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李清怡
哈佛大学学生罗拉（Laura M. Nicolae）在哈佛大学校报《Harvard Crimson》发表文章，讲述自己父亲逃离共产政权的故事。
1988年，我的父亲当时26岁，他在匈牙利中部跳下火车，除了身上穿的衣服，没带任何东西。接下来的两年，他逃离了罗马尼亚共产政权的压迫，如果共产党再次对他下手的话，会杀了他。
我父亲逃离的那个政府对其公民进行殴打、实施酷刑和洗脑。他儿时的朋友就因为在学校厕所的墙上涂写对独裁者无礼的用词，从此失踪；他的邻居在对抗「肥胖」的粮食配给制中，活活饿死；因为人口减少，妇女们每个月都被送往医院检查，以确保她们得怀孕。
一亿人死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大约一亿人死于我父母所逃离的意识形态，那些死去的人用生命在唤醒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这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是什么流行的时尚。
今年10月是布尔什维克革命100周年，但美国大学文化恰恰给了你相反的印象。校园里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描绘成革命或理想主义，忽略了其独裁暴力的本质。大学教导我们将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意识形态说得很表面。校园里新的左派俱乐部在寻找马克思列宁的“现代化观点”，以此来“缓解左派概念的耻辱”。
在马克思主义因素流窜的大学校园里，人们提起共产主义革命时都只是当作笑谈。共产主义思想在大学里享有高级地位，许多教授公开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学生们也穿着一度流行的切．格瓦拉T恤衫招摇过市。
在读完四年大学之后，我的同学们毕业时可能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共产主义代表着对现实的轻松批评，而不是一个毁灭了数百万生命的暴力实践哲学。
统计数据显示，年轻的美国人确实对共产主义悲惨的过去毫无察觉。如果你问千禧一代有多少人死于共产主义，75％的人都会低估。
我们应当铭记在心：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在秘密监狱中拷打「叛徒」，将针刺入指甲下面，或殴打他们，直到打碎他们的骨头；列宁从穷人口中夺食，造成苏联大饥荒，导致农民挖尸体而食。每一个试行过共产主义体制的国家，都出现了屠杀、饥荒和恐怖。
共产主义靠压迫来维系。在共产主义社会，集体至高无上，不存在个人主权，人只是一个负责生产乌托邦的机器里的齿轮，有自己的价值。
我们这一代人中，许多人由于幻想乌托邦而对共产主义的现实认识不清。从小到大，我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有自己的看法；当听到家人谈论他们的经历时，我能看出共产主义的影响有多么的持久，因为我认识那些幸存下来的人，我的家人仍然在惦记那些没能幸存下来的人。
幸存者的故事将共产主义描绘得淋漓尽致，比同学们读的教科书还要生动。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完全理解那些共产主义制度下发生的所有暴行，但是，我们可以拼命地确保世界永不重蹈覆辙，为此，我们必须讲述幸存者的故事，与共产主义血腥的过去进行抵御。
我的父亲为了寻找自由的希望，背井离乡，离开了他的父母、朋友。我知道他的故事，现在您也知道了他的故事，然而还有一亿人失去生命被噤声。
让我们祈祷不要再继续
专栏作家莫里斯（G. Shane Morris）和畅销书作家埃里克（Eric Metaxas）联合在CNSNews网站发表文章，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翻开已有一个世纪，共产主义最终统治三分之一的地球，让15亿人生活在野蛮的极权政府之下，留下一亿多具死尸。之所以导致这么多人死亡，正如萨特（David Satter）在《华尔街日报》中所解释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认为国家取代上帝的位置，至高无上。国家一贯正确，超越道德，要求公民绝对忠诚。
通过政治清洗、强制人口迁移、人为闹饥荒，古拉格（前苏联管理劳改营的机构）和所谓的大跃进，诸如斯大林、毛泽东和波尔布特这样的独裁者操纵发动了人类历史上那些最严重的大屠杀，直接的驱动力是渴望建立共产主义天堂。
这个在1917年降落在俄国的黑暗，直到1991年圣诞节才开始消失，美国里根总统所称“邪恶帝国”的终结。
但是，对于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来说，这个无神论的世界观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政治现实，如今依然如此。中共的强制堕胎、古巴的政治打压、北韩对基督徒的迫害，这些只是自苏联垮台后共产主义国家的一些暴行。
当我们回顾十月革命的恶果，我们应该用心让我们的孩子、朋友和那些聆听我们的人明白：共产主义纯粹就是历史的垃圾。
也许悼念共产主义100周年的最好办法是：祈祷我们能够在有生之年把这个邪恶的世界观彻底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