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政治局讨论他上午指示的执行情况，并请求晚上广播中共中央两个决议的问题。在谈到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时，毛说：还要华任党第一副主席，写在决议上。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宣读并通过了中共中央两个决议。第一个决议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决议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一个小时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向全国广播了这两个决议。同时广播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4月5日晚在天安门的广播讲话和第二天见报的《人民日报》记者采写的所谓“现场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这篇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报道是姚文元指导撰写并修改而成的。
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四五运动一时被镇压了下去，但它在全国人民心中燃起的火焰是扑不灭的。这个运动鲜明地表达了中国人民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同“四人帮”势不两立的坚决态度，实现四个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强烈愿望。它为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四五运动的精神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永放光芒。
1976年4月7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天下午，邓小平被从宽街住所转移到东交民巷的一处住宅。随后夫人卓琳也被接来。他们的子女和原来的身边工作人员仍然留在宽街，不久即通知留住宽街的人员：不准自行外出，就地集中办学习班。邓小平移住东交民巷后，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系，实际上是被软禁起来了。
邓小平搬到新住处的当天晚上，就从广播中听到了中共中央作出的两个决议。第二天，他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表示：“完全拥护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决定。”“我对于主席和中央能够允许我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信是通过汪东兴转呈的。
5月上旬，卓琳患眼疾，越来越重，只得住院。邓小平一人在家，很孤独。6月10日写信给汪东兴转报毛泽东、华国锋和党中央，请求同子女同住，或者先允许子女来看望。11日毛泽东即说可以同意小平的请求。不知什么原因，毛泽东的这条指示拖了二十多天才得到落实，6月30日，才通知邓小平可以搬回宽街，而真正回到宽街同孩子们团聚已经是7月中旬了。
不过，邓小平的政治待遇一直没有改善。
7月6日，朱德逝世，邓小平不能参加所有治丧活动。
9月9日，毛泽东逝世。在当天政治局会议研究治丧事宜时，江青等人又提出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受到华国锋、叶剑英的抵制，未能得逞。守灵、跟遗体告别等所有治丧活动，邓小平都被排除在外。9月18日下午，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毛泽东大会，也不让邓小平参加。邓小平只好带领全家老小在家里设立的毛主席灵堂前肃立默哀。
4月7日晚广播中共中央两个决议以后，华国锋正式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4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电话通知，要求各地召开群众大会，宣读两个决议，由主要负责人发表讲话，牢牢掌握“批邓”斗争大方向，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还要“坚决镇压”抗议活动，“坚决追查”所谓政治谣言、标语、诗词，“打击制造者”。此后，在北京和全国各地，都在群众中进行追查和搜交，还排查、搜捕参加天安门事件或类似事件的群众，政治空气搞得十分紧张。北京一地，到6月中旬，搜悼文、诗词原件583件，强令群众交出现场照片和悼文、诗词照片10.8万余件；拘捕干部、群众388人，立案追查者1984件，用隔离、办学习班等方式审查的难以数计。南京事件及全国有类似大小事件发生的市、县，都进行了重点追查。
但是，人民群众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4月7日，广州青年工人庄辛辛写信给《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喊出“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打倒姚文元、打倒江青！”4月8日清晨，上海青年工人黄永生在人民广场中心的旗杆上升起一面白色绸旗，旗上一张总理遗像，下书“沉痛悼念，恩来总理”。4月12日，人民日报社收到一封“一个现场工人民兵”的来信，他在4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写下很长一段批语，痛快淋漓地驳斥《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那篇报道，尖锐地指出：“你们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人们还冒着危险，巧妙地将诗词珍藏起来。被捕的干部、群众在狱中进行了不屈的斗争。（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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