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定马列主义为一尊，一切向苏联模式学习。
斯大林的民族理论，理所当然地成为指导民族工作的“圣经”。
但解放初的民族识别工作，其实并没有严格按照斯大林的理论。
因为国情太不一样了。
如果按照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中国除了汉族就没有别的民族了。
中国广大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都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阶段。按照斯大林理论，它们没有共同的经济生活，都只是封建部落和部族，不成其为民族。
但中国的民族识别必须要搞，这是一项政治任务。
因为新政权需要竖立一个管理多民族国家的新的治理框架，并重建其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合法性。
自从清朝灭亡后，汉族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合法性就遇到很大问题。
和明朝不同，清朝是异族入关统治，其统治疆域之广大，远远超出了传统汉族帝国的边界。
清朝统治者本身就是少数民族，要管理好比他们人口多得多的主体民族（汉族），还要安抚好新征服的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可谓任务艰巨。
但他们找到了非常有效的治理框架，通过联姻和宗教等多种手段，成功地在边疆地区建立了中央政府对当地民族的统治合法性，基本确保了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区的各民族相安无事。
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逊位，新形态国家建立。清朝既亡，旧帝国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合法性等于自行告废。而民国时期，政局动荡，连年内战，连汉族地区都是军阀林立，纷纷搞地方自治，中央政府虚弱无力。连中央政府自己的合法性都被屡屡质疑，更何谈在少数民族地区重建其合法性？
国民党经过北伐和内战，终于定鼎南京，中国名义上重归统一。但中央政府的权威仍然不稳，尚未完全恢复，又遭遇了抗日战争。
结果西藏蒙古等地，相继事实独立。新疆也被渗透颠覆，先后成立两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1943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已经进入了第六年，此时太平洋战争已经开打一年多。在美国绝对优势的碾压之下，日本已显疲态，明眼人都能看出日本必败。坚持到此的中国终于看到一丝胜利的曙光了。正是在这一年，由蒋介石写作，陶希圣助笔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马上获得巨大的反响。
蒋介石写作此书的初衷，就是他看到抗日战争胜利在望，而二战之后的国际政治格局将对中国极为有利。欧美列强不仅将废除所有关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而且中国会以四强之一（美苏英中）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在这么好的外部环境下，为了战后的内部重建需要做好理论准备，并统一全民思想。
蒋介石想将全国人民重新团结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下！
这本书被他寄予厚望！
但可悲的是，事与愿违，这本书完全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蒋介石丧失知识分子的支持，和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整体左转，自《中国之命运》始。
比如闻一多，他在1942年对蒋介石还是充满赞许之词。但到1943年读了《中国之命运》后，他直接崩溃了： “《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崩溃之后，就是左转，最终完全和国民党决裂。
这本书很复杂，我们只谈其中关于民族的部分。
《中国之命运》这本书中最大的理论创新，就是只承认中国有一个民族，即“中华民族”，而不承认中国有少数民族。
蒋介石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而非单一民族的集合！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国人民有宗族之分支，无种族之区别……古之所谓四夷四裔，固无一而非炎黄子孙，近世所谓满蒙回藏，亦复如此，要皆中华民族也。”
毋庸置疑，蒋介石想用这套理论来重新统一中国，重建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的统治合法性。
大家都是中华民族，都是一家人了，都平等的，就不要分裂了！
这个观点，在2020年的我们看来，具有极大的先进性，原因另述。
当时有些人对此观点衷心赞同，比如时任贵州省主席的四川军阀杨森。他说 ：“凡中华国族，不分汉满蒙回藏苗夷任何宗支族，均应一律平等。总裁继承遗志，手著《中国之命运》，亦反覆叮咛国人，中华民族领土内，所有之宗支族，同出一源，均宜一致团结，共御外侮。”
但大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对蒋介石的观点嗤之以鼻。
和蒋介石不同，共产党始终坚持给国内各少数民族以“民族”的地位，并指责国民党否认中国存在多个民族是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剥削。共产党的这个立场这很容易理解。作为革命者，从民族的角度出发，可以削弱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统治合法性。另外，共产党长期被国民党围剿，为了生存，经常寄身于民族混杂的边疆地区。支持少数民族的权利诉求，有利于获得当地实力派和群众的支持和帮助。而在更极端的情况下，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独立，更是能起到削弱中央政府的作用。
《中国之命运》出版数月之后，共产党抓住机会，直接将这本书当成了一个万箭穿心的靶子。
1943 年7 月20 日，经毛泽东授意，共产党的笔杆子陈伯达在解放日报发表《评〈中国之命运〉》一文，对书中观点予以痛斥。
陈伯达将蒋介石的观点定性为“大汉族主义”。他指出：“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所以要捏造这种单一民族论，其目的就在于提倡大汉族主义，欺压国内弱小民族。”
