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效祖国的一腔热血 与报效党国的终身遗憾
关于知识份子拒绝国外的优厚生活，拚命要回来鞠躬尽瘁的宣传，我们已经可以背出很多了。比如“钱学森在美国吃马粪装疯卖傻终于回国，他一个人能顶五个师”的光辉事迹，成为佐证知识份子应该如何报效祖国的标准配置。说实话，大家一直没有查出这种桥段到底出自于那个小说家之手。
与这些宣传相反，在中国大陆72年真实的历史中，学成归来没能为祖国报效，却被中共报销的人物是很多。比如钱学森的同学，同样是海归的物理学家徐璋本，因为不认同马克思主义，自己号称要参选国家领导，结果坐了22年的牢。徐先生还算好的，毕竟有钱学森这种红色标兵当同学，保住了性命。还有大把要报效祖国的老海归，性命都难保了。
董铁宝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计算机之父，作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博士，参与了第一代计算机伊利亚克机的设计、编制程序和使用。1956年，国内号召大规模向科学进军，在周恩来的“邀请”下，董铁宝和夫人植物学专家梅镇安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绕道欧洲，行程万里，历时3个月回到国内，在北大任教。1968年10月，北大掀起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他的海归背景成为“特务”指控的重点，被隔离审查，不准与家人见面。董铁宝不堪受辱，悬梁自尽，刚上中学的子女被下放农村。
被周恩来三番五次盛情“邀请”回来的，还有数学泰斗、云南大学奠基人熊庆来。1957从法国回到大陆，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进行研究，培养了诸多后来的数学大师，包括著名的华罗庚。文革开始后，熊庆来长时间被批斗和折磨。1969年2月3日，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留下了一桌子罪行交待材料后，在家中突然故去，原因至今还是一个悬案。
另外一个1955年被周恩来亲自从机场迎接回来的留美教育学博士董时光，连自杀都没有赶上，直接被当做“大右派”毒打而亡。他在美国的时候曾经大骂美国军队出兵朝鲜，不可谓不爱国。但是回来后因为在运动中给学校党委提了点意见，被作为极右份子处理，送去劳改。由于常年饥饿，一个堂堂博士，饿到去捡马粪中的没有被消化的胡豆充饥，就这样居然被诬为偷吃马粮，被当场打断三根肋骨，吐血不止，无人搭救。
如果要细数，这种例子多得让人无法呼吸。比如在计算机之父董铁宝遇难后没几天，同在北大的物理系教授，南开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饶毓泰也“自绝于党自觉于人民”了。在几天前“自绝于党”的还有后来被追授“两弹一星元勋”的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他们都是资深海归。当然，他们并不是所谓的极个别，因为单单在1968一年，仅中国科学院“自绝于党的一级研究员，就多达20个。
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些中国顶级的菁英，在经历了中外社会环境的对比之后，还是会被简单的“爱国”主义情绪所煽动，轻而易举的交出自己宝贵的人生？学识为什么没有转换为见识？
这些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代表性人物，全中国最聪明的大脑们，高达74％的人，对社会发展方向产生了严重的误判。这些误判不仅是对他们的学术生涯产生了不可挽回的影响，甚至其中很多位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不幸批斗致死的就多达14个，其中既包括饶毓泰、叶企荪、陈寅恪这种泰斗级的人物，也不乏地质学家谢家荣这样全家“自绝于党”的。而即便侥幸苟活的，也少有没有挨整、挨批的，不要说再做学术研究，保命保平安就已经不错。至于像郭沫若、冯友兰这种在严酷的环境下扭曲如苍蝇，可恨又可怜，钱学森这种昧着良心唱赞歌的，就不必提了。
在我们日常的理解中，知识菁英既然拥有非凡的学识，理应具有非凡的见识。特别是在一生也许只有一次选择机会的重大历史关口，他们理应得比常人更有远见卓识，更能看穿事情的本相。但很遗憾，显然答案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看，民国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81名院士，在1949年的人生抉择。他们当中，59人留在大陆，10人去了台湾，12人去了海外。（民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81名院士，在1949年的人生抉择。网络图片）
相反，有些学识不算一流的知识份子，比如徐志摩，见识却是一流的。苏俄革命成功后，在中国吸粉无数。甚至连胡适这样的人，刚开始也是极为欣赏的，认为苏维埃是“伟大的试验”。但徐志摩则不然，1925年3月，他去欧洲游历，专程取道苏俄考察。他从社会观察的角度接触了各个阶层的人物，甚至专门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整个苏俄社会的麻木和野蛮，让他大为震惊，在他的《欧游漫录》中，他这样描述：“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是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于是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毫不夸张的说，即使到了真相揭开的今天，还有大把的知识份子没有达到徐志摩的见识。简单一点说，董铁宝这些专家们如果选择了别的道路，即便不能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贡献，也至少可以为学界做点贡献，最差都可以保留一些知识的种子，为后来的人们留下希望。其实像爱迪生这样的人，从来没有过任何高尚的目标，驱动他发明创造的更多是商业的利益，但就是这样，也无法抹杀他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因他在为自己创造价值的同时，推动了世界的进步。
人类的知识，本身是不分民族，没有国界的。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哪一个国家的知识份子，你为知识的添砖加瓦，都是在不同的侧面推动文明的进步。这个世界大部分的现代科学技术都产生于西方，但是最终都是造福世界。如果把自己的才智仅仅限定于服务特定的国家，特定的民族，那这种观念是一种狭隘的愚蠢，拙劣的短视。
为希特勒研究导弹，为金三胖研究核武器的科学家，算不算爱国？理论上说，也算是报效国家。但残酷点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无异于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对人类文明产生了严重威胁。既没有真正帮助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也没有实现真正知识份子的责任和担当。如果是没有选择尚情有可原，在有选择的情况下，还要以“爱国”的名义跳入火坑，那就是可恨又可怜了。
如果爱因斯坦一定要报效德国，那他也许早就死在了犹太人的集中营；如果发明家特斯拉一定要报效祖国克罗地亚，那他也许早就湮灭在世界大战的某个角落。科学家玻尔、薛定谔、希拉德、汉斯贝特、霍尔宁……他们没有为祖国服务，却在更合适的环境和舞台上，实现了自己的才智与抱负，即推动了全人类的进步，反过来也让自己的祖国和民族一样的受益，谁敢说他们不爱国？！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知识份子应有的见识，它在大部分时候，比学识更为重要。他们站在知识的高峰上，而知识是没有国界的，他们的见识应该超越国界。
中共《人民网》竟然要习近平“人贵有自知之明”
中共《人民网》15日发表《毛泽东为什么要给老战友荐读"黄琼传""李固传“》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徐中远，他在1966年至1976年，担任毛泽东图书服务管理员达10年之久。2000年他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局长。
徐中远在文中介绍，1965年毛泽东要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四人阅读《后汉书》中的《黄琼传》《李固传》。徐认为毛的意思是：“提倡东汉大臣黄琼、李固能以国家大事、社稷安危为重，不计个人名利官职，正直敢言，敢向皇帝说真话”。1974年毛泽东再次让江青读《黄琼传》《李固传》，并对江青说：“《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人贵有自知之明。”
可以看出这篇文章和中共最高层的权力斗争都有非常敏感的联系。作者是中央办公厅的老干部，在文章里可能借此提醒习近平“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应该有自知之明”，不要被那些马屁官员拍的晕头转向。至于说“《阳春》之曲，和者必寡”，则是暗指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空前孤立。文章随后所说黄琼、李固均能“不计个人名利官职，正直敢言”，似乎也是在提醒中共各级官员应该说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