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王勃；滕王阁
作者简介：应宗强，男，1969年生，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数学系企业管理专业毕业，湖北华中理工大学会计学学士，南昌市第三十中学财会专业教师，中学一级教师，会计师，业余略涉文史。
一、滕序本事
江南三大名楼，各有雄文相辉映，武汉黄鹤楼李白、崔颢诗失之略短，汪洋恣肆惟范仲淹《岳阳楼记》和王勃的《滕王阁序》方可比肩，而范记是大儒的心胸，王序却是才子的笔调。虽然不乏有像商邱陈淮一样的学者以为《滕王阁序》尚非《王子安集》中最上乘文字，而此序却甫出即被诧为神奇之作，流传极广。《艇斋诗话》称：“以韩退之之于文……视王杨卢骆不啻俳优，然退之之于王勃滕王阁记，方且有歆艳不及之语。”（1）韩愈即自称：“窃喜载名其上，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2）。历代文人吟诵不绝，桐城派吴调侯更将其选入《古文观止》，滕序诚为古代文学中的瑰宝。历代以为王勃作序是有神助的。《中元传》、《新唐书》、《唐才子传》、《醒世恒言》等的描写如出一辙，皆语涉神怪，不足为凭。而最早的祖本却是《唐摭言》的记载：
“王勃著《滕王阁序》，时年十四，都督阎公不之信，勃虽在坐，而阎公意属子婿孟学士者为之，已宿构矣。及以纸笔巡座上宾客，勃不辞让，公大怒，拂衣而起，专令人伺其下笔。第一报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谈。又报云：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公闻之，沉吟不语。又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公矍然曰：真天才，当垂不朽矣！遂请宴所，极欢而罢。”（3）
此文简略，资料最为原始，后世诸本，皆源于此，细节却逐渐丰富。如《中元传》：勃引纸，方书两句，一吏入报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老儒常谈。”一吏又报曰：“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公曰：“故事也。”一吏又报曰：“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荆蛮而引瓯越。”公即不语。自此往复吏报，但颌颐而巳。至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公不觉引手鸣几曰：“此天才也。”（4）
冯梦龙等又有所增益，然以顾颉刚“层累的造成的古史”论衡之，剔除刻意的神化，唯上述描写当更接近史实。以上传说“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后都督反应是略有不同的，一则沉吟不语，一则称“故事也”。
二、滕序之疑
《滕王阁序》虽是千古名篇，却也争论极多，聚讼不休。如开篇一语“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清人万承苍在《书滕王阁序后》即称“南昌自汉迄五代，皆县名，未尝为郡。”（5）王勃此言似乎不通。故1962年汤季川注释滕序时竟将之改为“豫章故郡”。（6）但以上诸传说及苏东坡、文征明的古代写本却明明都作“南昌故郡”，并无“豫章故郡”的传本。而王勃序中对南昌天文的描述更是讥者甚众，翼轸牛斗并列，人疑其必有一错。如吴之邨《滕王阁得名考及〈滕王阁序〉新注》（以后称《新注》，载安徽史学1999年第一期）引北宋王观国《学林》卷六：“考《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及诸史天文皆曰：牵牛、婺女，扬州也。翼轸，荆州也。……滕王阁在豫章而勃序以为星分翼轸者，误矣。……勃序颇为唐人所脍炙，而首误二字何耶？”；南宋叶大庆《考古质疑》卷五亦疑“丰城剑气，上冲牛斗而星分翼轸，分野尤差。”清俞樾《俞楼杂纂》卷二十七据论：“此说足订子安之误”。（7）故陆云《锦芝庵杂记》以为前人谓分野为差，所以滕王阁序没有选入《唐文萃》。（8）而惟清人蒋清翊注解《王子安集》时发现，《汉书·地理志》豫章郡入斗分野，惟独《越绝书》谓豫章属翼轸与王勃相合。虽用典《越绝》极为冷僻，然总算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答案不够圆满却聊胜于无，故后世注家皆因循奉为嚆矢，然王勃文章不免有刻意雕琢之讥。
此外尚有阎都督、宇文新州、孟学士、王将军等序中人物，皆不知其名。到底是当时“座上显客”还是王勃以前的历史名人？因无确凿证据，故千年以来争论不休扑朔迷离，迄无定论。甚至王勃年龄、乃至滕王是指唐滕王元婴,还是隋滕王或北周滕王？都是异说纷纭，莫衷一是。更有甚者，纵观历代滕王阁史料，竟无一家敢论及王勃此文构思过程，惟知其“率尔操觚，援笔立就。”到底王勃作序是否早打了腹稿、有备而来？还是在滕王阁上即席以惊人的天才信手拈来而成一千古绝唱？一千三百余年来无人得其究竟。总之，千年名阁，千古绝唱，同时给世人留下了许多千古之谜。
笔者对《唐摭言》等笔记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查《南昌市政府志》以及相应地方史料，王勃作序的上元二年（657）无阎姓都督的记载。此前一任都督见于记载者则为永徽中（650——655）的李行休，再继之则为唐垂拱元年（685——688）的李景嘉。（10）诸家注本所指“阎伯屿”却是八十余年后天宝时（742－—756）人。（11）宇文新州、孟学士、王将军在上元年间的史料中亦难觅踪迹。故《唐摭言》中阁上诸公是出自纪实，还是由王勃序文中化出，便要打一个大问号！
历代注家以为王勃此序于座上诸公颇有谀词，是其病笔。倘真的当日阁上有此四公，则似乎与王勃恃才傲物性情不符，亦与情理不合。王勃一外乡人乍到南昌，于南昌当时人物不可能有过多了解，称颂阎公“雅望”、宇文“懿范”实为妄加谀词，虽可托辞徇众，却不免有失谨严。倘夸美“孟学士”文彩出众，“王将军”武略超群，却于别的什么“学士”、“将军”不无尴尬，似微有不妥。故笔者疑此四人可能不是当时阁上诸公真实名姓，而极有可能是南昌历史上的名人，王勃一外乡学人，便有可能从典籍中了解其事迹，在此即称颂先哲，又借以誉美座上诸公，似乎如此方才较合情理。
三、将军武库
宋·洪迈称“王勃文章，皆精切有本原处”，然而历史上王勃用典的冷僻也是极为出名的。唐初承六朝遗习，用典晦涩，太宗又崇尚赅博（12），更影响唐初的文风，流风所被，王勃文章往往是宿儒亦不能知其出处，一部《王子安集》，历来无人敢于作注，直到清末始由蒋清翊穷数十年之功，遍搜坟典著成。（13）