1943 年8 月16 日，周恩来亲自批评说：“蒋介石的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在名义上，他简直将蒙、回、藏、苗等称为边民，而不承认其为民族。在行动上，也实行民族的歧视和压迫。”
然后共产党全面展开了舆论攻势。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内，发表超过百万字的批判文章，可谓疾风骤雨。
在这场论战中，共产党采用了一个偷换概念的攻击手段。将“中国只有一个中华民族”的表述，改成“中国只有一个汉族”，将“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宗支”的表述，改成“其他民族都是汉族的大小宗支”。
偷换概念之后，蒋的观点就成了大汉族主义，罪大恶极，百口莫辩。
这种通过偷换概念，歪曲对方观点，然后加以批判的伎俩，在今日美国极为常见。
比如，川普在演讲中曾说过：“Fake news media is the real enemy of the people!（造假的媒体是人民真正的敌人）”。在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中就变成了：“President called the media ‘the enemy of the people’（总统说媒体是人民的敌人！）”这就是通过偷换概念，将fake news media换成media，以达到混淆视听，抹黑对方观点，煽动仇恨的目的。诸如此类，美国主流媒体乐此不疲。
在舆论战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称之为“平等即是压迫”。
一方所宣扬的“平等”，被另一方污名化为“压迫”。
蒋介石的民族观，着重 “民族融合”与“民族平等”。虽然不划分少数民族了，但所有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大家不分彼此，都是平等的。
按理说，平等应该是所有民族的最终诉求，无可争辩，天经地义。
执平等论者，不说无懈可击，起码不应有道德劣势。
民族平等，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和”。
和谐，融合。
但在革命者眼中，这种“和”就是最大的反动。
革命者是现有社会秩序的颠覆者。如果世人都同意“和”了，并就此达成共识，共同向着平等的方向努力，社会和谐了，革命者就没有兴风作浪的机会了。
革命者必须找到对立面。
“和”的对立面，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破”。
必须求“破”！
用“破”来割裂社会，区分民族和阶级，强调矛盾，挑动斗争，革命者才有机会弄潮而上。
对于民族关系，共产党的诉求是蒋介石所宣扬的民族融合和民族平等的对立面，即区别（给予少数民族特殊地位）和优待（民族自治，给予少数民族优待政策）。
首先要通过民族识别，给予少数民族特殊地位。
其次要有具体的优待政策。无论是区域自治，还是财政补助，都要落实在具体处。
和切实利益相比，平等和公平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很容易被抛弃。
革命者最厉害的是创造出一种崭新的革命语境。在这种语境中，平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平等即压迫！
革命者们不承认民族平等是一个普世概念，认为所谓平等，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工具和幻象。
只有革命者恩准的平等，才是平等。其他人所宣扬的平等都是虚假的，都是压迫！
谁擅自宣扬民族平等，谁就是支持暴政，是统治阶级的帮凶，是反革命。
这套语境给当权者造成了极大的道德困境。继续宣扬平等，对方已经找到了污名化它的办法。放弃平等，更等于快速自杀。
平等，不再是一个超越左右的客观理念和共识基准，而成了革命者能肆意挥舞的大棒。
以平等之名行不平等之事，直到天下之人不敢言平等二字。
这绝对是一个有巨大杀伤力的武器，被革命者们所熟练掌握及运用，以造成社会分裂，共识崩塌，令当权者陷入道德困境。
这和美国现在的BLM运动类似。在如火如荼的 BLM（Black Lives Matter，黑命贵）运动中，如果你认为不应该对黑人特殊对待，胆敢喊出All Lives Matter（众生平等），那你就是邪恶的种族主义者。
以平等之名行不平等之事，直到天下之人不敢言平等二字。
当年的这场舆论战，也是共产党完胜！
很多“进步”青年学生，多年以后回忆到当时的情景，仍然兴味盎然。他们非常不情愿地被强迫阅读了蒋的书，感到味同嚼蜡，然后读到陈伯达等人的驳斥文章，顿感醍醐灌顶，畅快淋漓。有一种战场单挑，只一个回合，就将对方刺下马来的快感。伴随着学生们的阅读体验，蒋介石的光辉领袖形象轰然倒地。
承认少数民族的民族地位，给予民族自治，是共产党在打江山过程中，为了最大程度地分化瓦解敌人，团结所有能团结的力量，给各民族人民所描绘的美丽蓝图和庄严承诺。
取得了政权后，这一切都需要兑现。
首先搞清楚各少数民族的情况，然后论功行赏，划地自治。
因此，民族识别必须搞。它是承诺的兑现，更是新中国重建边疆地区统治合法性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可如果直接照搬斯大林理论，民族识别工作就无法开展。
非常可笑的是，按照斯大林理论，恰恰得出了蒋介石的结论，中国没有少数民族。
而挑战斯大林理论，更是无法想象！在当时被扣上反苏反共的帽子可不是玩儿的。
这个矛盾如何解决？
中国人是高超的实用主义者！
据姥爷说毛泽东在1953年对民族识别工作说了一句话，解决了问题。
他说政策可以这样，但是实际上也要灵活。
这意思就是我们表面上尊奉斯大林理论。但在实际工作中，就不用管它。
于是大家解放思想，卸掉包袱，灵活运用，将斯大林的那个四大共同的必要条件取消了。
斯大林如果知道我们对他心爱的理论（斯大林一生对他的民族论文钟爱有加，几十年中不断修订完善）是这么阳奉阴违的，估计胡子都要气歪。
难怪斯大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认为中国革命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革命，而是农民革命。毛泽东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农民民族主义者。
据说1949年毛泽东在访问苏联的时候，被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之一莫洛托夫当面质问是否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圣经《资本论》，毛说自己没读过。
这么无礼地当面挑衅另一个共产党大国的一把手，作为苏联名义上二把手但实际从未掌握实权的莫洛托夫，估计没有这个胆子。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斯大林授意而为。
斯大林以正统马列主义的传承发扬者自居，中国革命者们做的事情，偏偏是超出他的理论体系范畴的。
难怪他和毛泽东谈不到一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