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正麗和SARS一代的終結 我是秋云2020-05-01 19:04:56
1989年的天安門大屠殺，是當代史上，第一個最重要的里程碑。之前國內種種反人類暴行，或許相較之下，規模、時間、死亡人數都更大、更長、更多，但都是區域性的，而天安門大屠殺卻是世界歷史的重要部分。這不僅是因為中國首次民主變革運動遭到鎮壓，更因為柏林牆倒塌、東歐巨變、蘇聯解體接踵而至——“一切從我們腳下開始，”流亡學生領袖王丹説，“我們是天安門一代。”
以此類比，2003年的SARS，在當代公共衛生史上，也是第一個最重要的里程碑。之前國內數不勝數的瘟疫，或許造成的死亡更多，破壞更大，但都被草菅人命，層層隱瞞，沒引起任何關注。唯有SARS，因軍醫蔣彥永的報警，全民動員，更因從廣東跨境傳染到27個國家，震驚了世衛，而成為世界公共衛生史上的著名案例——“一切從我們腳下開始，”眼下深陷於P4泄漏漩渦的病毒專家石正麗也可以説：“我們是SASR一代。”
根據官方資料和石正麗自己的公開講述，2003年SARS肆虐，在中外造成10000多人感染，1459人死亡，對她有決定性影響。第一例SARS感染者出現在佛山，之後擴散到廣東全省，最後擴散到27個省——她的同行們從廣東野味市場的養殖果子狸體內，檢測出SARS病毒，經過繼續實驗，發現果子狸只是將SARS傳染給人類的“中間宿主”，而源頭是蝙蝠。對病毒專家來說，有至少5000萬年進化歷史的蝙蝠，地位特殊，它是地球上唯一能飛的哺乳動物，也是包括狂犬病毒、馬爾堡病毒、尼帕病毒等上百種烈性病毒的“自然宿主”，號稱“病毒蓄水池”。
於是從2004年開始，石正麗率領她的團隊，在中科院武漢病毒所的傾力支持下，踏上了追踪SARS冠狀病毒源頭的征程。“不管南方還是北方，中部還是西部，只要聽說有蝙蝠的地方我們都會去，足跡遍布了我國28個省市，像大海撈針一樣。這樣一做就是十多年的時間。”
2005年，石正麗團隊發表了第一篇論文，發現從蝙蝠體內提取的病毒，不是SARS的直系親屬，不能直接傳染人。2011年，他們在云南某處懸崖溶洞中，發現多達幾十種的蝙蝠群，這相當於病毒的天然基因庫。最終他們分離出與SARS高度同源的新型冠狀病毒。之後每年，他們都到這兒定期採樣兩次，反復驗證它們是否具備跨種感染的能力。
2015年11月9日（更正於2016年4月6日），石正麗在國際著名期刊《Nature Medicine》（自然醫學）的電子刊物上發表論文《一種傳播性類SARS蝙蝠冠狀病毒群顯示感染人類的可能性》（A SARS-like cluster of circulating bat coronaviruses shows potential for human emergence），其中寫道：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CoV)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CoV的出现突出了跨物种传播事件导致人类暴发的威胁。在这里，我们研究了目前在中国马蹄蝠种群中传播的SARS样CoVs的疾病潜力。利用SARS-CoV反向遗传系统，我们产生了一种嵌合病毒，该病毒在小鼠适应SARS-CoV的主干中表达了蝙蝠冠状病毒SHC014的峰值。结果表明，由2b组的野生型基础中的突变而来SHC014编码的病毒，可以高效利用SARS受体人血管紧张素转换酶II (ACE2)的多个同源体。其能够在人呼吸道分离的原代细胞中高效地复制，并在体外能够达到与SARS-CoV流行株等值的病毒滴度。此外，体内实验证明嵌合病毒在小鼠肺部的复制具有明显的发病机制。对现有基于SARS的免疫治疗和预防模式的评估显示效果不佳;单克隆抗体和疫苗方法，未能利用这种新的S蛋白中和，并不能保护细胞免于冠状病毒的感染。基于这些发现，我们合成了一种具有感染性的全长SHC014重组病毒，并在体内外展示了病毒的强大复制能力。我们的工作表明，目前在蝙蝠种群中传播的病毒有重新出现SARS-CoV的潜在风险。
對此，《自然醫學》曾指出，其他病毒學家質疑這項研究的必要性，認為沒任何意義，還蘊含極大風險，“這太瘋狂了，如果病毒逃脫，將不堪設想。”
儘管爭論頗大，可石正麗的科學生涯至此抵達巔峰。之後，她出任中科院新發和烈性病原與生物安全重點實驗室主任、武漢病毒所新發傳染病研究中心主任、湖北省科技廳“2019新型肺炎應急科技攻關項目”應急攻關專家組組長，獲得各種光環，出席各種會議，在2018年北京電視臺《一席BUICK》的一次演講中，她聲情並茂道：
“這些野生動物的病毒怎麼就到了人類社會？過去沒有那麼多傳染病，現在怎麼就這麼多呢？......還有親戚問，SARS都沒有了，你做這個東西有什麼意義？有可能這種疾病永遠都不會再來。但是我覺得，我們做的很多工作，如果有一次能夠預防疾病爆發，就有它的意義了......”
