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八团前身-国防建设的生力军
1964 年8月2日，美国军舰“马多克斯”号入侵北部湾，越南进行了自卫反击。8月5日，美国借口2艘军舰前一天再次在北部湾遭到越南鱼雷艇的攻击，突然出动大批 飞机，连续轰炸越南的义安、鸿基、清化等地区，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北部湾事件”。当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致电越南主席 胡志明、总理范文同、总参谋长文进勇，建议“査清情况，议好对策，以利行动”。第二天，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 邦，越南人民是中国人民亲如手足的兄弟，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表示了对越南人民的坚决声援。8月7 日至11日的5天中，中国各地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痛斥美国对越南的侵略罪行，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与越南接壤的云南省，成为中国援助 越南的前哨阵地。为了有效地援助越南，中共云南省委向国务院建议，在云南境内修建国防公路。周恩来总理批准了这一计划。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提出从山 东、河南省征调一部分人，组成工役制工程部队，担负国防公路的修筑任务，这一提议得到了国务院的同意。云南同山东、河南就此签订了合同，其中规定：工役制 工人完成任务后仍回山东、河南。山东、河南十分重视中央安排的征调工役制工人的工作，2个省共征调了17000人，组成了5个团。其中，山东组成了第七、 第八2个团。这是一支素质较好的队伍，征调时均按征兵标准放宽了3岁年龄，配备优秀干部组团。1964年下半年，当这批精壮的小伙子开到云南时，云南省委 领导十分高兴，设想在完成任务后留下这批工人。经征求山东、河南2省同意，决定：完成任务后，按“愿走者欢送，愿留者欢迎”的方针办理。当时，省委分工省 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负责援越工作，所以工役制工程部队即归赵健民领导。当赵健民同省长周兴、副省长史怀璧向工役制工人宣布这一决定时，各团工人都一致表示 拥护。在此后艰苦的开山筑路中，工人们表现了高度的责任心和吃大苦耐大劳的作风，工效很髙，获得了各方面的赞誉。
二、卷入八派、炮派冲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7年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要负责人认为，工役制工人留在云南问题很多，就以云南省军管会的名义致电国务院：“工役制工人留 下问题很多，还是按合同规定，由哪里来回哪里去。”国务院批示同意。这样，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就不顾山东、河南劳动力富余而需要输出劳动力，云南劳动力缺 乏而需要引进劳动力的实际情况，更改了3省于1964年共同商定的“愿走者欢送，愿留者欢迎”的方针，将17000名精壮青年一律遣送回山东、河南。这一 改变，引起了愿意留在云南支援边疆建设的工人的强烈反对。1967年8月29日，部分工人找到赵健民，纷纷进行质问。赵健民认为应该向省军管会和中央反映 实际情况，就向云南省军管会副主任陈康讲述了工役制工人的情况，陈康明确表示同意“愿走者欢送，愿留者欢迎”的方针。10月，赵健民在北京专门向交通部反 映了工役制工人的情况。交通部确定派人前来昆明征求工人意见，然后再报国务院决定。同时，赵健民向国务院写了专题报告。工役制部队的5个团在等待处理决定 时作好了退役的准备，其中，工役制部队第八团（简称“工八团”）在昆明约有500人，住在昆明西山云南省委党校等待退役。在大理的下关市共有600多人， 分别住在下关苍山饭店和州委党校待命退役。
