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啸天2020-07-07 08:07:38

科举、高考、中国教育制度

 

       从表面上言,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取士制度和现代高考制度,没有任何相同或相通之处。然而,中国现代的教育制度,从精神思想内涵方面而言,延续了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制度,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教育传统方式和教育传统体系,尤其是国家政府兴办教育的思想神髓和兴办教育的最终目的,没有任何改变。

 

第一节   科举

 

       再读《儒林外史》,……当六十多岁、久困科场的周进,看到贡院的号板,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被人救醒后,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周进只管伏着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

       当中举后的周进回到乡里,汶上县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就在几天之前,汶上县的人,谁也没有把周进当着一个人物……)

        ……去乡试时,范进没有盘费,走去同丈人商议,被胡屠夫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一顿夹七夹八,骂的范进摸门不着……出了场,范进即便回家。家里已经饿了两三天。被胡屠夫知道,又骂了一顿。

      ……范进不看便罢,看过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

       ……胡屠夫作难道:“虽然是我的女婿,如今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却是不敢做这样的事!”……胡屠夫站在一边,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痛将起来,自己看时,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

       ……胡屠夫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上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到了家门,屠夫高声叫道:“老爷回府了!”……(胡屠夫)又转回头来望着女儿说:“我早上拿了钱来,你那该死行瘟的兄弟还不肯,我说:‘姑老爷今非昔比,少不得有人把银子送上门来……’……”

       ……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范进: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范进的母亲因突然变为富贵,太高兴激动,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在中学的语文教科书里,就有《范进中举》的节选文章,当时老师讲的主要是针对范进在五十四岁时中举后,高兴激动而变疯了,却没有对当时的社会背景做些介绍,对范进中举为何变疯,没有阐述。老师讲课时,仅仅是语焉不详地鞭笞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摧残……

       中国历代的读书人,他们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货与帝王家”。在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统治的社会里,帝王选择“任人唯贤”的标准,是符合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统治的要求,因此历代读书人只能把自己,变成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的忠实的精神走狗,以符合“货与帝王家”的基本要求。科举制度就是在这种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文化意识的土壤里面的必然产物。

       科举考试制度,诞生于隋朝,发展于唐宋,在明朝时正式定型,清朝沿袭明朝的科举考试制度。隋、唐、宋初,科举考试主要以诗、赋、文章为主;北宋中期开始、南宋、元朝则以文章为主;在明清时代,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的唯一文体。中国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内容,仅仅限于儒家经典。

       在等级森严、儒家封建神权主宰一切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存在一个特殊的阶层——儒士阶层。儒士阶层在中国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社会里,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各种特权。例如,儒士阶层不需纳税,享有政府官员的待遇,普通百姓对他们必须礼敬……

        在唐朝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处于底层的“刍狗”百姓,想进入儒士阶层,唯有通过科举考试,这一唯一的途径。一旦通过科举考试,即“一举成名天下闻”后,他们立即享有儒士阶层的各种特权和崇高的社会地位。例如社会地位低下、生活极端贫困的范进,在他中举前,岳父胡屠夫可以随意辱骂范进;中举后,胡屠夫立即毕恭毕敬地称范进为“老爷”……胡屠夫对待范进这种前倨后恭的、截然不同的态度,是等级森严的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社会里的必然产物,并非源于胡屠夫是一个势利小人,整个中国历史社会都如此,即所有的中国人都如此。

       而生活在中国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社会底层的周进、范进,他们一旦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儒士阶层后,他们的社会处境立即提升,犹如从地狱进入天堂。像周进这种始终处于社会底层的、赤贫读书人,一生都在为科举考试而埋头苦读、努力奋斗,六十多岁了,连一个秀才都没有考中,当他看到贡院里的号板,能不发狂吗?像范进这种处于社会底层的、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缺衣少食的读书人,一生都在为科举考试而奔波,当他中举后,能不激动高兴得发疯吗?

       在周进、范进的精神思想意识里,仅仅存在科举考试。他们真正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例如,范进连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化名人——苏轼都不知道,更不必说其它了。因此像周进、范进他们反常的行为举止,是等级森严的中国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社会里的必然产物。这应当是吴敬梓的据实描写,不是小说家的夸张笔法。而且,当极端贫困、社会地位低下的范进中举后,荣华富贵随之到来。“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

 

第二节   高考

 

       高中时代,每当新学期开学的一、两周内,我的物理老师总是绘声绘色地,重复他的两个同村、同社的女学生的故事:一个出身于村干部的家庭,比较富裕;另一个出身普通农民,家庭比较贫穷。出身富裕家庭的女学生,长相漂亮,酷好打扮,却不喜欢读书学习;出身贫穷家庭的女学生长相普通,读书刻苦用功。高中毕业,酷好打扮的漂亮女生,没能升学,回到农村;长相普通的女学生经过几次高考,最终考上大学。