是的，在她被捲入P4泄漏輿論風暴時，《中國科學報》採訪了中科院武漢病毒所黨委書記、副所長、病毒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副主任肖庚富研究員。他作證道：
“我們所最早是在2019年12月30日收到武漢市金銀潭醫院送來的不明原因肺炎樣品，立即組織力量、連續72小時攻關，於2020年1月2日確定2019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 1月5日分離得到病毒毒株，為確定病原、開展病毒檢測、藥物篩選研發提供了重要基礎。在此之前，我們所根本沒有這個病毒。”
除開“我們所根本沒有這個病毒”是撒謊之外，其它都是事實。如果以上工作及鑒定結果，在1月5日就公諸於眾，并拉響警報，就一定如石正麗所說：“我們做的很多工作，如果有一次能夠預防疾病爆發，就有它的意義了......”可惜，當時，這屬於國家機密——在病毒蔓延時，在禁止“謠言”時，在政府和民間都有數萬人聚會并交叉傳染時，石正麗及她的上司，與黨中央保持了高度一致的默許。
關於“人造病毒”，《中國科學報》問道：“2015年在《自然科學》上的論文，發現了一種叫做SHC014的病毒具有潛在致病性，研究者還進一步構建了一種嵌合病毒。武漢病毒所石正麗是作者之一，石正麗在這項研究中做了什麼工作？”
肖書記答：“......在這項研究中，石正麗研究員僅僅提供了SHC014這個冠狀病毒的刺突囊膜蛋白基因序列，沒有參與用它構建嵌合病毒的具體實驗操作，所構建的病毒材料也未引進國內。這項工作的動物實驗都是在美國完成的，而且美國團隊只開展過小鼠感染實驗，未開展非人靈長類感染實驗。另外要說明的是，SHC014與此次的2019新型冠狀病毒全基因組序列相似性為79.6%，它們不是近親，而且武漢病毒所也沒有SHC014活病毒。也就是說，武漢病毒所從未合成、保藏過2015年發表的這項工作中由美國團隊實施構建的嵌合病毒，也未對該嵌合病毒進行後續研究。”
肖書記這一權威“甩鍋”，隨即被外交部“戰狼”發言人創造性發揮，成為第一個盛傳不衰的疫情陰謀論：“COVID-19的零號病人是美軍！被美國P4的泄漏病毒感染，先是流感症狀，就帶病入境參加在武漢舉行的第七屆世界軍人運動會，就呼啦一下擴散了！他們的生化武器試驗成功了！”鍾南山院士也表示，COVID-19爆發在中國，源頭不一定在中國。對此，特朗普總統回應：“大家都知道病毒從哪裡來。”接著直呼“中國病毒”。白宮貿易顧問Peter Navarro隨後表示，這場疫情本來可以控制在武漢當地，但中共將疫情隱瞞了六周，幾十萬中國人搭機前往米蘭、紐約和其它地方，從而把武漢病毒傳播到全球。
而對肖書記的包辦答案，黨員石正麗只能鼓掌通過，因為中共仿照納粹和蘇共，製定了嚴厲的“黨內民主集中制”：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雖然這幾乎全盤否決了她多年辛勞換來的科研成果。
這也是SARA一代的終結。但願這是真正的“歷史的終結”，而不是像日裔美國學者福山那樣，預言并公布了“歷史的終結”，卻一再修改，淪為“歷史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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