京原单位，报告因饥饿而逃离北大荒的经过，做了把自己臭骂一顿的“检查”。原单位组织上动员他回去，他只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又回到了他不想去的北大荒。赶巧了，此时农场正忙于遣散右派，顾不上开会批判他，他也就稀里糊涂地被遣散，回了北京原单位。
15．侥幸脱离“生死场”
1960年春夏之交，青黄不接，饥荒进一步升级。窝窝头的个头越来越“瘦小”，浮肿病患者越来越多。
农场效法内地，推广哄骗肚子的所谓“双蒸法”（亦名“增量法”），即用同等数量的玉米面，经过特定的方法处理，使蒸出来的馍如发酵般的蓬松，体积显得特别大。用这种方法蒸馍，由于面和得特别稀，难以黏合，中间要夹些乌拉草；食用时要用双手托住，不然就会四分五裂。这种“虚胖”的馍事实上医治不了饥饿，因为它进入胃里与常规方法蒸出的“瘦小”的馍所起的作用完全一样。
饿毙的事件开始出现。邻队一位军委系统下放的右派，二十来岁，大个子，身穿一套褪了色的破旧军装，带副黑边眼镜，平日沉默寡言，他浮肿现象日甚一日，最后肿得长脸变成了圆脸。一天，这个大个子在出工的路上，突然摔倒在地，待大家呼喊队里的卫生员前来抢救，他已停止了呼吸。消息传来，人们不免“兔死狐悲”之痛。
这个大个子先走一步，魂归西天去了，后继者无疑是我们这些幸存者。人人心头都蒙上了一层恐怖的阴影。
在这生死难卜而又无可奈何之际，忽然接到命令：我所在的排三十余人全部卷铺盖，翌日赴850农场五分场试验场报到。
祸耶？福耶？人们窃窃私议。
看来，五分场需要一批劳动力，可能是调我们去的缘由。但调哪个排去，却是场部领导的率而为之——皆为“囚徒”，皆为“会说话的工具”，在调配上是不会有多大讲究的。可是，我们三十余人的命运，可能就在场领导随意拨拉之间发生了变化。至于变化之吉凶，只能如古老的俚言所言：听天由命！
五分场在云山畜牧场南面数十公里的平原地带，新修的虎林至密山的铁路横亘在它的前边。出发的那天，场部出动了一辆马车，装载着我们的全部行李，我们则徒步跟在后面，来到五分场试验场报到。当我们到达目的地时，回望延绵起伏的完达山，暗雾缭绕，影影绰绰，冷峻地盘踞在远方的地平线上。
在试验场劳动、生活了一段时间，人们才确信：我们得救了！我们终于侥幸地脱离了云山畜牧场这个“生死场”！
原来，五分场试验场的环境、管理、生活与云山畜牧场迥然不同。
云山畜牧场聚集着数百名右派，伐木、排水、烧炭、基建等重体力劳动，无不是右派队担当主力。哪里劳动最艰苦，哪里就有右派的身影。就这个意义上说，将云山畜牧场视为准劳改农场，也未始不可。而五分场试验场在我们到来之前，没有一个右派，全部是农场职工。在众多的农场职工中，我们三十余人只是“一小撮”，是少数。这里又是一个农业试验场，主要从事田间劳动，或锄草，或收割，我们和农场职工一起，同出工，同收工。劳动强度比之云山畜牧场不知要减轻了多少。
我们这个右派排自立伙房，仍由难友担任炊事员。低标准的粮食定量虽同云山一样，但由于试验场自产蔬菜，副食供应却相对丰富。那时有“低标准，瓜菜代”之说，我到了试验场，才体会到在云山无从想像的“瓜菜代”的美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时伙房提供的副食竟有煮黄豆或豆腐！在饥荒年代，那黄豆、豆腐的味道，岂是平时的鱼翅海参可比？所以，尽管还有吃不饱的问题，但比之云山，情况是大大缓解了。
最让人感恩戴德的是，试验场领导对我们的监管近乎仁慈的宽松。在这里劳动，没有像云山那样的催命般的定额要求，当然也就没有不完成定额不准收工、不准吃饭的不近人情的“苛政”。在试验场，我记忆中从来没有披星戴月地加班加点；一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似乎又回到初到北大荒时的境遇，收工回来可以躺在通铺上静静地休息，想想心思，写写家信。这样，便避免了在云山时那种日复一日的体力透支，人们的健康状况渐渐趋于稳定，已浮肿的难友也开始渐渐转好。
