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老记者豁出去了：我是那个给方方写信的高中生的爷爷，是谁给我孙子灌输的极左思想？ 希影2020-08-07 18:16:42
武汉敲锣女的传家宝 ｜雷人咖啡?：第五集
— xiaoxing (@xiaoxin11786630) June 15, 2020
這些被洗腦的人真是可悲請看完整的視頻：*****8BHTDWpYHG.comwatchv=UFVt5ruknWI pic.twitter.com/WT2xBoeUm6
#CCPVirus 方舱医院真神奇？CCP更神奇？咳咳咳！大家一起懂事了！ pic.twitter.com/ABbmxoCn0Y
— Himalaya Hawk Squad (@HimalayaSquad) March 19, 2020
（大社老记：顾万明 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82年2月至2011年6月在新华社当记者，前8年在黑龙江分社，后22年在广东分社，2011年退休）
孙子：
你爷爷我好久没有来你家了，疫情以来，你爷爷宅在屋里，更来不了你家了。这几天忽然在网上看到你那封”一位高中生给方方阿姨的信＂，爷爷心里直纳闷：我孙子过去从来对文学不感兴趣，怎么突然向方方奶奶大谈起文学来了。你爷爷是个记者，也喜欢文学创作，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杂文都有作品，也对文学理论有所研究。早知道你对文学如此感兴趣，爷爷我就多教教你。不知道是哪个庸才老师教你的，你对方方奶奶大谈的文学观简陋、平庸、错误百出，基本是极左思想的代表，是十年运动中整文学家、文学界的那套极左的文学理论。
孙子，你讲的那些文学理论，早在41年前、你还没有出生的1979年6月，《河北文艺》发表了李剑的文章：《歌德与“缺德”》。那时十年运动刚刚结束，文学界突破极左的文学思想，大胆创作了一批＂伤痕文学＂，那篇文章是对“伤痕文学”的一篇“大批判稿”。那文章就像你老师教你的极左文学观，认为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歌德”———歌颂光明面，而不是“缺德”———专门揭露“阴暗面”。从这个观点出发，文章把写“伤痕”、揭露阴暗面的作品斥责为“缺德”，嘲笑文艺界一些人“没有歌德之嫌，却有缺德之行”，并进而狭隘地主张社会主义文学只能是“歌德”。
此文“规定”创作的主要任务是“为无产阶级树碑立传，为‘四化’英雄们撰写新篇”，谁这样做，就是“歌德”，就有“党性”，就受表扬；谁不这样做，就是“缺德”，就成“修正主义”，就被辱骂。作者之所以要“歌德”，是因为现代的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扣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如果不按着这种调子来粉饰生活，而在创作中批评落后的东西，鞭挞黑暗的东西，那就是“缺德”、“昧着良心”、“诅咒红日”，就是“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
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批评，对那时的＂歌德＂还是＂缺德＂的争论一锤定音：所谓“歌德”完全违反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歌德派”也成为我国文艺界乃至文化界对于只会“歌功颂德”的一流人的谑称。你看看那个叫李剑的“歌德派”描写的所谓的光明面：“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扣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就是在40多年以后的今天还是空中楼阁，它是虚假的东西。
孙子，没有想到41年后，你又挑起了＂歌德＂还是＂缺德＂的文学观的争论。这反映了极左思想还是很有市场的，在当今的环境下，极左思想有死灰复燃的现象。你的信里的文学观点就是现在极左的文学思想的表现。你的一些话也类似于＂歌德派＂，要求作家只能唱赞歌，要求方方奶奶在疫情大灾难中也只能唱赞歌，不能把她目睹的大事件到来时，社会发生的真实的、震撼人心的人、事表现出来。
你鹦鹉学舌，学一些人的文学观说：＂作家就是有使命感，用优秀作品鼓舞人、激励人的人！＂＂作家是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一种力挺您，说您伟大，敢于直言，胜似当代鲁迅；一种认为您眼里只有现实中的不足，没有看到这个社会的正能量。到底谁对谁错？＂你两次说到了＂正能量＂这个时髦词，还亏你是理科学生，你物理老师怎么教你的？稍有物理知识的都知道宇宙能量只有正能量，没有负能量，要求作家只能歌颂光明，只能写正能量的东西，是完全错误的。
