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己就是用产业政策，军事采购和政府补贴来推动科技产业发展
美国常常指责他国在科技领域实施产业政策并给予补贴，但实际上，美国自己就是用产业政策和政府补贴“两手”来推动科技产业发展。在美国，产业政策一直是个禁忌话题，因为它让人联想起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或者政府指定的企业赢家和输家，这与美国自己标榜的市场经济是背道而驰的。因此美国对自身的这类政策避而不提，但实际上美国产业政策长期存在，它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科技产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
典型的例子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举全国之力，在航天、军工等领域实施产业振兴计划，以应对苏联的强劲挑战。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全球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号”，并进入了预定轨道。此举对美国引发了强烈震惊！为了迎头赶上，美国开始奋起直追。不到一年，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就此应运而生，随即开始推动载人航天项目。美国国会向全国科学基金会拨款1.34亿美元（这一额度比上年猛增两倍多）在全美公私立学校强化数理化课程，旨在全面提升学生的科学素质。到1968年，这笔预算更是攀升到5亿美元的惊人水平。与此同时，在1958年美国启动了载人登月计划：第一阶段“水星计划”，耗资约4亿美元；第二阶段“双子座计划”，耗资约12.8亿美元；第三阶段“阿波罗计划”，耗资255亿美元。约占当年美国GDP的0.57%，约占当年美国全部科技研究开发经费的20%。参加工程的有约2万家企业、200多所大学和80多个科研机构，总人数超过30万人。如此巨大的耗资，以致在1972年12月第6次登月成功计划结束后，美国未再重启登月。随着美国在航天领域奋力赶超，带动了在微电子、集成电路和通信等领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奠定了此后美国在全球科技领域的遥遥领先地位，无不是得益于历届美国政府全力发展高科技的相关产业政策。为了推动政企合作和向企业转让技术，甚至通过减免税收、政府采购等手段直接干预市场。上世纪９０年代克林顿政府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是又一典型。时至今日，这类产业政策仍在延续，尤其在高科技领域。去年５月，美国政府举办“美国产业人工智能峰会”，提出由政府协调，整合产业和学界力量以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领导地位”，为此白宫成立了“人工智能特别委员会”，探索通过政府商业公司合作的新方式加快人工智能研发。另一个例子是去年６月，美国众议院科学、太空和技术委员会披露了一项１０年的“国家量子计划”。拟加大对量子信息科技的投资，加强政府与业界、学界的资源共享，其中包括向初创企业转让技术等措施。
除了产业政策，政府补贴更是家常便饭。美国咨询机构“地方自立研究所”２０１６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亚马逊在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１４年间至少接受了６．１３亿美元的地方政府补贴。美国非政府组织“履行职责研究中心”跟踪了美国各行业接受政府补贴的情况，其记录显示，特斯拉公司自２００７年以来共接受３５亿美元的公共补贴（含减税部分），其中近一成来自联邦政府，其他来自地方政府，其中内华达州就给特斯拉减免了１３亿美元的税收，支持该公司在州内建设超级电池工厂；国际商用机器公司（ＩＢＭ）接受了１６．３２亿美元的各级政府补贴；谷歌母公司“字母表”接受了７．６６亿美元的州和地方政府补贴；脸书公司接受了３．３３亿美元的联邦、州和地方政府补贴。硅谷“钢铁侠”马斯克在高技术产业的种种“神来之笔”，背后都不乏美国政府的资助。比如，他成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不仅有美国航天局的技术转让，也有航天局和军方的运载火箭发射合同给予大力扶持。
２０１４年，波音公司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从美国航天局获得总额６８亿美元的合同，分别研发“星际客机”飞船和载人版“龙”飞船，以运送宇航员往返国际空间站，摆脱美方对俄罗斯飞船的依赖。
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仅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１６年，美国政府投入超过１０００亿美元用于生物医药基础研究，推动新药开发。在此期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的２１０种新药都与政府机构资助的研究有关。