特别要提到的是，这里的监管干部对我们似乎奉行“无为而治”的方针。他们不像云山的干部那样如凶神恶煞般地老盯着你，动辄谩骂呵斥。在试验场半年多时间里，这里的干部很少训话，甚至很少同我们见面。每天的劳动任务，他总是个别交待给排长，然后由排长传达给我们。至1960年12月我们离开试验场为止，我们排或我们排某个成员，没有受过一次批评。这种宽松的氛围，令压抑已久的难友在精神上感到前所未有的舒畅。
现在回想起来，在“左”风炽烈的当年，我们在试验场得到这样的待遇，确乎匪夷所思。可能的解释是，在“人治”国度里，上面贯彻下来的“原则”“精神”，常常粗而不细，缺乏可操作性，这就为具体单位的第一把手留下了执行的弹性空间，从宽从严或此或彼，全凭家长式的一把手的灵活运用。可以肯定，在对待右派这个问题上，五分场的领导者是当时农场内部的一位可敬的良知未泯者。
我们为命运之神把我们带到类乎避风港的五分场而暗暗庆幸时，云山畜牧场那边零零星星地传来了一些难友死亡的噩耗。那悲惨的情景可以想像：经受着严酷的饥饿和劳役的煎熬，人如同一盏渐耗渐尽的油灯，最后油干灯草尽，生命之光就熄灭了。但具体了解难友们在云山受煎熬的惨状，那是在离开北大荒若干年以后。
18．获遣散如同逃亡
1960年冬季来临了。依然大雪纷飞，依然朔风怒号，因食不果腹、热卡吸收严重不足，这年冬天感觉特别冷。试验场田间劳动被迫终止，我们如同北国的老乡一样，享受着大自然赐予的冬闲，平日除了轮流给伙房挑水、劈柴，整日在窝棚里烤火休息——云山的难友此时可能正在伐木或烧炭哩。夜晚我躺在冰冷的被窝里，侧耳倾听室外呼啸的风声，思绪时而飞越万重关山，忆念千里之外的亲人；时而思虑有如无期徒刑般的劳改生涯，不知何时才是尽头？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12月下旬的一天，队部突然召集全排开会，宣布：中央决定现在分配大家的工作。接着宣读分配名单，之后通知放假两天，让大家整理行装，第三天到辉崔车站乘车出发。
我们排三十余人，少数人回原单位，多数人分配到东北和华北各省。我被分配到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报到日期是1961年1月30日。这就是说，允许在家里休息一个月。
事前没有听到丝毫风声，这突如其来的宣布，令众人一时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真的吗？待人们回过神来，便情不自禁地一齐鼓起了掌，那一阵又一阵急骤的掌声，包含着几多心酸几多庆幸，包含着“我们得救了”的犹如死囚获赦般的难以言表的狂喜，不少人眼眶里滚动着热泪。
指导员并未解释何以在这个时候突然宣布遣散。按照“不该你知道的事情就不要问”的纪律，“老右”们自然不便多问。然而，这毕竟是个引人猜测的谜。
……
指导员宣布休假的两天里，窝棚里气氛异常轻松，一张张干枯的脸上，因蹙眉日久而形成的皱结，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抚摸得平整舒展了。有的人还哼起了家乡的小调。被宣布回原单位的少数难友，好像中了头奖，情绪特别亢奋，有的还自言自语地说：“回了原单位，我得摆好上下左右的关系。”相比之下，被分配到东北华北各省的难友，比如我自己，未免多了一重日后将依然远离亲人的哀愁。但一想到从此可以脱离“鬼门关”一般的北大荒，心里还是喜多于忧。
整理行装其实是用不着两天的。因为经过近三年的劳役，带来的衣服已磨损淘汰得所剩无几；被褥又脏又黑，已没有了拆洗的价值。加以冬日严寒，用水不便，人们只是在炉子上坐盆水，洗洗脸和脖子，刮刮胡子。会理发的难友，挨个给大家理理发，改变一下蓬首垢面囚犯般的形象。有的人则坐在炕上做针线活，将绽出了棉花、拖一块挂一块的破棉衣粗针大线地缝补好。