比如“王将军之武库”一句，明杨升庵《丹铅总录》引《三国典略》时说：“萧明与王僧辩书：凡诸部曲，并使抬携，赴报戎行，前后云集。霜戈电戟，无非武库之兵；龙甲犀象，皆是云台之仗。”（14）“紫电青霜”一语即本于此；朱栾《江城旧事》卷四也说：唐代王勃《滕王阁序》“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正用此事。（15）明杨慎《丹铅录》评论道：王勃“以十四岁之童子，胸中万卷，千载之下，宿儒犹不能知其出处”（16）。所以著名的大诗人杜少陵、大文豪韩昌黎二人，也对王勃极端佩服，不是没有原因的。（17）
而考察王僧辩与豫章有何联系？则知梁大同八年（542），安成（今安福）望族刘敬宫（躬）据郡起兵，逐安成内史肖亻兑，破南康、庐陵，聚众数万，建元永汉，攻豫章、新淦，二月兵败，为豫章内史张绾与王僧辩所俘，斩首建康。（18）则王僧辩曾在豫章用兵，王勃用此典自在情理之中，杨升庵的判断可以认为大致是有道理的。
倘王勃真用典于此，则我们便知道什么才算“精切有本原”了。一则其人与豫章有关，二则用典讲究“言必有出处”。“霜”、“电”、“武库”、“王将军”皆隐于此句之中，经王勃妙手翻新后，异于原文，却不离于原文，更有点铁成金之妙。后人用典似乎多与此不同，唯重意义的沿袭，而不重重新遣词造句以出新。比如“蚂蚁缘槐夸大国”用唐传奇，“蚍蜉撼树谈何易”用《庄子》，俱明白浅显，一望而知其出处，与王勃明显是两种不同的用典方法。
这其实是骈文中的一种专门的修辞方法，刘麟生《骈文学》论用典称：“用典如何可以自然曼妙？不外乎融化剪裁，《四六金箴》之说，可供参阅。”（19）
截剪事意：有深长而非片言所可明白者，于是取古人事意与此相似者，点出处数事，而以今事串入，便尔成联。使人闻之不可尽，言之深意朗然，可见于言外，此四六之妙用也。其法凡三：一曰熟，一曰翦，一曰截。
熟：用众所共知之事，则人人耳熟而晓。
翦：两句出处，各翦出本处属对字样，以备采用。
截：以所翦属对字样，截取其声律谐顺，语意明白，字样稳切者，而用之。
翦截既定，融以神思，化以笔力，而四六之文成矣。其法凡三：一曰融，二曰化，三曰串。
融：截取所翦字样，以神思融会之，使于题中本事相合为一，朗然可见。或析碎本语以融之；或点缀上下以融之；或合取事意融之；或贻以已字融之，皆是也。
化：融会事意既定，而后以助语呼唤字，化为浑成之语，使古事与今意，并行不悖，昭然明白是也。
串：联中两句，既以融化明白，一段数联，又须融化相串。篇中数段，仍须融化照应，脉络贯通，语意溜亮，浑然天成，则式虽四六，而与古文不异矣。
由上可知，王勃用的正是骈文中剪裁融化之法。《梁书》中王僧辩豫章平叛事“众所共知”，所谓“熟”也；“霜”“电”“武库”出《三国典略》，所谓“翦”也；四十余字削为四六句，所谓“析碎本语以融之”；“紫”“青”“王将军”所谓“贻以已字融之”，此为“融”也；融会事意既定，而后以助语“之”字，化为浑成语“王将军之武库”，古事今意，并行不悖，既用豫章旧典，又可代指阁上嘉宾，此所谓“化”也；脉络贯通，语意溜亮，深然天成，式虽四六，而与古文不异，使人唯知滕王阁“座上显客”王将军（如公羊羽注《古文观止》），而不知此兼用典，此所谓“串”也。
由此看，王勃此句“王将军之武库”乃是用典，而翻故出新，语意双关，实不愧骈文用典的高手。
四、孟氏芳邻
滕序中有“孟学士之词宗”，又有“接孟氏之芳邻”，皆述及孟氏，各家对“孟学士之词宗”的注解，皆称名字不详，大抵以为是当时阁上文士。新注》中，以为是唐文选学派孟文意,（20）但却似乎缺少可靠证据。另尚有一说，以为是晋孟嘉重九登高落帽的故事，（21）而识者以为太过牵强，不甚可信。
我以为，既“王将军”为用典，不定指滕王阁上与宴人物，则“孟学士”亦可能是用典，而倘真要“精切有本原”的话，此人必与南昌有关。试检《南昌市政府志》中《历任郡守太守内史总管刺史知州知府表》（以后简称《郡守表》），王勃以前惟有一位孟姓太守，即吴江夏人孟宗，（22）也就是二十四孝中东山哭笋的有名孝子。史籍中他的资料零星附见于《三国志·吴主权》、《楚国先贤传》等，然实在看不出“孟学士之词宗”的痕迹来。而“腾蛟起凤”成语自辞书溯源，则云出自《滕王阁序》，这条线索又断了，虽有人以董仲舒、扬雄典故为解，然似不合“精切”之要求。“孟氏芳邻”注家皆引《列女传·母仪传》中孟母三迁之说，却大大谬误，因其与当日滕王阁上情境不合，且孟母芳邻中尚有屠人商贾，王勃倘用此典来赞誉诸公则“精切”二字从何说起！我以为王勃“孟氏芳邻”用的却反而正是孟嘉的典故，查《晋书·孟嘉传》：
孟嘉，字万年，江夏黾阝人，吴司空宗曾孙也。嘉少知名，太尉庾亮领江州，辟部庐陵从事。嘉还都，亮引问风俗得失，对曰：“还传当问吏。”亮举尘尾掩口而笑，谓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转劝学从事，褚裒时为豫章太守，正旦朝亮，裒有器识，亮大会州府人士，嘉坐次甚远，裒问亮：“闻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觅。”裒历观，指嘉谓亮曰：“此君小异，将无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为裒所得，乃益器焉。后为征西桓温参军，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燕龙山，僚佐毕集，时佐吏并装戎服，有风至，吹嘉帽堕落，嘉不之觉，温使左右勿言，欲观其举止。嘉良久如厕，温令取还之，命孙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处。嘉还见，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叹。（23）
上文中，孟嘉本人与豫章无直接关系，而曾祖孟宗为豫章太守，是其自身即与豫章略有渊源，故王勃便在此上作文章。孟氏之芳邻，当指座上东晋名士庾亮、褚裒之属，王勃借用来代称滕王阁上诸公。而尤其是“虽不言，四时之气亦备”“皮里阳秋”的褚裒,（24）时为豫章太守，其身份与王勃作序时的主持者洪州都督正同，“孟氏芳邻”用典于此，实在是太贴切不过。而此处全为溢美之辞，绝无孟母三迁的歧义，王勃用了豫章的典故，更隐然以孟嘉自比，且表示王勃已获都督青眼矣。
细心的读者更会发现，《孟嘉传》中桓温燕于龙山，僚佐毕集，文士相嘲，作文答之，其文甚美，一坐嗟叹，与王勃的滕王阁诗会情形是多么相似啊！而时间也恰好是九月九日，与王勃作序的时间惊人的相同，博学、自负的王勃写下此句时，是否正是由于遭到阁上文吏的嘲弄而想起了《孟嘉传》里的情景呢？
五、阎公雅望