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撰文称，互联网、半导体、核电站及军民两用航天技术，这些都是美国实施产业政策的明证，上述科技成果多数使用了美国国防预算。罗奇指出，日本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通过政府补贴来支持新兴产业，而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也是以享有大量国家资助的“军工复合体”作为推进美国创新的关键。所以说产业政策一直是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科技竞争中的常用手段。弗农•拉坦是世界上公认的和最负盛名的技术创新研究专家，2006年他在《战争对经济增长是必要的吗？——军事采购与技术发展》的研究报告中直言，他竟然长期没有重视军事及国防相关的研究、开发和采购在商用技术创新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美国的国防及国防相关政府部门的政府采购在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航天、航空和核能等许多通用型颠覆性技术的革命中都发挥了主导作用，他感慨到：“它们的作用是那么的一目了然，我竟然视而不见！”
正如科技专家们注意到的，军事采购和政府提供资金的研发是战后早期美国电子、计算机和飞机工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微电子领域，人们普遍认为，军队在推动计算机、半导体和软件技术发展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在这方面，美国政府提供研发资金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以集成电路（或称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为例，从1948年到1957年，美国军方承担了贝尔实验室晶体管研究费用的38%，在1953年，该实验室大约有一半的研究经费来自于美国陆军信号部队；1953年，陆军部又资助西方电气公司在宾夕法尼亚州罗德戴尔建立晶体管制造厂，之后又先后资助通用电气和美国无线电公司设厂生产晶体管，并签订采购合同。
虽然政府提供研发资金对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一些学者却指出，在战后美国的颠覆式创新特别是在其信息技术革命中，“通过国防对技术提供刺激的大部分是通过大胆的（政府）采购，而不是通过为研发提供资金”实现的。例如，在航空领域，美国波音公司的工程师们在20世纪40年代就在考虑开发商用喷气式飞机的可能性。但是，碍于庞大的开发成本和高风险，实际工作一直没有成行，直到波音公司拿到美国空军的采购合同，要求其为美国空军B-52轰炸机研制军用喷气式空中加油机，波音的喷气式飞机计划才得以成行，在此基础上，才诞生了世界第一架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喷气式民航客机--波音707。
在许多学者看来，政府采购要比政府提供研发资金更能推动颠覆式创新或核心技术创新。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琳达•维斯在对美国战后技术发展史进行深入研究后指出，“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建立了以（政府）技术采购作为驱动力的最强大的技术发展模式。”政府采购“相当于政府承诺从私营部门购买新开发的商品和服务，这基本上是通过与私营部门签订研发合同提供补贴的。这是‘需求拉动’的有力杠杆，因为（在政府采购的情况下），政府既为产品创造了市场，又为其发展提供了融资”，而“单靠研发投资是不足以带来创新或利用创新的”：“虽然研发项目已经成为新知识和技术选择的宝贵来源，但仅凭研发投入还不足以促成新技术的快速应用。电子技术的创新之所以能实现经济效益，关键在于它能得到广泛的商业化应用。”由于政府采购可以为颠覆式创新或核心技术的起飞提供有保障的市场，因而，相对于政府提供研发资金而言，政府采购对技术创新产生了更强有力的刺激。
政府采购之所以在美国战后信息技术产业的形成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原因就在于这些颠覆性创新产品在一开始是不可能有商用市场的，正是政府采购为这些初创企业创造了有保证的初始市场和技术试错的机会，使其在早期阶段通过政府采购所提供的有保障的市场顺利并快速地渡过学习曲线，并在其壮大阶段中通过政府对其开拓商用市场的大力支持，助其获取更多社会资金的支持等。美国主要的先进半导体芯片生产商，如英特尔、仙童、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等，就是在与政府签订采购合同生产(用于军事和商业用途的)芯片的条件下建立的，政府采购的作用不只是通过采购合同为其提供了充足的研发资金，更重要的是它也保护了这些企业免受外国公司的竞争，并在成本加成的基础上为其提供了大量销售的市场。
在琳达•维斯看来，在美国国内市场上，政府采购是美国政府培育其民族工业领先于外国竞争者并具有普遍性的一种产业政策工具。“政府采购与美国冠军企业的全球性增长紧密相连: 波音、IBM、洛克希德、卡特彼勒和摩托罗拉，这只是一些家喻户晓的名字，它们的兴起就在于政府的采购合同，并继续跻身于美国政府的顶级承包商之列。与政府签订的长期采购合约为美国计算机产业的起飞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初始市场。”就政府采购在信息技术早期发阶段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言，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一直是美国制造的集成电路器件的唯一客户。“在20世纪50年代，IBM超过50%的收入来自于政府采购合同，政府采购为之提供了实质性的、有保障的市场，帮助IBM成为了业界的佼佼者。”