1967年7月22日，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讲话时，别有用心地提出“文攻武卫”的反动口 号，并要求造反派说：“你们的自卫武器不能放下”，煽动继续搞武斗。次日，上海《文汇报》发表“文攻武卫”的口号，广为宣传。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云南和 全国一样，两派群众组织各自成立“文攻武卫”的机构，武斗迅速升级，武斗规模越来越大，人员伤亡越来越多。其中，大理州的下关市就是云南武斗最严重的地区 之一。
早在1967年4月，驻滇西部队某军军长梁中玉以“滇西支左委员会”的名义，把大理州卫生学校一部分师生封为“左派”，从而把大理州干 部群众分裂为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把大理军分区的大多数军队干部定为“支保（守）势力”，说大理军分区只有3个人是好的。他与大理州的一派头目结为一 体，把他们封为“无产阶级造反派”，加以吹捧和支持。于是这帮人有恃无恐，胡作非为，到处搞打砸抢，激化了两派矛盾。在1967年7月22日江青发表“文 攻武卫”反动口号的当天，这一派的人把山东来滇支边的“工八团”人员马文清抓去后，活活打死在下关医院。1968年1月6日又发起攻打苍山饭店，打死“工 八团”6人和枪杀“俘虏”。事件发生后，住在昆明云南省委党校等待退役回山东的“工八团”约500人，对此事极为关切。“工八团”负责人李国贞与工役制部 队其余几个团的负责人商量后，决定立即派人把留在下关的“工八团”600余人全部接回昆明，准备退役回山东。于是，李国贞带领77人前往下关，去接“工八 团”人员回昆明。李国贞在出发前的动员大会上说：要把在下关被围困的人救出来。接回昆明后，退役回山东，决不能丢在云南一个人。
1968年1 月10日，“工八团”一行77人离开昆明，途经富民、武定、元谋、永仁、大姚、姚安、南华，13日到达下关，沿途没有发生任何武斗事件和打砸抢等越轨行 为。他们到达下关后，住在下关的“工八团”人员向李国贞汇报了“工八团”住在苍山饭店被“八派”打死6个人的经过。这时的下关，空气甚为紧张，武斗正处在 一触即发的境地。“八派”(“八?二三战斗兵团”的简称）已建立了统一的武斗指挥机构——“八?二三滇西联络站”，“炮派”（“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的简 称）也组织了“毛泽东主义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滇西指挥部”，两派都在积极准备更大规模的武斗。1月16日，两派在下关发生武斗，在这次武斗中，双方死亡 104人，其中“八派”77人，“炮派”27人。李国贞率领的“工八团”也卷入了当地的两派武斗。
三、工八团一平浪被围剿
1月21日，“工八团”全部人员离开下关返回昆明。这时，他们谁也不曾料到，这支为支援云南边疆建设应征而来的、多是贫下中农子弟组成的队伍，正被诬陷为“滇西挺进纵队土匪武装”，从此开始遭受到长达10余年之久的灾难性政治迫害。
“工八团”在下关期间，1月19日，云南驻军某部的有关领导人从派性出发，向昆明军区党委写了《关于昆明处理“炮兵团”派出“滇西挺进纵队”的问题》的 报告。其中称：昆明“炮派”所属工役制工程第八团一部，在走资派和少数坏人操纵下，组成所谓“滇西挺进纵队”，于元月1、2日从昆明出发，全副武装，乘坐 汽车，由滇缅公路西进。仅仅18天时间，西进450多公里，攻占了禄丰、一平浪、楚雄、南华、祥云、下关等重要城镇，严重破坏了重要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 枪杀了省煤管局副总军代表郭顺兴同志，抢夺了战略仓库枪、炮数千件，弹药数十万发，冲击了国防通讯枢纽部门和军事机关，打伤解放军干部、战士，并向当地驻 军多次发出“通牒”，横冲直闯，到处抓人，打散了沿途“八?二三”派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打伤群众多人，仅下关一地发现尸体200余具，并打死抢救受伤群 众的战士和修华等2位同志。搜山、清乡，抓扣群众千余人，并严刑拷打，有的甚至公开枪毙。
这样，一个完整的所谓“滇西挺进纵队土匪武装”(简称“滇挺”)政治假案就此被编造出来了。
