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革期间， 也得把时间分一分段。
革命形势最好， 武斗打得热火朝天那阵， 倒也没人去管这些小事了，在武斗“时与空”的间歇中， 就会有人串街走巷，卖点农副产品， 其中也出售的是自家产品。也有“能人”到农村去收购， 再到城镇设法卖掉， 赚个差价， 按当时的定义， 标标准准就是投机倒把。
政权问题解决后，新上台的革命委员会呢， 当然是遵循毛主席指示：“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哎嘿嗨， 哎嘿嗨， 哎....哎.....”（想一想是哪儿来的这段？）, 自由市场是不可以存在的， 农村贫下中农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的农闲时， 到指定的集市上出售自家生产的农副产品是允许的。
注意这几个词：
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农闲时间， 指定的集市，自家生产的农副产品。
缺一不可， 否则就是“黑市”。
当时没有城管， 但有“市场管理委员会“， 简称”市管会“，只负责市场， 随地大小便吐痰丢弃废物倾倒废水等， 一律不管，市管会同志尿急了钻进一条小胡同， 找个角落， 左右看看没人（女人），放一泡是正常的。
市管会是个常设机构， 但没几个正式工作人员，挺清闲的。
记住一件事， GCD干什么都喜欢用”运动“的方式来进行，说点河南的经历。
1974-1975年， 小平当家比较”右倾“，各级领导自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老乡们卖点鸡蛋西瓜柿子小磨香油啥的，懒得去管，县城那些吃商品粮的， 也要买的呀。
形势紧张的时候， 比如1976年， 上面有个什么精神， 底下就有办法把目前的任务靠挂上去， 包括割资本主义尾巴，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于是农村限喂鸡喂猪的数目， 房前屋后的小片荒不准个人开，农副产品必须先完成派购的任务， 然后才能在规定的时间到规定的地点去出售，市管会的人就不够用了， 咋办？ 县委县革委会抽点一些人帮忙。
中国以前的农村，老乡们一般是把东西拿到离家不远的集镇上， 路边找个人气旺的地方， 蹲下来， 双手袖筒立一揣，做起小生意了， 有了市管会的严格管理， 就不那么方便了。
但是， 上有政策下就有对策。
离县城近的农村老太太，挎（谁知道kuai字咋写？）个篮子， 装有二三十个鸡蛋， 盖上一块布或毛巾，走到那个院里， 甚至县委大院，往后面的家属院走， 敲敲门问”要鸡蛋么“？
真的是灯下黑，敢于跑县委大院卖鸡蛋的老娘们， 一定是老手， 知道即便是县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 才懒得管这号小事呢， 再说书记主人老婆， 也想买点鸡蛋的呀， 实事求是地说， 那时的书记主任之流，时不时找个由来到招待所小食堂以招待谁的名义，胡吃海喝一顿， 但家属到小食堂乱拿东西的事， 还真不多见。
那时机关单位流行分东西， 肉啊糖啊等等，这时司务长权势就很大了，巴结领导是不用学的，给领导分了不好的那块肉，倒不一定是领导本人会叽歪司务长， 挡不住的是老婆吹出来的枕头风，也许就会挡住了司务长的上升渠道。
也就是说， 即便是限制最严最严那阵， 还是挡不住所谓黑市的存在， 甚至那些真的是做小买卖的人，也还是有存在的空间， 只不过买卖都很地下。
一旦风头一过， 该咋的还是咋的， 也就是GCD做事的运动方式， 往往是一阵风。
那些头知青过年回家， 总能带些农副产品回家，大概也没那么多是出于自家的， 还不都是”黑市“买的！
本人那是回上海过年， 带过鸡蛋麻油苹果等，那是买的， 酒就不用花钱了，本人在酒厂当过司务长和采购员，跑车间”掂“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