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别把事说得那么好，那时真的愿意花钱订一份《新民晚报》的人家，并非那么多，否则阅报栏前就不会站那么多人看报了，工人新村里，每个“号头”的一楼有个信箱，整个“号头”人家的信件报刊杂志，邮递员统统往这个信箱里一塞了事，汇款挂号信除外，那是要签收的，没订晚报又想读的人，有时会等在信箱旁，邮递员一送到，先拿出来自己晚报，当然就不一定能看得那么仔细了，一旦订这份晚报的人来取，无论看了多少，只能将晚报交给主人，但厚道些的订报人，会稍稍谦让一下说“勿急勿急”，那么未定报者就会急急忙忙马马虎虎看一看晚报，交还主人。有不太自觉的人，干脆把晚报拿回自己家，看完再拿出来放到信箱里, 不拿出来的人好像还真没有。-转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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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晚报，夜饭吃饱。看好晚报，早点睏觉。”这首童谣在上海的街头巷尾流传了几十年，每天吃好夜饭，拿出新民晚报，角角落落仔仔细细读一遍，早已成为许多上海人雷打不动的生活习惯。
2022年是《新民晚报》复刊四十周年。四十年来，这份上海市民喜闻乐见的报纸，如同“穿梭飞行寻常百姓家的燕子，栖息于寻常百姓之家，报告春天来临的消息，衔泥筑巢，呢喃细语，为百姓分忧，与百姓同乐，跟千家万户同结善缘”。
本文作者严建平，《新民晚报》原副总编辑，从事“夜光杯”编辑工作三十多年。他于1981年进入《新民晚报》，见证并亲历了赵超构、束纫秋等老报人带着“娃娃兵”们复刊这一份报纸的曲折历程。回首当年往事，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1982年1月1日《新民晚报》复刊，沪上邮局门前排起长队，上海市民争相阅读
《新民晚报》的前身是1929年9月9日在南京创刊的《新民报》，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独特风格。《新民晚报》老社长赵超构曾在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的一个纪念会上回忆道：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特别是在抗战时期，《新民报》虽然是一张民间的报纸，但它的立场是爱国的，积极抗日的，要求民主的。因而得到了党的重视和支持，成为重庆《新华日报》的“友报”。它同党的关系是密切的，发挥过一些积极作用。
后来他又在报社纪念建党70周年大会上，讲了一件从未披露过的事：那是在重庆《新民报》，有位青年记者张鸣正，多次要求去延安。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时，单独会见了赵超构。赵超构讲了新民报有位张鸣正想去延安。这时周恩来、潘梓年（新华日报社长）正好进来，毛主席批评了潘梓年。毛主席说，为什么把一些进步青年都往延安送？国统区也很重要，我们派人去还来不及。像新民报这样的阵地就很重要，我们党要多支持。
1938年2月25日，《新民报》刊发的《延安通讯·毛泽东保证打胜战》
我在整理报史时发现，有许多共产党员曾在新民报工作过，他们的身份虽然是隐蔽的，但对《新民报》“中间偏左”的进步倾向，是有一定影响的。
这其中有：夏衍（曾任重庆《新民报》副刊“西方夜谭”主编，1927年入党，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国家文化部副部长）、阳翰笙（《新民报》副刊“新园地”主编，1925年入党，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文联党组书记）、聂绀弩（《新民报》成都版日报副刊“呼吸”主编，新中国成立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陈翰伯（重庆《新民报》副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兼总经理）、计兆南（本名孙大光，重庆《新民报》晚刊编辑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地质部部长）、李肇基（《新民报》成都版记者、克什米尔公主号牺牲的烈士）、谭文瑞（成都版记者，后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胡其芬（重庆《新民报》“女声”周刊主编，曾在邓颖超身边工作，时任重庆地下工委妇委书记，渣滓洞“新民五烈士”之一）、蒋文杰（《新民报》南京版各地新闻编辑，上海解放后任《新民报》晚刊总编辑）、张西洛（1939年作为新民报记者和中央日报、扫荡报记者访问延安，后任人民政协报副总编辑）等。
部分曾在《新民报》工作过的老报人，自左至右依次为：夏衍、阳翰笙、聂绀弩