1968年1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云南班”，解决云南派性和武斗严重的问题，通知云南两派选出代表和军队支左人员共700 人参加，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云南班”学员陆续增加到2000多人。中央要求：“要把派性打倒，把山头铲平。”“军队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军队，不 能搞成两派”。在北京参加解决云南问题的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负责人对《关于昆明处理“炮兵团”派出“滇西挺进纵队”的问题》的报告，未经核实，就上报中 共中央。1月21日夜间，在中央解决云南问题的重要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根据谎报的情况武断地说：“昆明工八团成立了一个滇 西挺进纵队，元月1、2日从昆明出发，4日到达禄丰，还带有1400件武器去支援他们那一方面搞武斗，把一平浪煤矿总军代表、一个团级干部打死了。横冲直 闯，是造无产阶级的反。他们的枪口不是对敌人，不是对反革命，而是对人民解放军，对着人民的子弟兵，对着军管干部，这不值得深思吗？”。国务院副总理兼公 安部长谢富治（1952年8月至1959年8月曾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也插话补充说：“滇西挺进纵队，第一仗打禄丰，打死军代表；第二仗打了一平浪，把煤 矿、盐矿也给破坏了；第三仗打楚雄；第四仗打祥云抢仓库的枪；第五仗打下关，杀了100多人。还要继续向西进，大概是要打遍滇西。这种行为，完全离开了文 化大革命的轨道，走到反面了，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为。”康生强调：“现在面临一个工八团问题，怎么办？我看有4条，第一，深入地做政治工作；第二，说服 他们停止武斗；第三，收枪；第四，说服他们把抓的人释放出来。工作无效，就用军队包围，搞政治攻势，强迫交枪。”康生、谢富治的这些武断片面不实之词，为 以后昆明军区派出部队围剿所谓“滇西挺进纵队”这个莫须有的组织打下了基础。
1月22日，在北京开会的云南驻军两位负责人授意，以1月19日 上报昆明军区党委和中央的电报内容为基础，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所谓“滇挺土匪武装”的材料材料中把原来含义不清的“滇西挺进纵队”定性为反革命的“滇挺土匪 武装”。在北京参加解决云南问题的两级军区领导未经核实，便将材料上报中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根据云南的报告批示：“同意对‘工八团’回窜给以坚决堵 截”，但强调指出：“务必做到经过政治工作，劝他们放下武器，交出他们西窜沿途抢枪杀人的坏头头”。
当天夜间，“工八团”行至楚雄的吉山坡与 前往堵截的部队相遇。但部队没能堵住，“工八团”人员冲开部队，继续往昆明方向行进。到达一平浪时，由于部队已把公路截断，“工八团”住在一平浪甘海资矿 区。23日，昆明军区派出部队对“工八团”进行包围，同时，向军队各单位发出了《关于处理昆明“炮派”派出“滇西挺进纵队”的问题》的通知。25日，云南 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通告，将编造的“滇挺”案公诸全省。《通告》说：“在全国人民遵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 利的时刻，在昆明两大派进行谈判并初步达成停止武斗协议的情况下，工役制工程第八团一部分人组成‘滇西挺进纵队’，不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不按毛泽东思 想办事，不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听来自各方面的多次劝告，于元月1、2日，全副武装，从昆明出发，沿滇缅公路，向滇西挺进，煽动当地某些不明真相的 群众组织的部分人员，配合他们的行动，仅仅18天时间，先后攻打了一平浪、楚雄、下关等重要城镇，抢夺国防仓库，破坏滇西工业生产，打死打伤许多革命群 众，危及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他们在滇西的所作所为，是破坏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犯罪行动。‘滇西挺进纵队’的行动，是受了走资派的操纵的，是 混进他们组织里的极少数坏人从中挑动的，这个组织里绝大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