       几年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女学生,穿着气派,带着英俊潇洒的城市里的丈夫,在回家探亲的路上,遇到当年漂亮的女同学——如今成了地地道道的村妇:她怀里抱着一个小孩,背上背篼里背着两头小猪准备到集市上出售……在她们聊天的过程中,村妇怀里的哭闹不休的小孩拉了一泡尿;背篼里的“叽哩哐啷”叫的小猪,拉了一泡屎……当年的漂亮容颜和酷好打扮的习惯都已烟消云散、荡然无存……

       这个故事是否真实,不可考证,但是它有真实存在的社会现实土壤。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城镇和农村存在巨大的等级差别,这种差别简直就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在等级森严的、传统的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氛围里,在城镇人口的眼中心中意识里:农村人就是“贫穷、龌龊、愚昧、落后”的代名词。几乎没有城镇人口的女青年下嫁给农村男青年,只有在城镇娶不到女人的男人,才会娶农村户口的漂亮的青年女子。

       当时从农村户口转变成为城镇户口,对于一般的农村家庭而言,简直就是“难如上青天”。唯一的希望就是两条路:一、参军,通过军人生涯转为职业军人,但是绝大多数农村籍军人仍然会回到农村“修理地球”,因此从参军的途径转为城镇户口的几率极低;二、升学,在初中毕业时考上中等师范学校、或中专等,在高中毕业后考上中专、大专、大学等。因此,中考、高考升学,这是农村人转为城镇户口的唯一希望。

       然而,中国政府的教育政策体系一直向城镇倾斜,广大农村地区的师资力量和教育质量水平,远远低于城镇。而且,国家高校的招生政策也是向城镇倾斜,农村地区的考生考试成绩分数,需要远高于大城市的考生的考试成绩,这就大大地增加了农村学生考学的困难!尤其是偏远山区的农村学生,如果从小学开始统计,最终能够考上“国家铁饭碗”的,不到百分之一!例如,我所在的村小学,整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期的启蒙小学生,最终考上“国家铁饭碗”的不到十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比喻,对于偏远地区的农村学生而言,显得多么苍白无力!

       因此,对于偏远山区的农村学生而言,如果立志以升学的方式,摆脱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修理地球”的命运,那么,读书就是一场费时持久的战争。他们就必须从小学开始自觉努力读书,而且遵循的是一种“野蛮”的自然淘汰法则。

       由于农村的生存条件极其恶劣,营养严重不良,读书学习的压力超大,从初中开始,我的许多同学的身体就开始吃不消了,各种慢性疾病就开始发生,最常见的是“神经衰弱症”。到高中毕业的时候,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农村学生得了“神经衰弱症”。然而,这些生病的学生,他们没有退路,只能继续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努力读书……他们只能自我安慰,等到考上“铁饭碗”后,在高等学校里养病……

       在漫漫的艰难坎坷的求学之途中,出现许多可歌可泣、震撼人心、发人深省的现象,他们要么成为后继者的楷模,要么成为后继者的反面教材。例如,我的一个中学校友,参加五次中考,最终考上中师;我的一个中学女校友,参加七次高考,进行“八年抗战”,最终考上大学(那时是两年制高中),他们的精神动力一直鼓舞着后继者;我的另外一个中学校友,他参加四次高考,最后一次的高考分数,超过四川省规定的重点院校分数线,却迟迟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在九月初选择跳河自尽,没想到他自杀身亡的第二天,其家人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这些现代版的“周进”、“范进”的悲剧凄惨性,远远超过周进以头撞号板,哭得口吐鲜血;更超过范进中举后,欢喜而发疯……(当我第一次高考落榜后,我的家人时时刻刻注意着我的行踪,我自己知道他们是在担心我可能“想不通”而“自杀”……因为流传着无数起高考落榜者自杀的悲剧事件,让家长们人人自危)

       像这些悲喜剧,在偏远山区的学生中时时刻刻地发生!我有许多同班同学,他们经过七、八年“抗战”,最终没能考上“铁饭碗”,他们的悲惨人生怎样?因为天各一方,我没有他们的任何音讯……因为流传的大部分是最终“跳出龙门”的故事。有些长期“抗战”的校友,他们的同班同学师范专科学院毕业后,成为他们的补习辅导老师……

      生存的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地方小官吏横行霸道,各种各样的“摊派”、“乱收费”蔚然成风,老实巴交的农民们面对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只能听天由命、忍气吞声……“贪污腐败”已经是农村农民默认的“社会法则”,农村土地上的出产总和,还不够缴纳各种“苛捐杂税”,许多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打工赚钱来养活家人……农民们生活在城镇居民不可想象的极端贫困的状态下。如果农民家庭中有人读中学(初中、高中),这个家庭必然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必须节衣缩食,来供养“中学生”。

       这些“长期抗战”的农村“考霸”们,他们自己背负着怎样的精神压力,不是“道中人”,很难领会其中的“酸甜苦辣”,如果说他们的精神思想意识里时时背负着“泰山”,则毫不夸张,而名副其实。一旦他们的最终希望完全落空后,精神崩溃则是必然的结果。

