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的1966年，我17岁，读高中一年级。'
家里兄、弟、妹妹4个，哥哥和我上师大一附中高中，弟弟和妹妹读师大二附中初中。这两个学校有不少西北局、省委和军队的干部子弟，西安的红卫兵就发起在这两个学校。
1966年8月，我所在的班上成立了红卫兵。我属于不红不黑的（有人称其“灰五类”），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但也不像“黑五类”那样挨整。一个和我关系不错的红卫兵找我谈话，详细地问了我父母和家里的社会关系，我老实地告诉了我所知道的父母历史和现状，还说，父亲所在的中心医院已经给父亲贴大字报了。
这个红卫兵就提出去医院看大字报，他说，如果你父亲的大字报没有大问题，你还是可以加入红卫兵的。
一个炎热的午后，这位红卫兵和我来到中心医院。医院饭厅里拉着一根根绳子，上面挂满了大字报，但整个饭厅空荡荡的，没有几个人。我和红卫兵一张一张地看着给父亲的大字报，印象中，父亲的大字报不多，内容大多是揭发父亲提拔、重用一些有问题的人。其中一篇说，父亲因为姓张，所以亲近、重用姓张的人，还举了三四个人的名字，这三四个人都只写名、不提姓，其中一个是“尔苍”，我看了心里想笑。其实，这个“尔苍”全名叫章尔苍，是著名的口腔科教授，和我家多年邻居。
我一边看大字报一边忐忑：“千万不要碰上父亲”。但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在大字报狭小的廊道里，偏偏和父亲劈面相遇。父亲也很意外，问你来干什么？看大字报。看谁的大字报？看你的。我硬着头皮回答。这时，父亲看到了那个穿着军装、戴着袖章的同学。他没有再说什么，转身离去。
事后在家里，我向父亲解释了这一行的原因和经过，父亲认真听完，还是什么也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