1月25日，在北京参加解决云南问题的“炮派”代表向在京的昆 明军区负责人报告：“昆明军区党委文件所指工八团到滇西武斗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炮派要向中央汇报。在未得到中央指示前，工八团在原地（一平浪）待 命。”1月27日晚8点，中央军委派到云南的联络员罗元发和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负责人到北京西苑旅社接见两派赴京谈判代表后单独和“炮派”代表谈滇西问 题。罗元发说“工八团在一平浪必须立即交枪。中央决定在28日下午6时以前把工八团在祥云仓库抢的武器全部交给部队，过时不交，部队采取行动，明天早上部 队派飞机撒传单，你们要给昆明家里做工作，按要求交枪。”“炮派”代表当即表示马上给昆明打电话做工作。电话通过昆明军区打给“炮派”在昆明的一位负责 人，要他立即去一平浪做工作交出武器。但是，这些积极的工作已无济于事了。当“炮派”在昆明的负责人28日凌晨3点赶到一平浪时，部队已提前1天结束了围 剿“工八团”的任务。
早在1月26日上午，谢富治在北京批评部队没有堵住“工八团”是“右倾、怕死”，指示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负责处理 “滇挺”问题。当日，鲁瑞林等人从北京飞赶昆明。下午，即召开紧急会议，布置武装围剿“反革命‘滇西挺进纵队’土匪武装”。鲁瑞林在会上讲，元月26日在 北京开了个会，叫我回来处理一下“滇西挺进纵队”。工八团这个问题，中央处理得很坚决，批评我们右倾怕死。这是阶级斗争，坏人在操纵，我们要采取坚决措施 处理工八团。当天下午4点左右，负责执行围剿“滇挺”任务的某师师长来到一平浪矿区，和矿区“炮派”组织的负责人谈话，提出3条要求：第一，部队要派宣传 队到矿区来，“炮派”要保障宣传队的安全；第二，给宣传队架通电话线，便于保持部队的联系；第三，三厂的房子让给部队住，在宣传队未进来之前，部队暂不过 永红江大桥。“炮派”对这些要求一一同意。由于此时部队已包围矿区，不让出入，“炮派”提出：工八团到煤矿住下待命，没看到什么文件，又不了解怎么回事， 要求准予派人出去了解情况。部队领导也满口答应。当晚，执行围剿任务的部队却受命向住在一平浪甘海资矿区的“工八团”人员快速推进，缩小包围圈。27日下 午6点10分，部队提前预定时间一天开始压缩包围圈，并攻占甘海资煤矿。这时，才宣读了云南省军管会要求“工八团”放下武器，撤除工事，交出抢夺的一切军 用物资，立即撤出矿区的《通令》。后来经有关方面查证这次围剿行动：一、没有按照中央关于“28日下午6时以前把‘工八团’在祥云仓库抢的武器全部交给部 队，过时不交，部队采取行动”的指示办事，而是提前1天采取行动，并结束围剿；二、进行围剿时，也没有按中央规定“派飞机撒传单”，做宣传思想工作，而是 在围剿行动结束后，才派飞机到矿区撒传单，做所谓的思想宣传工作；三、围剿中，罗元发得到部队首先开枪打死人的消息后即指示：“对当地炮派要同他们（指工 八团）分开，绝不要对群众射击，要抓政治攻势，瓦解为主”，但是这一指示也并未执行。围剿中，“工八团”184人，煤矿职工、家属59人丧生。武装围剿结 束后，又挨家挨户搜捕，将100多名“俘虏”捆绑着集中到中心食堂关押起来。“工八团”480人被抓，集中到临沧博尚办学习班，以“反革命”定罪，押送回 原籍山东、河南交有关部门管制，使这些人受尽屈辱和折磨。
2月5日，“工八团”被围歼后的第9天，鲁瑞林等赴北京向中央汇报对“滇挺”的处理 情况。汇报会上，闻知打死“滇挺”200多人的谢富治有所惊悸地说：“中央没叫你们开枪，没有授予你们开枪权，为什么你们打死这么多人？这件事对外不要讲 了。”云南驻军某部负责人居然申辩说：“我们原来的报告从战略上讲没有错，不管有没有‘滇西挺进纵队’这个名称，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干的坏事，是跑不了 的”，“工八团的统治，简直就是法西斯”。鲁瑞林汇报时，公开点名诬陷赵健民是“滇挺的幕后策划者”，“陈康（昆明军区副司令员、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副 主任)、张力雄（云南省军区政委、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王银山（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也参与了幕后策划。为康生、谢富治后来诬陷赵健民是“伸向 炮派的黑手”提供虚假材料。当中央军委派到云南的联络员罗元发插话制止他时，他竟说：“赵健民是叛徒，是三反分子，已很明显，为什么我们有些人和他混在一 起”，诽谤、攻击与他持不同观点的人。