 

第三节  中国的教育制度

 

       自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帝王——黄帝,把“教化治国、礼仪兴邦”作为治理中国“刍狗”的核心主要的方针政策,逐渐形成一套“教化刍狗”的教育制度。儒家圣人孔夫子,把这种教育方式发展和完善,因此,孔夫子被尊为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是当之无愧的。

       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夫子的儒家经典、教育方式和教学精神,就成为中国历朝历代的教育制度、教育体系、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的基础。

       在西周以前,所受到教育的对象,主要限于贵族、官僚子弟。从春秋时代开始,所受到教育的对象,开始面对社会各阶层,但仍然主要限于贵族、官僚、富裕人家的子弟(奴隶除外)。真正把受到教育的对象推广到社会各个阶层,是确立科举考试制度的唐朝,在以后的历朝历代,社会各个阶层,都是接受教育的对象,但是奴隶阶层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

       1905年,清朝政府在大臣张之洞的建议下,废除科举考试制度,废除完全以儒家经典为核心内容的考试方式,兴办欧美式的各种学校。但在教学内容上,仅仅是在儒家经典的基础上,增加了西方的科学技术。

       到1927年前,中国各地的各种学校,大多仿效欧美的开放式的教学方式,对教学内容没有多大的限制,因此中国出现了昙花一现的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思潮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各个校园里传播。

       从1927年到1949年,中国各地的各种学校,大多仍然仿效欧美的开放式的教学方式,对教学内容没有多大的限制,但是对于各种思潮有了一定的限制,中国内部的两大党派:国民党和共产党等,都出现了“思想警察”。

       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各地的各种学校,成为国家的统一财产,被共产党统一管理。教学内容受到共产党的价值观的精神思想意识的束缚,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共产党统治的的其它一切思潮,均被铲除殆尽。中国确立中考、高考等考试制度。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十年,考试制度被废除。直到1977年底,才开始恢复中考、高考等考试制度。

 

       中国历朝历代的教育制度、教学体系、教育内容、教学方式等,都是为历朝历代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儒家封建帝王家族的神权统治服务。因为朝代不同,帝王家族统治的姓氏不同,因此在教学内容上,在以儒家经典为基础上,也会做出相应的修改。但是历朝历代的统治中国“刍狗”的精神思想意识,和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方式完全一致,因此这种修改是非常有限而且简单。例如,汉朝的教育,是以对刘氏天下歌功颂德为主要目的;唐朝的教育,是以对李氏天下歌功颂德为主要目的;明朝的教育,主要是对朱氏天下歌功颂德、维护朱氏皇家统治为主要目的……

       当中国共产党统治大陆后,中国现代的教育制度、教学体系、教育内容、教学方式等,都是为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权统治服务为主要目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育制度、教学体系、教育内容、教学方式等,是以维护毛泽东个人神权崇拜和神权统治为目的)

 

       中国历朝历代都对优秀的读书人,给予崇高显赫的社会政治地位和许多特权。而这些受到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儒家经典教育的读书人,他们的思想文化意识,完全被控制在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紧箍咒”之内,他们不遗余力地维护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的统治。因此,中国历朝历代的读书人,他们完全被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所武装,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考能力,他们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货与帝王家”。

       现代中国的教育,从本质上言,延续了中国历朝历代的教育制度、教学体系、教育精神、教学方式的精髓,虽然废除了儒家经典为教学的主要内容,以在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增加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教学而已,其实质是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为核心教育目的。这与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治国理念完全一致:“教化治国、礼仪兴邦”,“造舆论”,就是这种教育方式的主要表现形式。

       现代中国的高考制度,实际上是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历朝历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政治科”考试就不必多言,“语文科”的命题作文的写作方式,实际上就是“八股文”的现代翻版。这两项的总分高达一百五十分,超过总分的五分之一,任何一个考生都不能忽视。而且现代中国的教学方式方法,完全延续了中国历朝历代的“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方法,考生只能死记硬背教科书上的“知识”,不能有自己的精神意识,标准答案是唯一、正确的“真理”。所以现代中国的中学、大学等毕业生,他们除了掌握部分的现代科学技术,他们完全被共产党的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所武装,没有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考能力,没有创新精神,他们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货与共产党”。

 

       从1998年起的现代中国高考制度的改革,对偏远地区的农村学生而言,不是福音,让他们失去努力读书的原动力。高额的学费,高昂的付出,却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找不到相对应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绝大部分是出身于农村的孩子;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大学生,他们只能与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民工一样,从事非技术性的工作;更不必说能够在权力垄断的官场上,混个一官半职了。

       现代版的“周进”、“范进”们逐渐走入历史,也彻底地消除了农民们的最后希望,他们的户口永远只能在农村,他们的子子孙孙只能忍受城镇人口,高高在上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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