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的云南起义中，卢汉扣押了一批国民党高级特务。这些特务，长期作为蒋介石政权所豢养的鹰犬和打手，为实行法西斯统治竭忠效力。他们为了维护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镇压民主运动，杀害革命志士，实属血债累累、十恶不赦的恶魔。这里要讲述的是云南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征服这些魔鬼的内幕故事。
卢汉起义，一批国民党大特务束手被擒
1949年底，在人民解放军的打击下，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残存的蒋介石政权退守西南，盘踞在以成都盆地为中心的崇山峻岭之中，苟延残喘，负隅顽抗。
面对时局，国民党政权营垒内的各种力量纷纷重新选择出路，弃暗投明。此时，号称“云南王”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将领之一、云南省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决定起义。
12月9日，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中常委委员、西南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从成都飞抵昆明，督促卢汉等滇军将领“整军备战”，妄图与共产党顽抗到底。张群的到来，为卢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起义机会。
张群一下飞机，卢汉的亲信将领便“陪同”他“住进”了卢汉新建的公馆中，将其软禁，切断了张群与昆明外界的联系。随后，卢汉以张群的名义发出通知，召集在昆明的国民党政权各方大员，于当日晚9时前来“开会”，以“商讨**复国基地建设大计”为由，将他们一网打尽。
由于事关机密，成败仅存一念之间，为万无一失，事先稳住国民党驻昆明的军政大员，卢汉还搞了点掩人耳目的动作。当日下午，他发出请帖，在自己的公馆内大摆筵席，宴请美国驻滇总领事陆德瑾、英国总领事海明威和法国总领事戴国栋等“友邦人士”。
与此同时，卢汉密令其嫡系部队，暗中控制了昆明市区各要害部门、交通枢纽和昆明郊外的巫家坝飞机场，并扣留了33架自成都取道昆明飞往台湾的运输机。
晚6时许，位于昆明翠湖边青莲街的卢公馆门口，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应邀前来赴宴的宾客纷纷前来。一时间，宴会厅内欢声四起，伴随着一道道美味佳肴，宾主频频举杯，气氛热烈……
晚宴结束后，卢汉送走了外国客人，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内，用紧张的目光盯着手表……
9时将近，应邀赴会的国民党驻昆大员纷纷到来。他们知道蒋介石的亲信张群来了。这些蒋介石的嫡系可以怠慢“云南王”卢汉，但却得罪不起蒋介石的红人张群。
开会的时间已过，张群没有出现，连卢汉也不见踪影。满腹狐疑的大员们却发现情况异常--院子里哨兵林立，外出大门已经封闭！
正当这些人一头雾水之际，只见卢汉的警卫营长带着十几名卫士提枪闯入大厅，炸雷般的一声喝令：“举起手来，不准动!”
在黑洞洞的枪口下，这些毫无思想准备的将军、政要和特务头子们，目瞪口呆，手足失措，乖乖地被缴械。
次日上午，卢汉在省政府办公处光复楼宣布了云南起义的消息。
卢汉起义，打乱了蒋介石将残存军事力量由四川逐次撤向云南的计划，阻断了国民党军逃往国外的企图，并在起义过程中扣押了一批国民党三大特务系统的高级特务，他们中有：
国民党军队国防部保密局（即军统局）西南区区长兼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副区长兼重庆卫戍总部稽查处长周养浩、保密局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成希超和云南站站长沈醉，共5名少将级军统大特务；属于中统局系统的有，内政部调查局云南调查处处长孙秉礼、调查统计室主任查宗藩、川滇黔铁路调查处长刁寄萍、副处长隆曙明等；属国防部二厅（军事情报系统）的有副厅长沈蕴存、云贵特派员公署参谋长温天和等，共20余人。
这些国民党高级特务们，双手沾满革命烈士与仁人志士的鲜血，熟悉特务组织与网络，亲自参与制定并负责执行蒋介石在大陆失败后的“应变计划”，时刻威胁着新中国政权的稳定。因此，紧急审讯这些被俘的高级特务，成为保卫新生政权、人民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当务之急。为此，西南军政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亲自调集精兵强将，展开了突击审讯工作。
认清大势，沈醉最先有立功表现
在国民党军统系统的大特务中，沈醉年轻干练，能力极强，20多岁就当上了少将，与其顶头上司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军衔同级（军统局后改称国防部保密局，因其首任局长戴笠死时为少将，因而其后所有军统特务的军衔不能逾越），且从被扣押之际就有立功表现。
就在卢汉宣布起义的当天，时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的沈醉，不仅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名，而且手书军统密令，让云南境内所属特务停止抵抗。此外，他还提供重要情报，使得卢汉一举扣押了当日途经昆明飞往台湾的军统大特务徐远举、周养浩、郭旭、成希超。
在审讯过程中，沈醉在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痛哭流涕，以沉重的心情回忆了自己贫寒的家境和慈祥的母亲，并悔恨自己违背了母亲“可以不做官，但是要做人”的教诲。身为湖南湘潭人的沈醉，记忆力好，讲问题干脆，不但交待了自己的罪行，而且主动检举了他所知道的军统局潜伏在云南、贵州地区的特务人员。昆明市军管会根据他提供的线索，一举捕获了军统贵州行动站站长汪剑英、云南行动站站长王汉文等大小特务40余人，及时阻止了国民党军统特务在云南、贵州两省首府的重大破坏活动。
关于蒋介石的“应变计划”，沈醉只知道他所管辖的云南地区。他交待：军统局在云南境内以昆明为中心，布置了两个潜伏组，在滇西南的保山、滇东北的昭通，还建立了两个潜伏组。
这样，根据沈醉的交待，云南省军管会掌握了蒋介石为实现“应变计划”在云南境内设立的8个潜伏特务组的情况，经全力抓捕，这8个特务潜伏组的40余人被捕获，仅少数逃往境外。
“武装游击计划”，是国民党政权准备在逃离大陆后与新中国政权长期对抗所精心制定的庞大计划，其核心就是以潜伏特务与土匪武装里应外合，迎接蒋介石的所谓“反攻大陆”。
沈醉坦白承认：自己在军统局内长期负责暗杀行动，经他逮捕杀害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不下500人。此外，他还亲自指挥对蒋介石不信任的国民党政权高级人物，进行跟踪和暗杀。例如卢汉起义之前，军统局早已察觉，沈醉奉命亲自安排了对卢汉的监视，还准备好了暗杀计划。他们在卢汉公馆对面买下一幢别墅，对其进行全天监视，并从各个角度布置了杀手，随时准备暗杀卢汉。后来，因为蒋介石始终没有下命令而作罢。
除了交待情况与坦白罪行外，沈醉还向解放军方面审讯人员提供了徐远举、周养浩等特务的情况，使得审讯工作进展顺利。
一次，审讯人员讯问沈醉，“徐远举多次表示愿意好好交代问题，但谈得不好。周养浩思想沉闷，10多天来，我们给你们讲政策，他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为什么呢？”
沈醉略有思考后，回答说：“徐远举平时的为人，对上很圆滑，对下非常粗暴，犯了众怒。他想交代问题，但怕罪恶太大，又怕别人往他身上推，自己说不清楚。至于周养浩嘛，主要是顾虑自己亲自参加执行了重庆中美合作所大屠杀和杀害杨虎城先生的罪恶行动，感到自己罪恶太大，共产党政府绝不会放过他，因此，只等一死！”
沈醉所提供的线索，为审讯人员掌握徐远举、周养浩两人的思想情况，加强政策攻心，提供了重要帮助。
徐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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