这天我正在整理衣物，指导员忽然把我叫去，他笑眯眯地说：“你要回城里工作了，那老羊皮大衣恐怕是用不上了，可否作价……”我立即明白他是想买我的大衣。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说：“指导员，我今后确实用不上它，就送给你吧！”他表示一定要给钱，我决意要送，最后他终于收下了。我想，试验场指导员为人宽厚，待我们不错，是极左年代里难得的具有良知者，我正好借此机会表达我对他的感谢之情。再说，他们转业到北大荒，按其菲薄的待遇，购置一件老羊皮大衣也是不易的。
临行前一天晚上，试验场举行了由指导员主持的在饥荒年代颇显丰盛的送别宴会，有七八个菜，还有农场自制的白酒。指导员在宴会开始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祝愿大家一路顺风，在新的岗位上作出新的成绩，早日摘帽，早日回到人民队伍里来！难友们对他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之后指导员和我们一起进餐，席间，他拉家常式的谈话极富人情味。他竟稍带伤感地说：“将来各位一定比我强，比我有出息的。”又说了一句含有哲理的话，“将来，你们不会想起北大荒，但你们也不会忘记北大荒！”酒酣耳热之际，他突然转过脸来对我说，“殷毅，你摘帽子快了。”我当时只把这句话当做他对我的祝愿，并没有在意，孰料九个月后，我在新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被党支部宣布摘帽。据该店管人事的同志透露，农场对我的摘帽问题已签署了倾向性的意见。这个时候，我才恍然悟出指导员当时说我“摘帽快了”，是暗示我他已尽了“上天言好事”的责任。可敬的菩萨心肠的指导员！
告别宴会之翌日，天尚未明，窝棚里就响动着起床声。就要离开这炼狱般的地方了，谁还能踏实地睡觉？人们起床后，利索地捆绑着自己的行李，有的人还吹起了口哨。待伙房敲钟开早饭时，大家的行李已全部收拾停当。
早饭后，指导员前来送行，与大伙儿一一握手告别。试验场出动一辆马车，装载了行李，我们跟着马车步行很短的距离便到了车站。
从虎林开往密山的火车，每天只有一个班次，到达五分场所在地的辉崔车站的时间大约是上午十时。我们九点不到就在站台上等候，那如箭的归心，只觉得等车的一个多小时长得令人难耐。站台上等车的，除了我们三十余人，还有其他分场的“老右”数十人，加上农场职工，大约有两百人左右。
十时许，火车终于缓缓驶进了站台。人们定睛一看，不禁傻了眼：火车头只拉了五节闷罐子车厢，而这五节车厢在虎林始发时已挤满了乘客。车停后，不带行李的农场职工自然先挤了上去，我们这些肩扛行李手提破箱的“老右”，除一部分人拼了老命挤了上去，另一部分人累得满头大汗仍然挤不上去。此时司机频频拉响汽笛，示意火车不能再等了，未挤上车的难友此时惊慌万状，好像误了这趟车便再也“逃”不了了，纷纷将行李破箱扔掉，在车上难友的呼叫和援手下，在车轮开始滚动之际，全部空身挤上了车。那一刹那的慌乱景象，使我陡然想起幼时日寇侵华老百姓逃难的景象：火车将要开动，站台上攒动的人群还拼命往上挤，逃命的人什么都舍弃了，只求抓住车门的扶手……
后来知道，云山畜牧场“老右”遣散时，原中国人民银行一位名叫张宣的难友，虽然在他人的帮助下上了车，在列车将要驶近山海关时，终因心力衰竭，突然死在车厢里。如果早一天遣散，张宣至少可以同亲人见最后一面，作生死之别。由此，便不难理解辉崔车站出现的那幕“仓皇出逃”般的心理背景。
19．冬日京华分外寒
我们一行在牡丹江车站挤上了直达北京的列车。在拥挤不堪、因窗户密闭而空气污浊的硬座车厢里，难友们当年在“右派专列”上那种摘帽归队的乐观幻想已如烟云飘散，“思想改造”成了噩梦般的痛苦的回忆，谁也不愿意接触那苦涩而沉重的话题，人们身心疲惫地蜷缩在自己的座位里闭目养神。昏昏沉沉地颠簸了两天两夜，终于在一天的下午，列车抵达了北京站。