2月13日，云南两大派赴京代表正式签署了《关于停火交枪、制止武斗的协议》和《关于恢复交通运输和保 障邮电畅通的协议》。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即通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于当晚接见两派代表和昆明军区在京人员。接见中，康生、江青肆无忌惮地对“工八团”进行 诬陷。江青首先宣布“工八团”是反革命匪帮，接着煞有介事地说：“事物走到对立面，那就没办法啦。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那没有办法，要剿匪了。”康生说： “补充一点，如果走到对立面，就是反革命匪帮。在云南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平浪。”梁中玉则在一次大会上公开自称为“镇压滇挺的刽子手”。就这样， “工八团”被定为闻名全国的“反革命匪帮”。康生、江青同时诬陷赵健民是“滇挺”的“黑后台”。就在这次会议上，赵健民被康生诬陷执行了“ ** 云南特务组计划”，当即被逮捕，投进监狱关押审査、残酷迫害达近8年之久。
1969年初省革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后，谭甫仁等人进一步诬陷“滇 挺”执行了“ ** 云南特务组计划”，把赵健民、陈康、张力雄诬为“滇挺”的“黑司令”，在云南全省上上下下、军内军外，大查大揪子虚乌有的“滇西挺进纵队”分子。驻昆部队 某部为了宣传“滇挺”的“罪行”，将制造的假案变成真的，举办了所谓“‘滇挺’罪行展览”。这个展览，使用的图片都是假的，解说词中充斥着谣言：“在大黑 手赵健民之流一手操纵和指挥下，‘滇西挺进纵队’攻占了下关，只杀得清白的苍山被鲜血浸透，碧绿的洱海被鲜血染红。寿康坡（应为豆糠坡）成了死人坡，西洱 河成了血水河。”“居住在这里的广大群众，也被逼得离乡背井，流离失所，有的被撵上海拔4000多米、白雪皑皑的苍山，有的被赶下茫茫300多里、波浪滔 滔的洱海，有的被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数万下关人民处于灾难之中。”这样一个假展览，竟在全省的13个专区、州、市，60个县、区，3个农场，1个林 业局中巡回展出，甚至送到了首都北京展出。
在全省性的“划线站队”中，下关市、大理州成为全省开展“划线站队”运动的重灾区。仅下关市，在追 查“滇挺”分子中，就打死逼死700多人，打伤致残2000多人，受株连的达10万余人。在临沧地区，追査“慰问‘滇挺’”一案，就株连1万多人，其中有 2000多人被非法吊打，500多人被打伤打残，600多人被打死逼死。此外，还牵连保山、德宏等地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与此同时，围剿“滇挺”后，他 们为自己一派的死者洗尸拍照，立墓碑，封为“烈士”。1969年12月，滇西驻防部队换防滇南。行前，梁中玉还派人到“烈士墓”举行悼念告别仪式，邀请地 方机关单位参加。一些人开着推土机、用撬坟工具，把对立派死者坟墓推平，尸体刨出，用钢钎捅戳。又把州、市、县级机关被他们划为“走资派”、“叛徒”、 “特务”、“滇挺分子”的干部、群众，戴上高帽、抹上黑脸、穿上孝衣，罚跪在“烈士墓”前，进行毒打，有的被打伤致残。对他们支持的一派死者“善后”则按 “烈士”进行抚恤，提高丧葬费，继续给死者发工资；而对另一派死者则按“反革命”论处。他们竭力煽动对立情绪，对“站错队”的干部、群众进行残酷批斗，组 织同派“死难家属”充当“划线站队”鼓动宣传员，控诉“滇挺罪行”，进行造谣、诬陷。
