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 70 年代改编的手风琴曲“打虎上山”在当时颇为轰动，至今还是手风琴的保留曲目。但回想起来，当时我并不是为手风琴独奏才改编它的，它的产生完全是个阴错阳差的副产品 , 这个曲子的来由还和蒋大为与河南汝南县豫剧团有关联。这可要追朔到 60 年代末的插队落户时期，在文革时期，本人还是青少年时曾在天津某宣传队为蒋大为拉手风琴伴奏，因此我们也成了莫逆之交。后来蒋大为插队去了吉林，而我去了内蒙古。在一次回津探亲期间天津歌舞团的一位朋友为我们提供一个机会，因当时样板戏还没有“普及”，只有京剧团才能上演，所以很多地方戏剧团为了生存只好改头换面变成文工团，这样的事也发生在河南汝南县豫剧团。为了转型文工团，他们去天津招生歌舞人才。这位天津歌舞团的朋友刚好即将调往河南省歌舞团，所以他建议我们先去这个县剧团，然后他再设法把我们上调到省歌舞团。对于像我们这样可能一辈子要扎根儿在农村的年轻人来说，这个想法很诱人，所以就各自如法炮制。久经波折，我终于把自己的农业户口转为“商品粮”户口，并在数月后来到汝南县文工团报道并等候蒋大为的音信，但等来的却是他已被森警部队文工团录取。这个晴天霹雳被另一个更坏的消息冲淡了，那就是在我报到的几天后，毛主席的“样板戏要普及要提高”的指示发表了，也就是说，用地方戏可以演样板戏了，汝南县文工团又可以是豫剧团了，我的手风琴没用了。可是当时的县剧团除了几把弦子没有任何西洋乐器，也无法演出样板戏。因此团领导就产生了把我这个招来的“废物”充分利用的想法，也就是要我用手风琴把所有样板戏的乐队部分：前奏曲，幕间曲，大亮相等 全部用手风琴给我“嗡”下来。我的噩梦也就如此开始了。
当时团里已开始排练“智取威虎山”和“红灯记”，为了表现自己有用，我设法搞来了乐队总谱，开始改编，其中自然就有“打虎上山”一段，这个手风琴独奏曲也就如此产生了！为了突出手风琴的音量，团里在台侧的“乐池”里给我找到了一个显要的位置，经过多次排练后我的“苦难的生涯”角色也就定位了。春去秋来，每周五天，每天两场，每场两个小时的演出，我都要用手风琴“嗡”出所有乐队的部分，还要压得住锣鼓家伙。每当我把整场戏拉下来，我已然眼冒金星，浑身虚脱。这还不够，剧团经常要下农村，把样板戏送到农村的每一个角落，我这个流动乐队也就要天天“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了。乡下没有戏台，没有电，老乡们会在开阔地带把土台子挖好，还要留下防止观众拥上舞台的“战壕 ”; 而我们这些“乐队”的成员要在演出前负责爬竿儿挂煤油吊灯，当一切就绪夜幕也快要降临。地平线就开始浮现类似沙尘暴一样的烟幕，缓缓向舞台方向爬进，那是各方老百姓步行从几十里外向演出点聚集时踏出来的尘烟。烟幕最终吞食舞台后慢慢散开，月光下你会朦朦胧胧的看到一望无际的老百姓在舞台前安顿调停，殷切等待着这出可能一年才能看一次的唯一的文艺演出。锣鼓家伙开场，大戏开场了，我可以听到我的手风琴声在原野里随着夜雾回响。我们乐队设在台边，位置又高，冬天的西北风一吹冷到脊梁骨，好在我的背后经常会被爬上舞台看戏的孩子们围住，但这人造的挡风墙并不是毫无代价，孩子们因长年吃红薯会抑制不住不断的放屁，当这个生理现象发生自一个群体的话，那威力可想而知。为了御寒我对空气的质量可以容忍，但是那超标的二氧化碳实在让我窒息，直到我眼前出现了彩虹。另一荒唐的现象是，在演戏当中，如观众中有一人忽然站起来，为了避免被别人踩在脚下，所有前面的观众都会一窝蜂的拥向舞台，而正在唱“穿林海 ….” 的杨子荣还要暂时从角色中走出来并担负起用大长杆子把涌上舞台的观众赶下台的任务，看着穿着解放军军装的杨子荣用长竿驱赶老百姓的场面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知当时伟大的旗手江青同志看了会作何感想。散戏后待全部观众退了场，煤油灯拆下来，我就背着手风琴走回我们那由牲口棚改装的临时住处，此时东方已露出鱼肚白。
我不相信才17岁的自己这辈子就如此下去，所以绞尽脑汁的想往外调，为此多次在大会上被批“韩小强”式的人物（样板戏“海港”中落后青年）。经过不懈地努力，我终被借调到北京，在北京航空学院的亲戚的帮助下我参加了北京大专院校的国庆游园演出拉“打虎上山”，审查节目时被选为优秀节目，之后又被选为全国文艺调演节目，上电视，灌唱片，出尽了风头，不禁感慨人生之起落！至于我如何被调到北航，又如何被调进北京歌舞团，拜师罗忠镕先生学作曲以及移民到美国，就读旧金山音乐学院，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虽然这些回忆充满了苦涩和无奈，但我从中体验到了在城市里体验不到的人生的沧桑，这对我的音乐创作受益匪浅。我也非常怀念那些和我一同度过那辛苦岁月的剧团的同事们，更惦念那些饱经沧桑的乡亲们，愿他们能永远过上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