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会议”后，赣西南特委在书记刘士奇领导下率先发动“肃AB团”，一九三零年九月赣西南特委印发了《紧急通告第20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在这份《紧急通告》中鼓励采用肉刑逼供和对“AB团分子”实行“杀无赦”。《紧急通告》说：
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绝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踪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
赣西南特委“肃AB团”到了十月，在赣西南三万多共产党员中已消灭了一千多“AB团”。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团”，也大多被杀。
一九三零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在江西吉安县城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说：“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毛强调，为了“挽救这一危机”，应当进行一场以“打AB团”为号召的肃反运动，以对赣西南的党团机构“来一番根本改造”。
在赣西南肃“AB团”的背景下，一九三零年十一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也在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中，开展了“打AB团”运动。
一九三零年十月，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又退出，毛并且说服彭德怀在打下长沙后主动退出。毛的这些举措引起部分红军指战员的不满，军中一时议论纷纷思想混乱。为了消除军中的不稳定情绪，毛在退出吉安后，于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中旬在一方面军中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便是在师，团，营，连，排各级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分子，其中整出几十个“AB团总团长”，都给予处决。
红一方面军肃反AB团，举凡地富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过去曾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同志，大多遭到清洗铲除。
据黄克成回忆，他当时担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他师里的组织科长，政务科长都被当做AB团整肃掉，宣传科长何笃才参加过南昌暴动，随朱德上井冈山后，曾将被袁崇全叛变拉走的队伍重新拉了回来。但因为在古田会议前的朱，毛争论中，何笃才支持朱德，从此不被毛重用，将其调出红一军团，在黄克成手下当个宣传科长。何笃才与黄克成深谈过，何笃才认为：毛泽东这个人了不起，他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但他的组织路线不对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一些品质很坏的人就是因为会顺从，受到毛的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干了坏事情也不被追究。”何笃才后来也被当做“AB团”遭杀害了。
一九三零年十一月，毛泽东开始对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极其所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实行肃反行动。这次行动因为李文林等坚持执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线，反对放弃攻打南昌的主张而引发。
一九三零年五月，赣西南代表李文林到上海出席了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该会议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李文林返回后，主持召开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部署贯彻李立三的指示。这次会议指责了毛泽东的一系列观点和做法，撤销了毛委派的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的职务，并建议上海中央开除其党籍。这一切极大地触怒了毛泽东，于是认定“二全会”是“AB团取消派”的会议，将参加“二全会”的人统统当做“AB团”分子，列入应予铲除的对象。
一九三零十月，红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在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文件里发现了一张李文林父亲用真名签字的便条，以此视为李文林与AB团有所牵连的证据。十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在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上公开反对毛泽东“诱敌深入”作战方针，主张执行李立三有关攻打大城市的指示，与毛的冲突全面激化，毛泽东由此咬定李文林就是“AB团”首领。一九三零十一月底，李文林在宁都县黄陂被逮捕拘押，紧接着一批与李文林有工作联系的人相继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