当年戴了“帽子”去北大荒，虽经九死一生的考验，而今既未“脱胎”，又未“换骨”，依然带着“帽子”回来，我内心有一种愧对亲人的难言的歉疚和悲哀——相信其他人也同此心绪。匆匆扛着行李，我随着人流步出了车站，全然无心观赏新落成的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首都十大建筑之一的北京站的巍峨雄姿，便雇了一辆三轮车直奔和平门家里。
我当时的形象一定十分狼狈：面目黧黑，形容枯槁，头戴一顶北京少见的显得十分肮脏的皮帽子，身穿叫花子模样的破棉袄，脚登一双东北老乡穿的黑色棉胶鞋。以致同院的邻居王老太太乍见我扛着行李进院，竟然警惕地问：“你找谁？”我叫了一声“王奶奶”，老人家这才认出了我，她带着同情和怜悯的口吻说：“哦！殷同志回来了。好！好！”
王奶奶把房门的钥匙交给了我。此时我的女儿和王奶奶的孙女一起上小学一年级，妻上班前将钥匙交王奶奶代管，以便孩子放学回来可以进家。
我推开房门一看，一间14平方米的小屋，放着一张大床两张小床，一张两屉桌，屋角排放着碗柜、书柜和一摞箱子，门边还安了取暖炉，挤得满满当当，几乎没有转身的余地。我明白了，我去北大荒后，妻被报社从两居室的宿舍里撵了出来，搬进了这间小屋这件事妻在信中从未提起过，这愈加增添了我的内疚：都是因为我，才使她们政治上受歧视的同时，生活上也受了委屈。
傍晚，妻领着上小学的女儿回来了，骤见之下，有如隔世相逢，悲喜交集，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杜甫离乱后与家人重逢时写下的伤感的诗句“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差堪描摹此时此刻的情景。我拣最重要的事情告诉妻：“我的‘帽子’还没有摘掉。”她不假思索地说：“回来就好！”我又告诉她：“我被分配到呼和浩特去了，下月底就要去报到。”妻闻言如遭电击，半晌说不出话来。是啊，一个弱女子，在沉重的精神压力下，既不敢稍懈于教学工作，又要照顾好两个幼小的孩子，其含辛茹苦的程度岂是常人所能体会？但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一晚，絮絮叨叨交流着彼此积存在心底的无处倾诉的话语，恍恍惚惚，朦朦胧胧，一如《羌村三首》所咏：“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补充一笔，我浑身都是虱子，那毛衣的空隙里，爬得密密麻麻。为了避免把这吸血的小动物“引进”家来，妻给我找出替换的衣服，我将随身穿的从里到外，统统扔进了垃圾桶。
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六，全托在辟才胡同后面一家幼儿园的儿子该接了。妻说：“不知儿子是否还记得你这个爸爸？你去接吧。”1958年3月我离京时，儿子才两岁半，我记得我步出院门时，他被人抱着呆呆地望着我，不明白我去何处。现在该五岁多了，他还能记得我吗？我怀着伤感并掺和着负疚的心情，缓步来到了这家幼儿园，和众多接孩子的家长一起，在一间如会客室一样的大屋里，等候老师将孩子们领来。不一会儿，老师领着一群孩子进来了，他们如欢腾的小鸟一般，张开双臂飞扑进各自家长的怀抱。我一眼就看见了我的儿子，他穿着一件黑色的旧呢短大衣，头戴一顶毛线帽子，只见他敏捷地扫视了一下，便呼喊着“爸爸”向我扑来。我紧紧地抱住了他，止不住的热泪模糊了我的双眼。
在回家的路上，儿子一会儿问我“为什么老不回家”？一会儿告诉我他在幼儿园玩耍的趣事，显得特别兴奋。我亲热地应答着，不停地问长问短，可是我的心却一直往下沉，往下沉。我想，在右派老子的阴影下，这棵无辜的小苗，日后将遭遇多少无情的风雨，多少不公正的对待呢？他能身心健全地成长吗？“老子反动儿混蛋”，固然在后来的文革才公开叫嚷，但在50年代大抓阶级斗争的年月，这种貌似“革命”的思想早已风行全国。
在家里只能停留一个月。我暗自思忖，在这个短时间里，我要最大限度地恪尽为夫为父之责，尽量减轻妻的家务负担，尽可能多地关爱两个幼小的子女，以多少减轻一些我内心对他们的负疚感。