都督阎公“阎伯屿”说前人已辟其误，王勃作序的上元二年历代书籍中皆查不到阎都督的确名。我以为，既然王将军是虚写，并非当日阁上真实人物，则阎都督、宇文新州，也可能是称颂南昌的历史名人，当日阁上都督不一定姓阎，“遥临”、“暂驻”也可以理解为过去曾经到过南昌，或有过短暂的停留，只是一种文字的过去时态。《新注》引《唐会要》中“文贞，赠博陵县子、洪州都督阎立本。”（《文学遗产》1994年第二期许嘉甫先生《滕王阁小考》实已揭橥此义）,此确为阎督研究开一新境，（25）然倘简单的以为当日阁中都督即是阎立本，则与史实不合。《资治通鉴》唐纪十八：“咸亨四年，冬十月壬午，中书令阎立本薨。”王勃作序前两年阎立本已死，根本不可能如《唐摭言》所说于滕王阁上设宴招待王勃，除《唐会要》孤证外，遍搜史籍再也找不到阎立本到过南昌的记载。而王勃明称都督阎公曾“遥临”南昌，故其正确性还有待于更确凿证据进一步的证明。而《郡守表》中上元二年以前惟晋太安二年（303）有豫章太守阎济为伪汉将张昌所杀，史料极缺略，且职位为太守而不称都督，则王勃序中都督阎公亦不会是阎济，除此以外，现存史料中并无其他阎姓洪州都督。而真正到过南昌的阎姓都督倒有一位，那便是阎立本的哥哥阎立德。《资治通鉴》载：贞观十八年，“上将征高丽，秋七月辛卯，敕将作大匠阎立德等诣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载军粮。”是阎立德到过洪州也，又《旧唐书·阎立德传》载其“显庆元年卒，赠吏部尚书，并州都督。”则阎立德亦可称“都督阎公”矣,王勃并未限定“洪州都督”,《唐摭言》、《中元传》已是后人之说，非亲眼所见者，不可全信。
又从“都督”“棨戟”“新州”三者并称可知“阎公”“宇文”必为唐初时人，不是出自唐以前的旧籍典故。
都督为唐制，而前朝如“晋”亦有，“棨戟”《三国志》中亦可见之，然“都督”、“棨戟”合称，则唐代的可能性更大。《旧唐书·张俭传》：“唐制三品以上门列棨戟，俭兄弟三院门皆立戟，时人荣之，号为三戟张家。”则盛称“棨戟”者，唐时制度也。
宇文氏为北周国姓，不出北周之前；而“新州”条查《旧唐书·地理四》：“新州，隋信安郡之新兴县，武德四年，平萧铣置新州。天宝元年，改为新（昌）兴郡，乾元元年，复为新州。又……梁置新州。”由此可知，从“新州”出现年代看最早不出梁朝，倘若此“新州”指梁之“新州”，则南朝豫章阎都督如何与北胡宇文氏混称“雅望”“懿范”？且又与“都督”“棨戟”等唐时制度不合。更甚者，梁始于502年，终于557年，而北周正始于557年，终于581年，时在梁灭以后，宇文氏不可能为梁宦明矣。则此“新州”指唐武德四年之“新州”，阎都督、宇文新州俱为唐武德四年（621）以后之人。
又据《旧唐书·太宗本纪》：“十年春正月壬子，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侍中魏征上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诏藏于秘阁。”则太宗时已整理唐以前历代正史，故王勃尤及见之，用《晋书》之典是其明证。而武德四年以后的唐史王勃却难以见到。按惯例，历代虽有国史馆作实录，却不可能将短短近期数十年的当代史修成颁行于全国，必待之于以后，故《旧唐书》出后晋刘昫，《新唐书》出宋欧阳修，《资治通鉴》有唐史内容出于宋，皆唐朝覆灭后修之。王勃不可能见到记录唐武德四年以来短暂数十年的正史明矣！由此可知“王将军”是用典故，而“都督阎公、宇文新州”却应是唐初史实，王勃用以入序。再细阅滕序原文，王勃实已将此四人分成两段描述矣。实因“阎都”“宇文”为近人，而“王将军”却是古人，“孟学士”似也应为古人。
世以“孟学士”为“阎都督”之婿，此说最早出自王定保《唐摭言》，而我以为王定保之说不甚可信，或许“孟学士”本来就是王定保从《滕王阁序》中附会出来，因王定保文中本有漏洞，并不可靠。
如《唐摭言》称“王勃时年十四”，《中元传》称其“年十三。”而按《旧唐书·王勃传》“有官奴曹达犯罪，勃匿之，又惧事泄，乃杀达以灭口。事发，当诛，会赦除名。”若王勃作序为十四或十三岁，以王勃系狱、发配、省父等倒推，杀曹达当在十二、十三岁之间，则王勃不为少年才子而为少年杀人秦舞阳，不可信明矣。王定保未亲见滕阁盛会，所记已属民间传闻，便不足为据。其称“阎公子婿孟学士”，极有可能是从序文中附会而出，后人因之，遂使“阎公”、“宇文”、“学士”、“将军”同台唱和，不复能见其本来面目。
阎立德造船洪州，时在贞观十八年（644），与王勃作序的上元二年（675）相差二十余年，阎氏一家自隋入唐，乃唐初名门，王勃是一定能知道的。
我以为王勃“都督阎公之雅望，棨戟遥临”不是仅指滕王阁上情景，实际可以用来指二十余年前阎立德到洪州造船的军国大事，又兼及阎立本作洪州都督的史实，一语双关，更借以誉滕阁上都督，是一种借古喻今的写法。
六、翼轸牛斗
滕序“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历代注家以为是指唐武德八年洪州总管府改洪州都督府一事，起首点明郡治沿革，其实亦是佳句，然常人行文亦必从此下手，故都督不以为贵，遂称“老儒常谈”。
“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荆蛮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王勃此句，前已述疑点颇多，《汉志》《越绝》星分不合，翼轸斗牛并列必错，地何以可接衡庐？三江五湖不明，豫章瓯脱余地，不知何以“控引”荆蛮、瓯越，更台隍何以可枕夷夏之交？王序扑朔迷离，难以解释。
阅《汉书·地理志》，欲查星分翼轸，见资料如下：
楚地，翼、轸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及汉中、汝南郡，尽楚分也。
周成王时，封文、武先师鬻熊之曾孙熊绎于荆蛮，为楚子，居丹阳。后十余世至熊达，是为武王，浸以强大。后五世至严王，总帅诸侯，观兵周室，并吞江、汉之间，内灭陈、鲁之国。后十余世，顷襄王东徙于陈。……
吴地，斗分野也。今之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庐江、广陵、六安，临淮郡，尽吴分也。
殷道既衰，周大王亶父兴梁之地，长子大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圣子昌，大王欲传国焉。大伯、仲雍辞行采药，遂奔荆蛮。……大伯初奔荆蛮，荆蛮归之，号曰句吴……十二世为晋所灭。后二世而荆蛮之吴子寿梦盛大称王。……
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其失巧而少信。……
吴东有海盐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之一都会也。豫章出黄金，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江南卑湿，丈夫多夭。
会稽海外有东鯷人，分为二十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
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后二十世，至句践称王，与吴王阖庐战，败之隽李。……后十世，至闽君摇，
佐诸侯平秦。汉兴，复立摇为越王。是时，秦南海尉赵佗亦自王，传国至武帝时，尽灭以为郡云。
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
