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战后鲜为人知的志愿军在朝的罪错
－－本文节选自《王平回忆录：保卫和参加朝鲜和平建设》
停战以后，志愿军与朝鲜党政军民的关系基本上是好的，但也发生了不少问题，下面是从1954年到1956年的一些较严重的事件。
第一，从1954年到1956年8月，共发生志愿军扣押或侮辱朝鲜政府人员、人民群众的事件355起，其中最严重的是几次扣留朝鲜党政高级负责人员，以及擅自搜查、逮捕朝鲜人员并进行非法审讯的事件。1955年10月21日，志愿军某军所属部队曾将到部队驻地附近打猎的朝鲜外务相南日大将等一行数人滞留两小时。南日的随行人员将证明掏出，向志愿军一个排长介绍说：“这是南日大将。”这个排长竟然说：“不管你是谁，进入我们的禁区就不行！”南日曾不满地问道： “朝鲜停战以后，不该再有禁区，为什么你们这里还有禁区？”在此前后，还曾经发生过滞留朴正爱、朝鲜的内务相方学世及苏联专家等几次类似的事件。
1956 年6月，志愿军某师教练汽车不给在他后面行驶的一辆朝鲜吉普车让路。吉普车从旁边超车，志愿军车上人员喝令人家站住，吉普车未停，志愿军车上一个班长就用手枪向前车方向打了两枪，吉普被迫停车。志愿军车上人员随即跳下车来质问：“为什么不遵守交通规则？”，气势汹汹。朝方车上人员是江原道党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他对超车表示道歉，问志愿军车上人员属于哪个部分，志愿军车上人员不予回答，开车扬长而去。
1956年3月，志愿军后勤部二分部供应站助理员杨振华等5人，到胜湖里购物，宿于朝鲜国营旅馆。晚上出去看电影时，放在旅馆内的文件、行李等被盗。杨等向当地内务机关报告后，朝方对此非常重视，多方设法查询。但杨竟毫无根据地怀疑是朝方的旅馆人员所盗，就将旅馆经理捆绑，要送往朝方内务机关。经朝方内务人员解释，杨把经理释放。但几天后，杨等又把旅馆中一名招待员拖至野外，加以捆绑，用手枪逼问文件、行李等物所在。因没有结果，杨等再次把旅馆经理捆绑，押在炉灶间，直到朝方内务人员闻讯赶来才把人放出。
第二，从1954年到1956年8月，据不完全统计，由于汽车肇事、枪走火、强奸行凶等事件，朝鲜人民共伤亡417人（自志愿军入朝以来，总的数字已达1,000人以上），其中以车祸伤亡数字最大。志愿军后勤部汽车某团的汽车曾在宽七公尺的公路上肇事，死一伤四。这类严重事件，大多是由于在行人密集的地区不减车速、不遵守交通规则所导致。志愿军后勤部汽车某团的一个司机，用枪吓唬小孩，不慎走火，把一个14岁的朝鲜女孩击毙。而这个女孩的弟弟在我部队搜山时又误被击毙。当地朝鲜居民说：“志愿军打死一个又一个，像打麻雀一样！”1954和1955年，共发生强奸杀人事件 20起。
最严重的如：1954年11月，某军班长李自祥强奸朝鲜妇女不遂，用刀砍死母女二人，砍伤一人，并放火烧房，企图灭迹； 1954年10月，某军卫生员曹伯庆，强奸时被人撞破，杀死男孩一名，伤男女四人。1954～55年中，共发现强奸朝鲜妇女案件68起，通奸的数字则数十倍于此。仅在1956年上半年中，全军共发现强奸、强奸未遂和通奸案件208起。
根据《一九五二年志愿军后勤工作简结》，规模仅仅只有11万人的志愿军后勤部队中，从一九五二年一月至十一月的11个月中，共发生自杀的一百零九人，自伤的三十九人，逃亡的六百八十七人，汽车肇祸压死的八十一人，压伤的九十四人，误伤的一百零八人，强奸的四十一人，通奸的五百一十四人，鸡奸的一百五十人。
特别严重的是，这类事件甚至发生在个别师团军官中。由强奸、通奸而产生的私生子为数不少。有时部队移防，朝鲜妇女就背着私生子找到部队，影响很坏。仅某军某师在1955年移防时就曾发现私生子13名。