在追查“滇挺”分子中，又同另一假案“赵健民 ** 云南特务组计划”挂勾，大肆扩散，疯狂迫害党内外、军内外大批干部、群众和指战员。诬陷赵健民、陈康、张力雄给“滇挺”出谋划策、是“滇挺”的遥控指挥 者，而陈康是总司令。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熊奎是坐镇昆明的司令，某军第四十二师副师长张廷治、大理军分区司令员支永胜是下关的总指挥，大理地委副书记吉其 祥是 ** 复仇军主帅，大理州副州长、老红军干部张茂林是 ** 复仇军副帅。为此，他们都受到了残酷的迫害。此外，林彪、“四人帮”在云南的代理人还把另外2个冤案“滇东北游击军”、“滇南农民革命军”说成是“滇西挺 进纵队”的孪生兄弟，进一步扩大了对广大各族干部群众的迫害范围。
追查“滇挺”分子，迫害面波及到云南省直各机关和13个专区、州、市，57 个县、区，而遭受迫害尤甚的是“工八团”人员——这些所谓“滇挺”的中坚分子。他们有的被押送回原籍以后，“罪行材料”也随之转到当地，这样，本人和家属 继续遭受迫害。其中，有的被开除党籍、团籍，有的因背着“反革命”的罪名找不到对象，有的为逃避迫害长期流落他乡，有的被长期关押。与此案无关、在云南已 经组织人事部门办过正式吸收录用手续，工作了1年多的“工八团”人员，也被强行辞退。许多人在这场灾难中被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些应征支援边疆建设 的优秀青年，在“滇西挺进纵队”政治假案中，蒙受不白之冤长达10余年之久。
四、终见天日
1976年粉碎“四人帮” 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云南开展了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罪行的运动，分清了云南的大是大非问题。1977年3月，云南省委落实政策办公 室恢复了工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以高度的责任感、实事求是的作风，冲破重重阻力，为重大冤假错案平反作认真调查研究工作。经査实，《关于昆明处理“炮兵 团”派出“滇西挺进纵队”的问题》的报告，从所谓“滇西挺进纵队”的名称到“工八团”部分人员由昆明出发去下关的时间、所走的路线等等，全都是假的，是别 有用心的编造，是强加的罪名。
首先，工役制工程第八团从未使用过“滇西挺进纵队”这个名称。在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代理人利用其所窃取 的部分权力发布的《关于昆明处理“炮兵团”派出“滇西挺进纵队”的问题》的报告中说：“工役制工程八团一部，在走资派和少数坏人操纵下，组成所谓‘滇西挺 进纵队’”。经查实，纯属捏造，没有任何依据。
其次，报告中说：“工八团于元月1、2日从昆明出发”。经查实，“工八团”部分人员从昆明出 发的时间是1968年1月10日下午，13日凌晨3时到达下关，途中用了3天时间。为什么把这部分人员从昆明出发的时间提前八九天？目的是要同枪杀省煤炭 管理局副总军代表郭顺兴的时间吻合起来，嫁祸于“工八团”。
第三、报告中说：“工八团”去下关沿途所经路线是“沿滇缅公路西进，攻占了禄丰、 一平浪、楚雄、南华、祥云、下关等重要城镇”。经查实，“工八团”部分人员从昆明前往下关，所经路线是：富民、武定、元谋、永仁、大姚、姚安、南华、下 关，没有到过禄丰、一平浪、楚雄。为什么编造出经过禄丰？因为郭顺兴是在禄丰被枪杀的。只有说经过了禄丰，才能将郭顺兴之死栽赃在工八团头上。
第四、报告中说：“工八团”攻占了重要城镇，严重破坏了重要工业和交通运输，横冲直闯，到处抓人，打死群众多人。经査实，“工八团”部分人员从昆明到下关，一路上没有攻占过任何城镇，也没有破坏过沿途的工业和交通运输，更没有打伤过任何人。
第五、报告中说：“工八团”“枪杀了省煤管局军事副总代表郭顺兴同志”。经查实，郭顺兴之死同“工八团”毫不相干。郭顺兴是1968年1月3日在禄丰被 找他纠缠的人枪走火打死的；“工八团”部分人员从昆明出发的时间则是1月10日，而且没有经过禄丰，时间、地点都与“工八团”风马牛不相及。
第六、报告中说：“工八团”“打死抢救受伤群众的解放军战士和修华等2同志。”经查实，和修华并非是在抢救受伤群众中遇害的，是被下关总站一车队驾驶员谢 福有杀害的，谢福有已被处决。此事与“工八团”无关。更为荒唐的是说“滇挺”“打死了解放军战士陶兴同”，还为陶开了追悼会，后经落实并无此事，陶不仅还 活着，而且还被提拔为干部，1978年转业到宜良县拖拉机修配厂任副厂长。
