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二十一条》交涉刚刚结束,“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之类的言论不断在社会上传播。8月3日,由通晓中国事务的前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为袁世凯安排的美籍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发表的《共和与君主论》称:“......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2]
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成立筹安会,声言“共和不适用于中国”。愈来愈多的“请愿团”上书,要求变更国体。也有部分反对的声音,如进步党党首、前司法总长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坚持其对变更国体的一贯反对。而筹安会却发表大量支持实行君主立宪的文章,杨度认为国家必须定于一(一元化领导),才能安定,在安定的环境中才能立宪,并逐渐富强。他提出了两个论据来证明只有实行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其一:中国人文化程度低,共和难以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与其名共和真专制,不如名正言顺君主立宪。其二,共和国选举总统时容易发生动乱。他说: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3][4]。另外,袁世凯还收到《全国护军使劝进称帝文书》,全国各省督军都有签名[a],包括云南代表蔡锷和唐继尧,[5]两人日后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劝进文书写道:
8月23日成立后的“筹安会”召集各省文武官吏和商会团体进京商讨国体事宜,各文武官吏除少数表示拥护共和外,大都表示必须改变国体。[2]8月25日,蔡锷领导军人请愿帝制。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亦伪造《顺天时报》[b],营造日本帝国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