第三，1955至1956年间，志愿军修建营房中，全军占用的耕地总数大约有800多万平方公尺。有些单位为求营房集中，讲排场，曾发生过叫当地居民移坟、拆房的情况。有些田地被占的朝鲜人民，虽然得到了补偿，仍很不满意，含泪去别的地方开荒。个别落后群众说：“志愿军在朝鲜战地修营房、靶场，还不是和美国在日本修军事基地一样？” 第四，个别人员利用回国机会违法走私，牟取暴利。如志愿军政治部的敌工助理员金王禄曾在国内买了价值700多元的颜料，企图到朝鲜高价出售；军交部军官王宏被新义州的不法华侨利用，由安东购买大批盘尼西林、链霉素等药品，企图走私出口。仅在1956年5～7月中，经安东市海关查获的军事人员走私案件就有十三起。
另：
由于志愿军长期在国外执行作战和战备任务，因地域环境和交往关系的变化，给部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诸如：如何对待朝鲜的党政军领导，如何处理与朝鲜人民军的关系，如何看待我们对朝鲜的援助，如何看待我们所取得的胜利，如何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等等。
这些都是在国内不可能遇到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一旦发生，就会涉及到两国、两军之间的关系，后果将是相当严重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要求志愿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必须与之相适应，而且要把工作做在可能发生问题之前，这就使志愿军的政治思想工作更艰巨，更加繁重。停战以前，指战员一切为了打仗，一心想的是如何消灭敌人，思想比较单纯，发生问题不多。停战以后，相对来说环境有所改变，各方面条件有所改善，各部队思想比较活跃，相继出现了一些问题苗头。这时，如果政治思想工作稍有疏忽或漏洞，就会发生大的问题。因此，停战以后，政治工作必须抓紧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我第二次入朝以后，有的同志向我反映，志愿军有大国主义的思想表现。他们说，一九五 六年志愿军团以上干部集中到平壤举行授衔仪式，一千多辆小汽车开进城里，堵塞了市内交通，平壤市的交通警察指挥不了，只好由带红袖标的志愿军来指挥。当时就有人讲：“志愿军把平壤市军管了。”影响很不好。朝鲜领导同志采取克制态度，事情过去就没有再 讲什么。
还有的同志反映，有些指战员对朝鲜群众不够尊重，把一些地区的贫困现象编成顺口溜，影响了同朝鲜群众的关系。我回到朝鲜以来，也发生了几件事。一次，朝鲜政府的几位领导同志外出视察工作，顺道想到一处风景名胜区看一下。这个名胜区在我志愿军警戒区内，结果被我们的哨兵阻拦没有去成。我听到报告之后，既感到惊讶，又深觉自愧。这是朝鲜的国土，怎么能够因为是我们的警戒区，就不让人家国家领导人去活动呢?
我自愧对部队的教育不深入，自己也有责任。我严肃地批评了当地驻军领导，并立即去向朝鲜政府道歉。朝鲜政府领导同志姿态很高，很通情达理，他们说：“这件事我们事先没有联系，志愿军战士严格执行警戒规定是对的。
再一件事是，我们的一个排长污辱了朝鲜政府一位副部长级干部的夫人，按纪律是要枪毙的。金日成首相知道这件事后对我讲：“不要枪毙他。我知道你们的纪律，但希望你接受 我的意见。志愿军在朝鲜牺牲了不少人，不要枪毙他了。这位领导干部的工作我们去做。 ”金日成首相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维护中朝两国之间的友谊。后来，我们尊重金日成首相 的意见，把这位排长遣送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