第七、报告中说：“仅下关一地已发现尸体200余具，抓扣群众千余 人，并严刑拷打，有的甚至公开枪毙”。经查实，“工八团”77人在从昆明到下关途中并没有参与武斗，到达下关后，确曾参加林彪、“四人帮”所挑起的下关地 区“一·一六”两派武斗。在武斗中，“八派”死亡77人，“炮派”死亡27人。哪里打死200多人，又哪里抓扣1000多人？
驻昆部队某部搞 的“‘滇挺’罪行展览”中说的“‘滇挺’攻占下关，只杀得清白的苍山被鲜血浸透，碧绿的洱海被鲜血染红，寿康坡成了死人坡，西洱河成了血水河”一类的话， 描写得血淋淋、蛊惑人心的宣传，纯属子虚乌有。“展览”中的其它宣传，完全是按照他们当时给中央那份报告的需要制作的。例如“‘滇挺’在下关抢劫银行的罪 证”，有成捆的10元的人民币。经查实，大理州各人民银行就根本没有被抢劫过，武斗期间各行的人民币分文不差。其展览，有的是造谣，搞伪证，有的颠倒是 非，有的与事实有很大出入。
根据查清的事实，1978年9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为“滇西挺进纵队”政治假 案平反的通知》，对受迫害死亡的人员平反昭雪，为受害人以及他们受株连的亲属恢复名誉。《平反通知》指出，“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等人和林彪集团在云南 的代理人，把山东支边的工役制工程第八团诬蔑为“反革命匪帮‘滇西挺进纵队’”进行了血腥镇压。在推行林彪的“划线站队”中，又把江青等人一手制造的这一 假案同另一假案“赵健民 ** 云南特务组计划”挂勾，大肆扩散，疯狂地迫害云南党内外、军内外大批革命干部、群众和指战员，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经反复査证落实，所谓“滇西挺进纵 队”，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为了镇压广大干部、群众，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而制造出来的一个政治大假案。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根据党中央 的指示，决定为江青等人制造的“滇西挺进纵队”政治大假案公开彻底平反，公布事实，说明真象，分清是非，肃清流毒。对在这一政治假案中受迫害和死亡的人员 予以平反、昭雪；对在一平浪流血事件中无辜死亡、伤残的人员，按因公死伤的待遇进行抚恤，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
同日，中共云南省委还发出了 《关于为“赵健民 ** 云南特务组计划”政治假案平反的通知》。中共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在昆明东风体育馆召开了全省有250万人参加的有线广播大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制造的“滇西挺进纵队”、“ ** 云南特务组计划”2个政治假案平反，为在这2个政治假案中遭受打击迫害的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会议由省委书记、省革委副主任李启明主持，省委、省革委、 昆明部队、云南省军区领导人安平生、李启明等人出席了大会。平反大会宣布：所谓“滇西挺进纵队”，没有这个组织，纯属政治假案，应予平反昭雪。9月10日 的《云南日报》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大篇幅地报道了大会的实况，同时，还发表了《欢呼沉冤昭雪发展大好形势》的社论。
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 委的平反通知发出后，云南省对在这一政治假案中受迫害和死亡的人员给予了平反、昭雪；对在一平浪流血事件中无辜死亡、伤残的人员，按因公死伤的待遇进行抚 恤，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1978年9月，云南省委派出省委秘书长李原带领工作组赴山东、河南处理善后工作，在两省省委的大力协助下，妥善地处理了遗留问 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