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细阅之下，忽然发现王勃《滕王阁序》开篇竟皆脱胎于此，如“楚地翼轸之分野”（星分翼轸），衡庐若指山则分别在楚地、吴地之中（地接衡庐），“三江五湖之利”（襟三江而带五湖），“荆蛮”在楚，“瓯越”则历史上仅指闽君摇（今之浙江温州）。《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孝惠三年，举高帝时粤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号曰东瓯王。”（26）而闽君摇正在粤地篇中“复立摇为越王”（控荆蛮而引瓯越）。“吴地斗分野”，“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龙光射斗牛之墟），按照前述王将军的“融化剪裁”用典规律来看，可以确信，王序开头“星分翼轸……龙光射斗牛之墟”的三十三字出于《汉书·地理志》。且按《地理志》篇目看，粤地排名最末，楚吴皆华夏区域，粤地的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南海，历朝史书都列入西南夷，豫章正在交界处，则“台隍枕夷夏之交”亦仿佛出于此处。
而仔细分析，则会发现王勃若真用典于此就的确错了。王勃既写豫章南昌，星分翼轸却是楚地，而豫章在吴地斗分野，丰城剑气要射到牵牛的粤地也似乎太远，倘若真要“精切有本源”，豫章便应是“星分于斗，龙光射斗之墟”才不会发生天文知识的错误。王勃确实错了，无怪乎遭到后人指摘，然倘熟悉王勃生平，却不禁令人起疑。
王勃出身名门，祖父王通是隋唐间大儒，号文中子，魏征、李靖、薛收、房玄龄、杜淹等王侯将相俱出其门下，叔祖王绩是大诗人，号东皋子。王勃六岁作文章，“九岁读颜氏《汉书》，撰《指瑕》十篇，十岁包综六经”。（27）王勃不仅精通文学，也是天文学的奇才，史载其“聪警绝众，于推步历算尤精，尝作《大唐千岁历》”；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载，王勃曾作一通碑，涉及天文：“燕公（张说）尝读其《夫子学堂碑颂》），头自‘帝车’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访之一公……卒不可悉。”王勃碑颂连素有“燕许大手笔”之称的唐骈体赋家张说与天文学家高僧一行皆难悉解，其“推步历算”之精诚非虚誉。（28）而在此用典却出现天文常识的错误，实在不应该，故王序让历代学者大惑不解。而清朝《王子安集注》的作者蒋清翊发现，历代典籍中惟有《越绝书》与王勃相合，《越绝外传记军气第十五》：“楚故治郢，今南郡、南阳、汝南、淮阳、六安、九江、庐江、豫章、长沙、翼轸也。”蒋氏以此为注，后世注家虽嫌其冷僻，却也惟有奉之为圭臬。可惜蒋氏不知王勃开篇出于《地理志》，未竟全功，遂未看穿王勃精妙之思！
我以为这正是王勃最巧妙的地方，倘其不是不知天文，则极有可能是有意卖弄其才学罢了。
依班固《汉书》豫章自然属于斗的分野，翼轸为楚地，称豫章星分翼轸，王勃当然错误，然王勃偏偏可以举出《越绝书》为证，你又不能说他错误！班固、袁康同为汉人，而两说互相矛盾，既不可据袁康《越绝》指《汉书》为误，又何尝可据班固《汉书》指《越绝》为误，孰是孰非，谁能定论！
由此推知，当日王勃在滕王阁上开篇就在利用《汉书·地理志》和《越绝书》的两种天文地理学说之间的差异这一常人绝少涉及的领域出一极深奥难题，开一极高明玩笑，所言皆半是半非，令人哭笑不得者。而都督绝非等闲之辈，必定是位博学鸿儒，按《中元传》的说法，当王勃吟出“星分翼轸，地接衡庐”时，都督称“故事也”，是其立知王序出于一本冷僻的杂史《越绝书》，谈吴越相争的战国旧事。用典虽然极偏，都督却也胸中了了，故言：故事也。相当于说：这不过是《越绝书》中的老说法罢了。
而接着王勃吟出“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荆蛮而引瓯越。”都督发现此文却明明以“翦裁融化”之法出于《汉书·地理志》，而绝非出于《越绝书》，以《越绝·军气篇》绝无“荆蛮瓯越”内容，然若出于《地理志》，则“星分翼轸”却是楚地，而豫章在吴地斗分野，真是牛头不对马嘴，然而若说其错，王勃却偏偏有《越绝书》为据，正是势同骑虎，在两难之间矣。故都督立知王勃乃一极高明之人，此来分明给在座众人出一极高明难题，开一极大玩笑者，故都督“沉吟不语”。
更言之，后接“龙光射斗牛之墟”天文又与《地理志》不合，偏偏又有《晋书·张华传》中豫章人雷焕有关的典故“斗牛之间常有紫气”相证。亦不能轻言其错也。班固、袁康（旧称子贡作）、房玄龄等皆天壤间第一流硕学之士，其说却各异，谁对谁错谁敢遽断！
而若依《唐摭言》版本，都督闻“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后即“沉吟不语”，则有可能都督不甚渊博，故正自穷搜瞑讨，寻其出处。然从后面都督闻“秋水”“长天”即惊为天才，可知其反应极快，故这种可能性不大。应该甫闻即知其出于《越绝》，用典极为冷僻，不知何以如此，然已知王勃必非凡品也。
进而言之，此中“地接衡庐”亦暗藏玄机，如以现代人来看，当然易解成湖南衡山、江西庐山，如一《滕王阁》书中称：“天朗气清时登阁隐约可见庐山五老峰，是地接衡庐之证。”不谈是否正确，既算如此，亦仅可称“地接于庐”，“衡”字却作何解？登阁可否见到衡山？清人蒋清翊注为衡山郡、庐江郡，是得其真也，然尚未明其全义。
考《晋书·地理志》：“（汉）武帝改衡山曰六安”（29）。那么，衡山就是六安的旧称，这分明又是一个“故事”,考《晋书·地理志》：“汉改九江曰淮南，六年，分淮南置豫章郡。十一年，布诛，立皇子长为淮南王，封刘濞为吴王，二国尽得扬州之地。文帝十六年，分淮南立庐江、衡山二郡。”（30）则九江改淮南，淮南一分为三，豫章、庐江、衡山也。称豫章“地接衡庐”完全符合地理沿革。
再细看《地理志》中顺序为：豫章、庐江、六安（衡山），是豫章下接衡庐也，而《越绝书》中顺序为：六安（衡山）、庐江、豫章，是豫章上接衡庐也。“地接衡庐”分明是左右逢源，“精切有本原”的双关说法。
滕序三江五湖之说，历代注解皆不明其真义，而后人强解之，诸说纷纭。
“三江”一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和《周礼·职方氏》：“扬州，其川三江”；《国语·越语》也有“吴之与越也，三江环之。”《尚书》、《周礼》中的“三江”指《禹贡》九州中的扬州全境范围内的大江。《尚书孔氏传》云：“自彭蠡江分为三。”唐徐坚《初学记》引郑玄注：“左合汉为北江；右合彭蠡为南江；岷江居其中则为中江。”而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时，以为吴县南为南江（指吴淞江）；毗陵北为北江（指长江正流之下流）；芜湖为中江（指由阳羡通太湖入海）。唐以后异说更多，而王勃序出《汉书·地理志》吴地篇“有三江五湖之利”一语，查《汉书·地理志·第八上》有“东南曰扬州，其山曰会稽，薮曰具区，川曰三江，浸曰五湖……”（31）是知其正出《禹贡》《职方氏》。而颜师古、郑玄诸说又异也。
