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双城记：上海比北京文明，北京比上海有文化(ZT) 华府采菊人2021-09-12 23:30:03

北京的”文化“来源于两次首都， 间断的时间不过二十几年， 行政作用， 使得北京成了中华文化的中心， 1949年若是定都于西安， 北京恐怕就是一个大的石家庄而已。

上海得益于第一次”开放“-不过是被迫的， 但无论如何由此而来的西方文化， 很快就渗透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标题的”文明“， 实际上是”西方文明“，虽然中国以前也有过中式文明， 好比京城胡同离那些旗人，言语行为那个讲”礼“呀， 侯宝林老先生的相声可以作证， 起夜时的对话可以比上海人多好几分钟！这也是种文明吧

所以单挑文化和文明， 不足以区分京派海派，最重要的差别是， 官迷方知北京近，发财才晓上海亲。---转载者

 

北京和上海是中国的两个中心，分别代表了中国的南北文化，互为他者。上海是一座兼容并包的世界主义大都会，而北京更像一个充满竞争与活力的有文化的大村庄。

 

北京和上海，一北一南，一个是帝都，一个是魔都。

 

中国文化之所以强大，乃是其内部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有东西文化的差异，也有南北文化的不同。其内在的丰富性和差异性，既冲突，又互补。正是这种冲突、互补、丰富和多元，促进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活力和强大。

 

在世界上凡是幅员比较辽阔或者文化比较丰富的国家，通常都有两个中心，美国有纽约和洛杉矶，俄国有莫斯科和彼得堡，德国有柏林和法兰克福，英国有伦敦和爱丁堡，日本有东京和京都，中国则是上海和北京，这两个城市也代表了中国的南北文化，互为他者。

 

一、政治中心和社会中心 

 

北京作为一个政治中心，其发达的不是地方政治，而是帝国政治或国家政治。因为在天子脚下，地方即国家，国家也是地方，笼罩在国家权力的直接控制之下。

 

晚清以后的北京也形成了地方社会，这些地方社会是由士绅和商人所组成的，但是在近代北京，并没有像近代上海那样强大的地方自治势力。

 

上海就不一样，从晚清开始，作为一个通商口岸城市，其政治权力一直处于多元化的状态，无论英美、法国、日本，还是清廷、北洋，都不能独家控制这个东方第一大都会。

 

在中国凡是有地方处于多元权力的竞争空隙之中，反而会给地方社会一种崛起的空间。上海的地方自治一开始就是在这种夹缝当中生长起来的。

 

吊诡的是，清末开始的地方自治，是与国家权力的扩张同时发生的。因为贸易、经济、金融的中心都集中在上海，上海的地方自治背后有一个相对强大的资产阶级支撑。

 

这股力量不是来自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来自上面的权力可以赋予你，也可以随时收回。

 

上海的地方自治来自于从城市本身生长出来的经济力和文化力，于是就具有持久的冲击力和爆发力。近代上海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的文化中心，绝不是偶然的。

 

这个城市的资产阶级也好，文化精英也好，对他们来说，上海就是他们存在的家，他们主宰城市的地方事务，也借助城市的实力，多次挑战中央，于是上海就成为北京之外的第二个政治中心。

 

1900年，当慈禧太后对八国联军宣战，竟然以上海为中心出现了“东南互保”。国家在对外宣战，地方却与“敌国”议和。辛亥革命发生后，南北对峙，又是在上海进行南北和谈，最后，正如马勇教授所说：“民国不是打出来的，是谈出来的。”这个谈出来的地方，就是上海。

 

再看“五·四”运动。运动爆发在北京，当时北洋政府很强硬，学生上街看到一个抓一个。到了6月3日，上海资产阶级和文化精英联手发动罢工、罢课、罢市，这一下震撼了世界舆论，北京政府最后只能屈服，释放学生，罢免三名“卖国”官员，不敢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五·四”运动发生在北京，但结束于上海，由北京的学生发动，最后由上海的市民阶级跟进，取得胜利。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也是这样，最早在北京由学生发起，席卷全国后，上海各界跟进，成立了各种救国会，把一个原来单纯的学生运动扩大为全民的运动。

 

五四运动浮雕

 

这两个城市，北京发达的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公共领域，上海是市民社会的大本营，以资产阶级为核心。所以近代中国的历史当中，几次大的运动都是北京先发动，然后在上海燎原，最后获胜。

 

近代的上海，作为社会中心和经济中心，借助地方的市民社会和城市空间，在清末民初中国的政治当中，扮演了第二政治中心的角色。

 

二、帝都与魔都 

 

 

在近代中国，最好的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大部分在北京。北京是中国无可挑战的学术中心，到今天还是这样。作为学术中心，北京知识分子的主体，主要在大学。

 

这些学者专家都是一些国家精英，他们继承了帝国士大夫的传统，他们的关怀除了专业兴趣以外，主要是国家与天下大事，而与地方事务没有什么关系。

 

民国时期的北京知识分子，通常是和京城的地方社会绝缘的，但是他们对这个城市又充满了一种故乡般的柔情。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演讲

 

许多京派的知识分子曾经也生活在上海。上世纪20年代末，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都在上海生活过，但他们不喜欢上海，觉得上海商业气太重，始终有疏离感，30年代以后他们都回到了北京。

 

这些南方知识分子虽然不会说北京话，但在北京仍然感觉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主人，反而把真正的北京人——那些老北京，视为他者。

 

对上海的文化精英来说就不一样了。上海是什么？上海既不是家也不是国，上海就是一座城，一座有自身机理、血脉和灵魂的城市。

 

民国时期的上海文化精英与京城不太一样，主要不是大学教授、专家学者，而是由两拨人组成，一拨是出版商、报业大王、记者、编辑、民间教育者，另外一拨人是自由撰稿人为主体的流浪文人。

 

他们虽然气质上不一样，一个是布尔乔亚，一个是波希米亚，但是他们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彼此是流动的，而且共享了同一个城市的文化。

 

萧军和萧红

 

比如申报老板史量才，他既是银行家又是报业大王。另外一拨波希米亚式的流浪文人，来自全国各地，就像许鞍华导演的《黄金年代》中的萧红、萧军一样，在上海以自由写作卖稿为生。

 

这些人看起来对资本主义充满仇恨和批判，但他们的生存处境又离不开这样一个高度资本主义化的文化市场，因此这两部分上海文化人看起来泾渭分明，其实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