1946年，抗战胜利后，新民报在上海设立分社，并于当年5月1日出版上海《新民报》晚刊，那时候，它就和中共地下党有联系。上海解放后，在党的关心和支持下，马上就发给登记证，一天都没停刊。1950年6月9日，时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到上海新民报社讲话，他特别指出：晚报的读者是在一天工作之后，业余时间看的，所以内容必须要轻松些，即使要讲大道理，也要用各种不同的、轻松的、深入浅出的方式来讲。
应赵超构之约，夏衍在陈毅市长支持下，在《新民报》晚刊开辟了个人专栏“灯下闲话”。1952年冬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结束，上海当时仅有的两张小型报《大报》《亦报》先后停刊，并入《新民报》晚刊。
1952年4月27日，《新民报》晚刊改版时的样刊（上海市档案馆藏）
1958年4月1日，《新民报》晚刊更名为 《新民晚报》。经过不断探索，报社积累了办好社会主义晚报的经验。报纸的发行量从新中国成立初的两三万份一路升到三十三万份，广大读者称赞《新民晚报》是“雅俗共赏的读物，春风满面的朋友”。1961年“五一节”，毛主席在上海锦江饭店对赵超构说，《新民晚报》“办得好，有特点，人家爱看”。
这样一张得到党的信任、群众欢迎的报纸，在“文革”中竟被下令停刊，蒙受了不白之冤。
1952年《新民报》填报的出版单位情况调查表（上海市档案馆藏）
1976年10月，冰雪消融，全国人民盼来了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日子。
然而，百废待兴，乍暖还寒，许多事情还是举步维艰。《新民晚报》何时能获得平反昭雪，重见天日？老晚报人和广大读者急切期盼着，并为之奔走呼吁。
苦苦等待中，老晚报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报社原编委、副刊组组长唐大郎。这位老报人与夏衍素有交谊，上海解放初期是夏衍叫他出来办《亦报》，思想改造运动结束后，又是夏衍让他加盟《新民晚报》，如今提出《新民晚报》复刊问题，作为晚报老朋友老领导的夏衍，于公于私都不会坐视不顾。大家认为，转个弯，由唐大郎以私人名义给夏衍写封信，请他俟机向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反映大家的迫切愿望。
晚报停刊时的几位年轻记者赵在谟、赵有余、钱章标、李为华，以晚报老职工的名义写了一封申诉信，请唐大郎通过夏衍转送上去。
唐大郎写给夏衍的第一封信，原是试探口气。其时夏衍已是中国文联副主席，他将信送给当时由中央组织部长转任中央宣传部长的胡耀邦。耀邦同志圈阅了，表示放在心上。与此同时，周光楣等老同志也不约而同地给胡耀邦写了封要求复刊的信，也请夏衍转呈。夏衍再将信送达时，耀邦同志当即批交上海市委处理。这个关键性的批示，为《新民晚报》的彻底平反起到了促进作用。
1979年4月，晚报前党组书记、总编辑束纫秋，依照组织程序起草了一份给上海市委的报告，要求为《新民晚报》彻底平反, 为报纸和有关人员恢复名誉，落实政策。报告陈说：“新民晚报在解放后的十七年中，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宣传任务，发挥了应有作用，起到良好效果。在办报实践中，摸索和积累了一套办好晚报的经验，丰富了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理论和实践。”
新民报人终于盼来了这一天。1979年6月7日，在上海展览馆召开的全市宣传干部大会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宣布市委为《新民晚报》平反的决定。
第二天，上海各大媒体同时刊播了这一消息，受到了广大读者和晚报原来干部职工的极大欢迎，大家热泪盈眶，奔走相告。接着，中央主要媒体也向全国人民和海外读者传达了这一信息。
《新民晚报》获得平反后，大家自然而然地认为，平反必然会带出复刊的结果。然而，复刊之路并不顺坦，特别是1980年2月15日，《北京晚报》和《羊城晚报》这两家也在“文革”初期起被迫停刊的兄弟晚报，在十四年后的同一天复刊了，《新民晚报》何时能从沉睡中醒来？广大读者期盼之情更为急迫。他们纷纷给中央、市委、市政府和人民日报社、解放日报社写信，呼吁“我们要看《新民晚报》”。这种呼声在海外报纸上也有反映。一时间，要求《新民晚报》尽快复刊的人民来信有一千多封。
交通大学教工李征来信说：十年浩劫前，我是《新民晚报》的老读者，那时，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在邮局、报亭排队争购晚报的景象，犹历历在目，可以说是老少都喜爱的报纸。如今 《羊城晚报》《北京晚报》都已复刊，唯独老牌《新民晚报》迟迟难以复生，实在令人遗憾。我和周围的人都有同感，以早日重睹《新民晚报》为幸事，更期待它能保持和发扬特色，成为文化园地中的一朵鲜艳的花朵。
南京读者杨开来信说：昔日的《新民晚报》，给我带来了知识、智慧和无穷乐趣。我从读初中开始一直到工作以后，无一天不读《新民晚报》。十年浩劫，夺去了我们的精神粮食。我和《新民晚报》阔别了十几年，如今我的孩子已上中学，他们和我一样还在读着过去保存下来的 《新民晚报》。孩子们常问我《新民晚报》什么时候能复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