另尚有三国吴·韦昭《国语注》以吴江（或作松江）、钱塘江、浦阳江为三江；《吴越春秋》以浦江、浙江、剡江为三江；郦道元《水经注》以岷江、松江、浙江为三江；郭璞《山海经注》以江、湘、沅三水为三江；（32）唐王勃以后说法更多，不多论。
“五湖”之名，最早见于《周礼》，而《周礼注疏》：“扬州……其浸五湖。”而五湖亦有多种说法。《周礼注疏》、《国语·越语》“战于五湖”韦昭注、《史记·河渠书》“于吴则通三江五湖”集解，皆以太湖为五湖；而《后汉书·冯衍传》：“沈孙武于五湖兮”虞翻以滆湖、洮湖、射湖、贵湖及太湖为五湖；《水经注》二九沔水：“五湖谓长荡湖、太湖、射贵湖、上湖、滆湖”；郭璞《江赋》以具区、洮滆、彭蠡、青草、洞庭为五湖；李善《文选注》以洞庭、彭蠡、震泽、巢湖、鉴湖为五湖……。（33）
王勃“三江五湖”出《地理志》，则当以《周礼注疏》解为准，即五湖即太湖也，然按照《周礼》：“扬州其薮曰具区（具区即太湖）……其浸五湖。”可见“具区（太湖）”不是“五湖”，其解又误也。
《禹贡》成书战国，其文简略，加之沧海桑田，水道变迁，三江五湖有多种解释，虞翻等历代学者笔墨官司缠夹不清，郦道元《水经注》已不能说得明白。即使到清季集前学大成的胡渭《禹贡锥指》，亦似不能定论。当代历史地理学巨擘陈桥驿先生在其《郦学札记》中以为三江五湖在古代实为泛指河流众多的意思，并无确解。
王勃“包综六经”，胸罗万有，此事如何不知，故三江五湖亦分明是有意拿一文化难题在考座上诸公者。若细思三江五湖之说，都督亦须“沉吟不语”。
综上所说，我以为王勃是有意将各家书籍不合之处凑到一起为文，是有意出一空前难题，却也是一个极高明的文化玩笑。
七、徐孺陈蕃
若以吾说为非，尚可举一例，如“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从字面上看，毫无瑕疵，然查阅《后汉书·陈蕃传》则见：“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人也，……太尉李固表荐，征拜议郎，再迁为乐安太守。时李膺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属城望风，皆自引去，蕃独以清绩留。郡人周璆，高洁之士，前后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为置一榻，去则县之。璆字孟玉，临济人，有美名。”我阅读至此，大惑不解，何以熟悉的细节写的却不是徐孺子？反成了“周璆下陈蕃之榻”？！
再查《后汉书·徐稚传》：“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家贫，常自耕稼。时陈蕃为太守，以礼请署功曹，稚不免之，即竭而退。蕃在郡不接宾客，惟稚来特设一榻，去则县之，后举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
《后汉书》作者范晔祖父范宁曾为豫章太守，大兴文教，是范晔与南昌有渊源者。晔虽系于狱中，给子侄辈的书信于《后汉书》却颇为自负，以为必传于万世。（34）然同一书中，前后二传中主角虽然不同，情节却雷同，虽然一为乐安，一为豫章，时地不同，不能说范书有误，然似乎范蔚宗选材累赘重复，白璧有瑕矣。王序前面仿佛指摘班固、袁康、房玄龄诸家异同，而此番却似乎指摘范晔一人之书前后异同了。
八、帝子仙人
滕序中另外尚有数处用典极为巧妙，不容易看出它的出处，如“临帝子之长洲，得仙人之旧馆。”我以为却是出自郦道元的《水经注·赣水注》，资料如下：
又北过南昌县西。
盱水出南城县，西北流径南昌县南，西注赣水。又有浊水注之，……浊水又东径建成县……县出然石，《异物志》曰：石色黄白而理疏，以水灌之便热，以鼎著其上，炊足以熟。置之则冷，灌之则热，如此无穷。元康中，雷孔章入洛，赍石以示张公。张公曰：此谓然石。于是乃知其名。浊水又东至南昌县，东流入于赣水。赣水又历白社西，有徐孺子墓。……孺子名稚，南昌人，高尚不仕。太尉黄琼辟，不就。桓帝问尚书令陈蕃：徐稚、袁闳谁为先后？蕃答称：袁生公族，不镂自雕。至于徐稚，杰出薄域，故宜为先。……赣水又径谷鹿洲，即蓼子洲也，旧作大艑处。赣水又北径南昌县故城西，于春秋属楚，即令尹子荡师于豫章者也。秦以为庐江南部。汉高祖六年，始命陈婴定豫章置南昌县，以为豫章郡治，此即陈婴所筑也。王莽更名县曰宜善，郡曰九江焉。刘歆云：湖汉等九水入彭蠡，故言九江矣。陈蕃为太守，署徐稚为功曹。蕃在郡，不接宾客，惟稚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此即悬榻处也。……太兴中，元皇果兴大业于南。故郭景纯《南郊赋》云：弊樟擢秀于祖邑是也。以宣王祖为豫章故也。……赣水又径郡北，为津步，步有故守贾萌庙，萌与安侯张普争地，为普所害，即日灵见津渚，故民为立庙焉。水之西岸有盘石，谓之石头，津步之处也。西行二十里曰散原山，叠嶂四周，杳邃有趣……北五六里有风雨池，言山高濑激，激著树木，霏散远洒若雨。西有鸾冈，洪崖先生乘鸾所憩泊也。冈西有鹄岭，云王子乔控鹄所经过也。有二崖，号曰大萧、小萧，言萧史所游萃处也。……郡东南二十余里，又有一城，号曰齐王城。筑道相通，盖其离宫也。赣水又北径南昌左尉廨西，汉成帝时，九江梅福为南昌尉，居此。后福一旦舍妻子，去九江，传云得仙。赣水又北径龙沙西，沙甚洁白，高峻而阤，有龙形，连亘五里中，旧俗九月九日升高处也。昔有人于此沙得故冢刻砖，题云：西去江七里半，筮言其吉，卜言其凶。而今此冢垂没于水，所谓筮短龟长也。……鄱水又西流，注于赣。又有缭水入焉。……缭水又径海昏县。王莽更名宜生。谓之上缭水，又谓之海昏江，分为二水。县东津上有亭，为济渡之要。其水东北径昌邑城而东出豫章大江，谓之慨口……其一水枝分别注，入于循水也。
又北过彭泽县西。
循水出艾县西……循水又东北注赣水，其水总纳十川，同臻一渎，俱注于彭蠡也。
北入于江
大江南，赣水总纳洪流，东西四十里，清潭远涨，绿波凝净，而会注于江川。
此处可以见到王勃运用暗典之妙了，“俨骖騑于上路”分明来自洪崖先生、王子乔乘鸾、控鹄经过美丽的散原山，却脱胎换骨变换成天上的仙车。倘读者误到楚辞汉赋中去寻找踪迹，则大谬矣。“访风景于崇阿”分明是讲散原山（即西山）上的秀丽景色；“仙人旧馆”一句指的是梅福故廨，历史上有人解为郭璞墓在滕王阁侧，前人已辟其非。如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考证，郭璞死后葬于江苏镇江或安徽黄山一带，墓在南昌是附会之说。