我把买菜做饭等家务活包了下来，每天进出街市，由此亲身感受到笼罩在饥饿阴影中的京城的凄景象。
市场之萧条令人吃惊。副食商店的货架上空空荡荡，买什么吃的都要凭票凭证。规模较大的西单菜市场，货架上摆了一些点缀门面的蔬菜，只供观赏，不供销售。食用油每人每月半斤，平均每天只有一钱七分。口粮每人每月二十来斤，以至每家每户都自备了秤或量器，主妇们每天量米下锅，生怕“寅吃卯粮”而断顿。有一天，我路过绒线胡同，看见一个穿着整洁佩戴眼镜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人，在路边发现了一条烂菜叶子，如发现宝贝一样，赶紧俯身把它捡起来，放进他提在手上的黑色拎包里。其时报纸在宣传：“要动员群众采集和制造代食品，以克服困难，渡过难关。”什么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过去闻所未闻的代食品名词，丰富了汉语的食品词汇。那萧条衰败的景象，与两年前大放卫星、大炼钢铁、捷报频传、热气腾腾的氛围形成了有如乾坤倒转的反差。
我是饿着肚子从北大荒走出来的，其时两腿浮肿，浑身乏力，整日饿火中烧，恨不得如李景波所言，一口气喝它两大碗油。但粮食各有定量，我多吃了，妻子就得少吃，我怎么忍心让受我牵累的妻子加重饥饿之苦呢？所以回到家里依然半饥不饱，浮肿消退无望，只不过“躲进小屋成一统”，精神上稍为松弛罢了。一天晚上，已经躺下了，直觉得饥饿难忍，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可家中一点吃的也没有了。妻忽然灵机一动，说：“有了！”她翻身起床，将盛玉米面的空口袋，小心翼翼地把粘在口袋边的粉粒轻轻抖在一个碗里，居然有那么一小撮。然后倒进凉水和弄一下，在炉子上熬成糊糊让我喝了，这才进入了梦乡。
饥荒时期，京城推出了少量的高价饭馆。在那里用餐，免收粮票，美酒佳肴敞开供应，成为饥民们心向往之的“天堂”。但“天堂”的入场券异常昂贵，如饱餐一顿，每人至少付出一个月生活费。据说，这是当局在物资匮乏时期回笼货币的举措。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就是当时少数的高价饭馆之一。妻看我浮肿迟迟不退，便提议花钱去四川饭店吃一顿，以增加一点营养。我欣然同意。我想趁这个机会，为受我牵累的妻子和儿女增添一点生活的乐趣，哪怕是极其短暂的乐趣。于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我们带着两个孩子，到四川饭店做了惟一的一次奢侈性的消费。要了四菜一汤，有鱼有肉，我还要了二两四川特曲，全家美美地吃了一顿。两个孩子自出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进馆子，第一次享受如此美味的佳肴，看他们两眼发亮，大快朵颐的神态，我感到莫名的慰藉。这顿饭花了27元，按当时的物价，相当于一个人三个月的生活费。
这顿饭犹如一支强心剂，使我气血畅通，周身舒坦。但这支强心剂不可能有长效，两天以后，由饥饿引起的种种不适又故态复萌，我只好默默地忍受着。
北京冬日寒冷。作为被孤立的右派，尤感人世间的阴冷难耐。同院住着多年的同事，过去老张、老李十分稔熟，有的还过从甚密，此时他们不约而同地视我如陌人，见面从不招呼，一仰头就走过去了；少数“左”兄还对我侧目而视，投以白眼。一天，我到报社找人办事，我还像过去一样径直往院里走，哪知传达室的工友好像不认识我似的，铁板着面孔大声吆喝：“站住！你找谁？”那高度警惕的神气，分明把我当做图谋不轨的歹徒，我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那歧视，那冷眼，我想当今只有艾滋病患者才可能有此感受和体会。
亲朋亦复如此。妻告诉我，自我流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