目前,许多人业已知道，导致苹果电脑和手机创新成功的技术创新都是美国联邦政府研发投资的结果，没有一项较重要的技术创新是苹果公司自己研发投资的。但是，人们却很少知道，“政府采购政策帮助苹果公司度过了许多危险期，并使其能够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克鲁斯特认为，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苹果三代和丽萨电脑的失败后，公立学校成为了苹果公司的一个重要市场。美国的公立学校是苹果产品忠实的客户，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购买苹果的电脑和软件,例如，1994年，苹果公司就占据了美国小学和高中教育电脑支出的58%。苹果公司的这个案例说明，政府采购不仅在美国的计算机、集成电路和操作系统软件的起飞阶段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而且，在产业相对成熟时期仍发挥着培育冠军企业的重要作用。
政府采购是美国技术创新最强大的政策工具，在建立产业价值链高端、推动核心技术创新和发动颠覆式创新方面，政府采购作为一种替代关税保护的产业政策是其最重要的需求方创新政策。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于2012年2月出台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全力推动制造业振兴计划。德国政府于2013年4月推出了“工业4.0”计划，全面提升制造业水平，以维护其在制造业的全球领先地位。法国于当年9月颁布“新工业法国”政策，希望藉此维系法国的制造业大国地位。作为一个后来居上的制造业大国，“中国制造2025”在2015年应运而生。但美国等发达国家无视自己的产业政策，却将“中国制造2025”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进行抹黑、指责和打压，欲除之而后快。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可以制定类似计划，为什么中国就不可以呢？难道只允许美国发展，容不得别人进步？
为了遏制中国的，美国政府不仅严禁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而且还一再限制中国企业并购美国企业，甚至禁止中国学者赴美参加学术会议，对中国的“严防死守”已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不仅如此，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媒体还抱怨中国的营商环境，指责中国侵犯知识产权，强迫在华外资企业转让技术。然而，纵观这几年中国从美国引进的一些技术，都是你情我愿的交易，而且很多还是美国公司主动找上门来推销技术的。其中，还不乏在出售技术中玩钓鱼工程，或者是出售的技术各种坑，以及高价兜售淘汰的二流技术的情况。
在过去十多年里，从美国引进技术比较成功的要数核电领域了。但事实与美国媒体报道中，中国政府要求美国企业转让技术不同。
在引进AP1000的时候，是美国西屋公司主动来投标的。而且西屋转让的技术没少给中国企业埋地雷，比如屏蔽泵就因美国政府对核技术出口管制，必须采用美国管制清单上没有的新材料、新工艺。为此，中国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和时间。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开始发力集成电路产业，国外大厂纷纷来中国寻找合作伙伴，转让技术。在集成电路领域的很多技术转让，也是和AP1000类似的情况。
比如AMD来中国找合作伙伴成立合资公司，这个并非是中国强迫AMD来的，也是AMD主动找上门来的，并且主动提出愿意把CPU源代码交给中国合作伙伴。
最初AMD比较中意的合作伙伴是联想，毕竟联想在PC整机市场有比较高的市场份额。但不知是联想对于技术没啥追求，还是联想当时刚刚收购了摩托罗拉，现金流相对匮乏，业务重心调整也需要时间，最终AMD另外找了合作伙伴。
IBM转让Power8的技术给宏芯，从结果上看，不乏钓鱼工程的可能性。当时，IBM也找过中科院计算所，并游说龙芯不要再做自主研发了，转型加入IBM的阵营，去做Power8的消化吸收。为了引诱龙芯上钩，IBM还给了龙芯少量技术资料。当时，龙芯刚刚进行了一次大调整，决定放弃走多核路线，先把单核性能提升上来，正在设计龙芯3A2000。
那么，到底是继续做3A2000，还是给IBM打工去消化吸收Power8呢？龙芯经过综合分析后，觉得技术引进与龙芯的发展战略相矛盾，而且IBM可能在钓鱼，还是坚持了自主研发之路。
后来，苏州中晟宏芯承接了这个项目，在耗费巨资购买了Power8的相关技术后，一直没能实现消化吸收。除了刚开始拿出一款CP1，也就是Power8的马甲，PPT上2016年问世的CP2至今未能见到庐山真面目。
而且在几年前，宏芯还曾经闹出欠薪事件，不少技术人员最后选择了离开。要知道，当初这些技术骨干是拒绝了华为海思的高薪聘请去了宏芯，最后却落得这般下场。后来，很多人去了高通、AMD与中国合作伙伴成立的合资公司。由于国内IC设计人才相对匮乏，圈子很小，进新公司后发现，原来都是老面孔......
另外，国外公司的技术转让都是有很多保留的。比如IBM在转让Power8的时候，Power9已经在研发之中，而且IBM还保留了技术。
AMD把Zen的源代码交给国内，这已经是少有的非常良心的技术转让。业内人士就评价，AMD比IBM要良心的多。这主要是因为英特尔公司给AMD的压力太大。但即便如此，AMD在技术转让上也有所保留。
对于美国的所作所为，WTO前总干事拉米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现在不是要遏制中国，而是要让中国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