我以为附会郭璞之源可能即出自《水经注·赣水注》中：“故郭景纯《南郊赋》云：弊樟擢秀于祖邑是也……昔有人于此沙得故冢刻砖，题云：西去江七里半，筮言其去，卜言其凶，而今此冢垂没于水，所谓筮短龟长也。”郭璞精于葬术，每有神奇传说，而《赣水注》中龙沙古冢事亦为阴阳宅事，与郭璞为母择墓近水而终成平陆事迹相同，或误源于此。除此外，南昌地方史资料似尚无与郭璞有关的记载。更有一种解释以为滕王阁最早即叫仙人旧馆，甚至将仙人旧馆拆除在其原址上再建滕王阁，（35）众说纷纷。而此处王勃实仍用典，《新注》已识“仙人旧馆”为《水经注》中梅福故廨（传云得仙）的翻本。（36）而“帝子之长洲”，历代注家皆以为指滕王李元婴，唯《新注》以为是隋滕王，其文疑：“滕王永徽四年建阁距王勃诗序仅得高宗朝平庸短暂的二十年，诗中物换星移折射的朝代兴替、人世沧桑之感顿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浸透了百年历史求索千秋生命惶惑的‘几度秋’之问亦成为玩世不恭的文字游戏，如指隋滕王、嗣滕王、唐滕王二代三王荣枯宠辱，则‘物换星移’字字有着落”。且以为“上元三年滕王元婴为金州刺史颇纵骄逸，作威作福未作古。”而王勃则以《斗鸡檄》被逐出英王府，又刚从杀官奴曹达的官司遇赦出来，以为“刀斧余魂”不应咏出‘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的大不敬语在皇叔头上动土（37）。得出了“帝子”为咏隋滕王之事的结论，实在是错误的，史籍中隋滕王未到豫章，王令策先生文章辟之甚力。此处王勃依然用《水经注》典故，却指的是仙人王子乔，以其是周灵王太子晋，实在也是一帝子也。且语带双关，将滕王元婴与仙人王子乔并称，实在是溢美之辞，又不着痕迹，恰是极为高明。而“临”字即可解为“靠”着今新建的帝子长洲，又可解释为“登临”滕王元婴的帝子长洲二义，俱左右逢源，遣词妙造毫颠。更广而言之，屈原《湘妃》中以娥皇、女英为帝子，则《水经注》中萧史为秦穆公婿，何不可称帝子？则“帝子长洲”亦可指西山附近王子乔、萧史诸仙迹而言，并非单指滕王元婴之阁址。
尾诗中“阁中帝子（滕王元婴）”今何在？则分明阁外尚有一帝子也，即西山上控鹄仙人王子乔。且周灵王（前571）与唐高宗朝（674）相距千余年，“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读来却也“字字有着落”，且将滕王元婴与仙人王子乔古今二位帝子的遭际作一浩叹，感怀人世不常，实无丝毫辱没李元婴处。（38）清·朱栾《江城旧事》以为王勃敢言讥刺暴王，正其可贵之处，这层意思只怕也站不住脚。究其错谬的关键，便在不明“帝子”的真正含义。
用典有古典、今典两种，国学大师陈寅恪即说：“诗若不是有两个意思，便不是好诗。”（39），两个意思，即指古典与今典恰当运用，滕序“帝子”一语实已含古典、今典二义。寅恪说“自古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40）寅恪尝论庾信《哀江南赋》用典：“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41）此古典、今典实即《四六金箴》之古事、今意，言殊而意同也。当日王勃滕阁作序，绝不可能纯用唐初白话而不用典，帝子一语，古典即指王子乔，然亦可代指滕王元婴，此今典之用也。注家单指帝子为滕王元婴，是不悟“古典”之意也。
九、“腹稿”疑云
王勃作序究竟有没有作事先准备？这是一个千古之谜，历史上虽不乏人怀疑像王勃那样惊人的天才不太可能，却也无丝毫根据可以查出王勃已“宿构”文章。故此留下了一个近乎神话的故事，真正的答案可能只有起王勃于地下了。
然据笔者推测，王勃到滕王阁作序之前，实在已打好了部分腹稿，从对文章的分析可以看出来。
史书中载，王勃构思极快，如《棋天洞览》：“王勃围棋，率下四子成一首诗，勃尤诧之，向人曰：吾才夺造化，虽一时之间，百用亦可。”（42）如此看来，当日滕王阁上，王勃文思泉涌、提笔立就是有其可能性的。而“王勃所至，请托为文，金帛丰集，人谓之心织笔耕”。然王勃作文却有一个很有趣的行为习惯：“勃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时人谓勃为腹稿”（《新唐书》）。考当日滕王阁上王勃行迹，除了“电脑”“天才”以外，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王勃已打好“腹稿”矣。
十、江浔采莲
考察王勃行踪，于杀官奴曹达后咸享五年（674）八月遇赦，于上元二年（675年）乙亥赴交阯省亲，探望受牵连被贬谪的父亲王福畤。于“上元二载高秋八月”抵达淮南楚州友人家中，盘桓多日，为友人写了一篇《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八月下旬，王勃复启程溯长江西上。（43）
再按《旧唐书·王勃传》“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为《采莲赋》以见其意，其辞甚美。”而《新唐书·王勃传》称：“勃往省……道出钟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阁。”则可知滕阁作序前有《采莲赋》之作。其具体时间：民国刘汝霖《王子安年谱》考其上元二年乙亥八月二十九日至浔阳，致书族翁承烈。清季罗振玉《永丰乡人杂著续编》有承烈复书，中云：“适知旅泊江浔，人遐路近，聊因翰墨，粗飞数行，乙亥年仲秋月廿九日，寓言使至。”（44）由承烈书可反证其时王勃正在长江、鄱湖水域之上，《采莲赋》应即作于此时。
王勃九月九日作《滕王阁序》，十一月到达广州，作《鞶鑑图铭序》，其文称“上元二年，岁大乙亥，十有一月庚午朔，七日丙子，将之交阯，旅次南海。”同时又写了《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一个月以后，他便在由广州到交阯的途中，渡海溺水受惊而卒。（45）
再观《采莲赋并序》中有“顷乘暇景，历观众制，伏玩累日，有不满焉。遂作赋曰：非登高可以赋者，惟采莲而已矣。”（46）则此作大致十日后的九月九日，即有《滕王阁序》之作也。《采莲赋》是离《滕王阁序》最近的作品，而细观序中“历观众制，伏玩累日，有不满焉。”则分明王勃作《采莲赋》是花了数天看了很多书的，并且有不满意的地方，所以作了“其辞甚美”的《采莲赋》。这种创作态度对紧接而来的《滕王阁序》的创作是否有相同的影响呢？
倘若用“历观众制，伏玩累日，有不满焉”来衡量《滕王阁序》，王勃都看了些什么书？到底对什么不满？
由前述对王勃用典的分析可以看出，其用字是如此的“精切”，倘非具有计算机般超人的记忆力，王勃在旅途中便有可能是看了这些书的：如《越绝书》、《汉书·地理志》、《水经注·赣水注》、《后汉书·徐稚传》、《晋书·张华传》。再参照蒋清翊《王子安集注》，《采莲赋》用典便有许多出于《地理志》、《水经注》。
如《采莲赋》中：堤防谷口，沈桂北之丹湡、南鄢义妻、东吴信妇、南讨九真百越、北戍鸡田雁城、虽迹兆于水乡、南究巴沱越沂，蒋清翊皆注引《汉书·地理志》；而复潇湘兮绿水、动浦水兮骊龙文、詠绿竹于风晓、异睢苑之欢娱、汎磻溪之小塘，注引《水经注》（41）。而王序明言“历观众制”，则《地理志》、《水经注》当为王勃所阅众多典籍之一，此为明证。
