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调停下，北爱冲突各方最终签订了《耶稣受难日协议》
1998年在美国的调停下，北爱冲突各方进行了和平谈判，最终签订了“Good Friday Agreement”。这一协议的签订意味着1972年以来起伏不定的北爱和平进程在各方的妥协让步之下，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得到了初步解决，北爱和平迎来了新的曙光。为什么一直以来被英国认为是自己内政的北爱问题最后竟是在美国人的“干预”下实现和平谈判？这是现实版“没有永远的盟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的又一实例。
北爱尔兰地区是英国的一部分，北爱问题一直以来被英国视为自己的内政。二战后，作为执西方世界牛耳的盟主的美国，出于共同的价值与文化、安全考虑结成的英美特殊关系，在国际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特别是在冷战时期，英美结盟的特殊关系不仅能够促进美国的利益，更代表了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联合。因而对北爱问题一直谨言慎行，正如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大师Robert Keohane所言“美国官方认识到英美之间是一种复合相互依赖的关系，而北爱是伦敦的家务事”。尼克松总统的第一任国务卿William Rogers在1972年与爱尔兰外长的会谈中宣称“北爱问题是英国的内部事务，英美特殊关系不会用于改变美国的这一立场”。言外之意，美国不会干涉北爱事务。这一点直到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上台之后彻底被改变。
克林顿于1993年1月20日宣誓就职后，就批准了北爱独立派新芬党领导人格里?亚当斯的赴美签证。2月1日，亚当斯立即赴美访问，与克林顿政府接洽和平进程事宜。是年9月9日，克林顿批准了亚当斯的第二个赴美签证，同时在华盛顿的希尔顿酒店会见北爱联合派的代表。12月1日，克林顿便派遣前参议员乔治?米歇尔为经济活动特使前往爱尔兰，并通过“爱尔兰国际基金会”和“北爱过渡计划”等合法渠道对北爱进行经济援助，增加对该地和平行动的资金援助。1995年11月30日，克林顿更是亲自前往北爱首府贝尔法斯特进行国事访问，着力推动各方举行和平谈判，成为历史上首位访问北爱的美国总统。1998年9月3日，克林顿再次造访北爱地区，推动冷战后北爱和平进程的到来。
克林顿在北爱问题上的外交政策彻底打破了冷战以来英美在北爱问题上的共识，正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Nancy Sodeberg所言“在1994年美国给亚当斯颁发签证的那一刻，美国在北爱的角色已经无可挽回地改变了，克林顿政府侵犯了过去一直以来专属英国的权力范围。那么美国的北爱政策为什么会在克林顿时期出现巨大的转折呢？首先，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力图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自己的单极时代，这必将相应改变英美之间原本特殊的外交关系，两国关系逐渐走向正常化。因此，北爱问题对于美国而言便不再有绝对服从于英美特殊关系的需要。其次，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外战略推行“民主扩展”，而北爱地区是克林顿改变美国外交路线，推行“扩展战略”的理想试验场。据William Hyland所言，克林顿在进人白宫前便提出了三大目标：一是结束冷战；二是通过贸易、投资和商业建立一个新秩序；三是处理新的威胁，制止种族的冲突。这一点在克林顿于1994年9月23日发表的演讲中得到充分验证“为何北爱人民在英爱之间、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80年的冲突之后愿意美国将和平的福社带入北爱呢?。。。因为他们相信我们代表自由、民主、公正与机会，我们的国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第三，美国与北爱地区之间深厚的历史渊源。正如研究北爱问题的资深记者科诺尔•奥克莱利在《绿色白宫》一书中所言“美国的干涉(北爱)思想是深深植根于过去的”，“如果没有正确认识到爱裔美国人的作用，那么就不能理解几百年来的爱尔兰历史”。从16世纪开始时至今日，爱尔兰裔的美国人约有3600万人，是爱尔兰本土人数的九倍之多。爱尔兰裔占到美国人口总数的12%，这一数字仅次于德裔。作为最低廉的劳动力而存在，处于美国社会的最低层，饱受其他民众的歧视，逐渐成为美国社会的精英团体。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美国44位总统中，有13位总统有爱尔兰血统，包括罗斯福、肯尼迪、尼克松、克林顿、布什父子、奥巴马等。他们的数量占到美国历史上总统总数的1/3。随着爱裔美国人政治势力的崛起，其院外集团积极游说美国政府干预北爱事务。其中最为著名的代表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爱裔“四骑士”(Big Four)，包括政治活动家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白宫发言人托马斯•奥尼尔，纽约州州长休•卡丙和纽约州参议员丹尼尔•莫拉汉。爱裔美国国会议员不但要求英国撤出北爱地区，并且轮流在参众两院对英国的北爱政策大加鞭斥。爱德华•肯尼迪公开宣称“阿尔斯特是一个国际问题，英国的政策是消极的，不负责任的”。1971年10月，他和休•卡茵一道向国会递交议案，要求英国立即从北爱地区撤出，并且痛斥“英国只是依靠刺刀与鲜血来维护统治”。1992年大选前，克林顿为争取爱尔兰裔居民的选票，一再呼吁英国政府加快北爱和平进程。而爱裔美国人也组成了支持克林顿的爱裔选民团，希望克林顿“承诺派遣特使，以对天主教少数派公平的方式结束北爱尔兰的暴力”。作为一名爱尔兰人后裔的克林顿总统在一次记者采访时曾说“我们与爱尔兰是血脉相连的，我是爱尔兰人，这于我很重要”。克林顿任内前后三次亲自出访贝尔法斯特和都柏林，克林顿政府的积极干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北爱的和平进程。1994年8月31日，爱尔兰共和军开始停火，这是北爱冲突过程中最为全面，也是延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停火。1998年在美国的调停（干预）之下，北爱冲突各方进行了和平谈判,最终签订了《耶稣受难日协议》。1998年，克林顿派遣的和平特使乔治•米歇尔成了和平僵局的破冰者，爱尔兰总理Bertie Alem称他是“现代爱尔兰历史上当之无愧的英雄”。1998年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再次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北爱和平的总设计师约翰•休姆和大卫•特伦布尔，这既是对两位北爱领导人所作努力的肯定，同时也是对克林顿卓越贡献的表彰。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美国介人北爱和平进程是出于冷战后自身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调整的考虑。冷战结束后，美国欲通过民主、人权和贸易自由等方式在全世界推广美国的成功模式，而北爱则成为美国对外推行民主扩展战略的理想实验田。从克林顿到布什以来的美国政府一直推行全面干预的政策。这种干预不仅可以增强美国在北爱事务上的影响力，使其顺理成章地成为和平的缔造者，更可以将北爱作为扩展民主的样板向全世界推而广之，由此达到改造世界、建立美国世纪的目的。冠冕堂皇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对国家利益与全球战略的不懈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