倘王勃阅《水经注》，则《水经注》中与“赣水”相邻的江浙“渐江水”郦道元多引《吴越春秋》、《越绝书》，《吴越春秋》祖于《越绝》，则《越绝书》又当为王勃所阅矣。
而上述这些书到底代表什么？有什么规律？吾凝思数日，忽然悟出这正好是一幅古代的导游图！举凡一地区的山川、交通、城邑、典故、人物、特产都惟有从以上这些史籍中了解，舍此似别无他途。从《越绝书》、《汉书·地理志》、《水经注·赣水注》中可以知道，王勃了解的天文地理偏重于东南半壁江山，涉及的区域包括长江沿岸的江浙、安徽、福建、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却正好和王勃此行交阯省父的路途一致！江淮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道出江中的《采莲赋》、及南昌的《滕王阁序》，广州的《鞶鑑图铭序》路线正贯穿其中。可以揣测，王勃一路沿江而下，途中必携诗书以消永日，“历观众制，伏玩累日”，沿途不断翻阅书籍了解各地的天文地理、人文典故，真可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活脱一逍遥才子形象。
在今天看来，每到一地旅游自可找地图、旅游介绍之类书籍以了解一地之胜，而在出版、图籍并不发达的唐初，介绍历史、地理的《水经注》、《越绝书》、《地理志》当是读书士子的首选。王勃万里省亲，远迹天南，必然于地理多所用心，上述地理书籍为其用力处是极为自然的。
十一、观制指瑕
历史上王序中的“星分翼轸”以天文分野制度述豫章地理，此说出《越绝书》孤证，论者以为其太过冷僻，出人意料之外，王勃此举刻意营求，似有失自然。然而假设王勃一路看书而来，则在江淮必玩味《吴越春秋》和《越绝书》、《水经注》等以了解东南半壁的历史地理，实在是在情理之中，自然之极。楚州之作中“荆门洎自吴越”（48）一语证明王勃是注意到吴越故实的。《越绝书》中“星分翼轸”的出现决不会突兀。而倘王勃“道出江中”、“旅泊江浔”则可能翻阅《汉书·地理志》了解周边情况，却发现豫章星分《越绝》、《汉志》居然不同，这就是王勃“有不满焉”的真正原因！故出语“星分翼轸”以嘲之；倘再细观，其中州郡名称大致相同，而两书排列却各异，《越绝书》豫章上接衡庐，《汉志》豫章下接衡庐，二书不知谁掩袭谁，似又可“有不满焉”，故出语“地接衡庐”。更重要的是《越绝书》在《隋书》中题为子贡作，或又为伍子胥作，为战国古书，而诸考据家以为杂揉汉人之文，乃定为伪作。如郡县制虽发端于战国，然分天下为郡国却始自秦，此条于战国书中出现秦汉州郡，正是其破绽之处，王勃既精天文地理，这条却如何瞒得过，必将又“有不满焉”。
若在吴地中欲明了三江五湖，则查阅《汉书·地理志》知三江五湖之说，本出《禹贡》，而其文简略，加之陵谷变迁，争议已是极多。郑玄、颜师古同出一书，而三江之说却各异，五湖竟然正相矛盾，实在是一个文化疑案。此又一“有不满焉”！“淹贯群书”“包综六经”的王勃如何不知，故出语“襟三江而带五湖”以考考座上诸公，看他们是否明了个中奥秘。若诸人细思三江五湖之义，必然茫然无解，唯有“沉吟不语”矣。
后更以“翦裁融化”之法引出“控荆蛮而引瓯越。”实已综《汉书·地理志》、《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二者而为之，亦非庸语。
倘若前站将到南昌，则王勃必看《水经注·赣水注》中南昌县部分，以了解当地风土人物。而见到雷孔章、张公然石一节，必检阅《晋书·张华传》。
初，吴之未灭也，斗牛之间常有紫气，道术者皆以吴方强盛，未可图也，惟华以为不然。及吴平之后，紫气愈明。华闻豫章人雷焕妙达纬象，乃要焕宿，屏人曰：“可共寻天文，知将来吉凶。”因登楼仰观，焕曰：“仆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间颇有异气。”华曰：“是何祥也？”焕曰：“宝剑之精，上彻于天耳。”华曰：“君言得之。吾少时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当得宝剑佩之。斯言岂效与！”因问曰：“在何郡？”焕曰：“在豫章丰城。”华曰：“欲屈君为宰，密共寻之，可乎？”焕许之。华大喜，即补焕为丰城令。焕到县，掘狱屋基，入地四丈余，得一石函，光气非常，中有双剑，并刻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间气不复见焉。焕以南昌西山北岩下土以拭剑，光芒艳发。大盆盛水，置剑其上，视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剑并土与华，留一自佩。或谓焕曰：“得两送一，张公岂可欺乎？”焕曰：“本朝将乱，张公当受其祸。此剑当系徐君墓树耳。灵异之物，终当化去，不永为人服也。”华得剑，宝爱之，常置坐侧。华以南昌土不如华阴赤土，报焕书曰：“详观剑文，乃干将也，莫邪何复不至？虽然，天生神物，终当合耳。”因以华阴土一斤致焕。焕更以拭剑，倍益精明。华诛，失剑所在。焕卒，子华为州从事，持剑行经延平津，剑急于腰间跃出堕水，使人没水取之，不见剑，但见两龙各长数丈，蟠萦有文章，没者惧而反。须臾光彩照水，波浪惊沸，于是失剑。华叹曰：“先君化去之言，张公终合之论，此其验乎！”华之博物多此类，不可详载焉。
而《晋书》此段史料，却来自刘宋豫章大儒雷次宗的《豫章记》：
吴未亡，恒有紫气见牛斗之间，张华闻雷孔章妙达纬象，乃要宿，问天文。孔章曰：惟牛斗之间有异气，是宝物也，精在豫章丰城。张华遂以孔章为丰城令，至县，掘深二丈，得玉匣，长八尺。开之，得二剑，其夕斗牛之气不复见……。（49）
由此合参，《水经注》、《豫章记》中雷孔章，即《晋书》之雷焕；《水经注》之张公，即《晋书》《豫章记》之张华也。精通天文历算的王勃自然会发现称豫章丰城为牛斗之间与《汉书·地理志》不合。以《地理志》“牛”当在粤地，与豫章丰城相距甚远，雷焕号称“妙达纬象”，雷次宗为刘宋大儒，张华号称博物，所言却不合《汉书·地理志》；《晋书》号为官修御纂，而令狐德棻、房玄龄等大儒亦不辨，此又一“有不满焉”。故有“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再阅《水经注》到徐孺子墓一节，翻看《后汉书·徐稚传》，则知“徐孺下陈蕃之榻”。再由《水经注·赣水注》往下阅“陈蕃为太守，”参看《后汉书·陈蕃传》则竟是“周璆下陈蕃之榻”！二文人物虽异而情节雷同，范晔史材抉择不精，王勃又一“有不满焉”，故出语“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
又若熟悉典籍者，当知班固《汉书》多史迁旧文，如《汉书·地理志》即由《史记·货殖列传》改窜而来。楚、吴、越三地亦出《货殖列传》：
《史记·货殖列传》：
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已诺。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榆会也。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
颖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颖川敦愿。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南阳西通武关、（勋）（徇）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颖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细审班、马异同，则王序又有一解。依《史记》“豫章……是南楚也，”按《汉书》楚地，当可称豫章“星分翼轸”，然翼轸二字，却分明显示语出《汉书》而非《史记》。“星分翼轸”下笔在史汉之间，《史记》中豫章上接衡山，《汉书》中豫章下接庐江，“地接衡庐”是综二书而言。
若依《唐摭言》所说，都督闻“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即“沉吟不语”，是都督甫闻即知王勃立意在史汉不相合处，已知王勃卓然高手；若依《中元传》，都督闻“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公曰“故事也”，是知王勃以豫章南楚为据，文章立意在乎《史记》，故称“故事也”。而王勃继出“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荆蛮而引瓯越”，《汉志》隐含“瓯越”，而《史记》仅述“干越”、“杨越”，则全文立意竟在于《汉书》，星分即有异矣，故都督“沉吟不语”
又《史记·货殖列传》豫章上文有“陈在楚夏之交”，豫章下文有“颖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故至今谓之夏人”。而《汉书·地理志》豫章吴地篇下为粤地，诸史皆作西南夷。故“台隍枕夷夏之交”是合《史记》、《汉书》二者而言之，仿“陈在楚夏之交”指豫章当夷、夏二文间。分析至此，不难发现，王勃不满的地方正是诸书中异同之处。且其顺序竟与王勃《滕王阁序》开篇惊人的吻合，这又是个王勃读上述书籍，且构思于此的明证。
史称颜师古“少传家业，博览群书，尤精训诂，善属文。”《汉书注》为太子承乾委托所著，《旧唐书》称“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重，太宗令编之秘阁。”而王勃九岁便能指摘颜师古《汉书注》的错误，其关键的原因，并不在于王勃有什么特别的禀赋、惊人的天才，而在于看书特别老实仔细，不肯轻易放过，又“淹贯群书”，（50）多见异同，故每有所发现。既然王勃九岁就精于此道，二十八岁的他当然更是功力精纯得心应手，《越绝书》、《史记》、《汉书》、《水经注》之间的矛盾如何能逃过他的法眼！
上借《采莲赋并序》以为说，竟有所得，且与王序多处暗合，则其较为可信矣。由此可知《采莲赋》的创作态度确实对十天后的《滕王阁序》构思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其立意应属一致。即以《越绝书》、《汉书·地理志》、《水经注·赣水注》诸书为纲，遍考诸书异同，然后下笔为文，幻化为夺天地造化之机，鬼神莫测的千古名篇《滕王阁序》。
我断定王勃必看《地理志》、《水经注》，再参阅众籍，是因为滕序中还有许多线索存在于此篇目中。如“东南之美”出《文选》潘正叔“赠陆机出为吴王郎中令”四言诗：“东南之美，曩惟延州，显允陆生，于今鲜俦。”此乃用吴典，《汉志》豫章之所属。而宾主者，《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中有吴阖庐与伍子胥、孙武；吴王濞与枚乘、邹阳、严夫子；淮南王安招致宾客，而吴有严助、朱买臣，亦用吴典；《水经注》中陈蕃宾客徐孺子。此皆“翦裁融化”之古事，更有“与此相似”之今事，即滕王阁上都督及胜友高朋，综上不难化出“宾主尽东南之美”。其用典皆与吴、豫章有关，可称“精切有本原”。则此句竟合《史记》、《汉书》、《水经注》、《文选》四书而言之。
滕序中“睢园绿竹”用枚乘典，乘本与豫章无涉，此处却出于《地理志·吴地》之中；又“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王勃“怀帝阍而不见”仿佛立意于此。
滕序中“极娱游于暇日”，娱游二字出《汉书·地理志》：“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而《史记·货殖列传》：“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娱游’有‘喜游’之异；再查《汉书·吴王濞传》：“吴有豫章郡铜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同一招致，竟一为“娱游”文士，一为“天下亡命者”，令人啼笑皆非，王勃又将“有不满焉”，故出语“极娱游于暇日”。
《水经注》中：“赣水又经谷鹿洲，旧作大艑处。”唐虞世南《北堂书钞》：“豫章城西南有舟句舟鹿洲，吴吕蒙袭关羽造舟句舟鹿舰于此。”（51）则谷鹿即舟句舟鹿也。《广雅》：舟句舟鹿，船也。（52）王勃用典，乘鸾控鹄尚脱胎为“骖马非”，则“舸舰津”去“谷鹿洲”当不远，疑王勃用典于此。而蒋清翊“舸舰迷津”下注云：方言九，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谓之舸；（53）“青雀黄龙之轴”下注：“郭璞注：舟皆以龙鸟为形制，今吴之青雀舫，此其遗制。”（54）上文中“舸”“舰”“青雀”“龙”俱出矣，而南楚为《史记》豫章之所属，吴为《汉书》豫章之所属，用典于此，不可谓不“精切有本源”。故以“翦裁融化”之法出为“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轴。”而其引子，却在《赣水注》谷鹿洲旧作大艑之“故事”。
又倘王勃搜罗之博竟至于虞世南《北堂书钞》，则查《吴志》可知吕蒙时在浔阳，虞世南误也，此又一“有不满焉”。然疑王勃未必精博如斯搜及近人，兹存疑待考。
《水经注》“赣水又北径南昌县故城西。”此为“南昌故郡”之张本，时南昌已移县到盱水、赣水、浊水之交的今丰城境内，而洪州为丰城新南昌县故地，为新南昌过去的郡治所在（见拙文《南昌城迁考》），故称“南昌故郡”。
倘阅：“于春秋属楚，即令尹子荡师豫章者，秦以为庐江南部。”则豫章既属楚，按《汉书·地理志》当然“星分翼轸”，而此却为春秋史实，故都督称“故事也”；而令尹子荡师豫章者，民国杨守敬考《左传·昭六年》：“楚使薳洩伐徐，吴人救之，令尹子荡帅师伐吴，师于豫章。”（55）然此春秋时的“豫章”为淮南江北之地，非汉高祖时豫章郡，郦道元误也，此又一“有不满焉”，然似王勃并未于此为文。
《水经注》：“秦以为庐江南部”，是豫章“地接衡庐”又一明证。而杨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