孙子，你这个年纪懂什么鲁迅，起码等你长了胡子才能懂一点。你说：＂今天时代已经不是那个时代，鲁迅时代的使命还是今天作家全部使命吗？在一个光明时代，作家的主要精力是多用在提振民族精气神上，还是一味地聚焦不足之处，不停地揭露和追问呢？＂＂对于一个用匕首刺破黑夜的斗士，鲁迅是那个时代的英雄。如今的中国不是那时的中国，现在的中国是个光明且让大家有信心的中国，您说是吗？＂你的话还是要作家只能歌颂光明。
俄国大作家高尔基说：＂反省是一面莹澈的镜子，它可以照见心灵上的玷污。＂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说：＂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
孙子，你这个年龄根本不可能懂辩证法，不懂得文学写社会光明面与写社会阴暗面的辩证关系。文学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作品，给人以走向光明的希望，反之，虚假地歌颂伪造的光明的作品，则给人没有希望的阴暗、黑暗的感觉。这就是现代文学的光明面与阴暗面的关系。你老师教你的文学理论是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文学观，落后于时代几百年啦！
方方奶奶写的日记真实记录了她在疫情中的所见所闻，是在特殊环境下对人性、社会的反思，是一种时代的记录者，有很大的文学价值，所以在网民中产生了巨大反响。你说为什么那么多作家都没有写，就她一个人写了？我敢说，一定还有更多的作家在时代使命感、责任感的驱使下，创作了有关疫情的作品。他们碍于现在还没有适合发表的土壤，或者是还没有修改完、写完，一旦时机合适，有关疫情的文学创作作品将如火山爆发般涌现出来。
你说：方方奶奶“你是这场疫情最大的赢家＂，好像是说新冠肺炎病使许多病人蒙受了苦难，有的失去了生命，而方方奶奶却在灾难中名声大爆，是＂吃人血馒头＂。这是完全混蛋的文学观点。在过去的战争年代里，许多作家冒着枪林弹雨，用手中的笔写出了传世巨作。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雨果的《悲惨世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曲波的《林海雪原》等等，不胜枚举，难道他们都是战争的最大赢家吗？
你说：＂我们政治老师讲，任何政权都不是十全十美，任何政党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任何政治制度都不可能没有瑕疵。＂你以为你搬出“政治老师”的话来就政治正确了，恰恰他的观点以当前的政治标准来衡量也大错特错。这个观点混淆了不管什么政权、政党、政治制度都一样，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十全十美的，都不可能没有瑕疵＂，那么极左派口口声声说的＂体制优越性＂哪里去了？你的“政治老师”左了半天，结果他的立场站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中间去了！
方方奶奶在疫情以来，以她独特的视角、犀利的笔锋写出了大灾难下，社会的变迁、人间百态、人性的复杂，这些才是真正有文学价值的。你一个小毛孩子懂什么文学价值，说什么＂您这样做，不等于把家里好的孬的一股脑都端到大街上了吗？遇到这么大的疫情，我们没有经历过，肯定有应对不足的地方，甚至有想不到的地方，不是一直在救援，一直在改进吗？＂你还说：＂您是一个作家呀，是灵魂工程师啊！您应该给大家信心啊！您那样做，和把“羞愧事”拿到大街上吆喝有什么区别呢？而且您老还一脸的理直气壮。＂
我怀疑你小子只看了一点点方方奶奶的日记，就胡说八道了。＂方方日记＂中既有表现在灾难面前的人性的脆弱、社会的动荡、秩序的混乱、决策的无明，也有底层人的互助、无私奉献、人性的顽强、对生命的热望。既有对光明的歌颂，也有对阴暗面的揭露，不是＂把家里好的孬的一股脑都端到大街上＂，也不是＂把“羞愧事”拿到大街上吆喝＂。
你的信里充满了对西方的仇恨，是谁在你这样幼稚的心田里、在你还没有辨别是非能力的时候播下仇恨的种子，教给你这样的16岁的孩子从小就对别的国家、别的民族如此的深仇大恨？其心何其毒也！马克思思想不是从西方来的吗？马克思说他的思想是在西方前人思想成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西方前人的成就，就没有马克思的思想。一个西方包括了多少世界上的国家、民族，难道我们就一定要与这么多国家、民族势不两立吗？我们许许多多精神文明、物质文明都是从西方来的。有人就是要制造东西方的对立，以浑水摸鱼、乘隙乱天下。这种仇视西方的思想要不得！这会招敌上身，使自己站在世界人民的对立面上。我们的口号是“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如果离开了西方世界，单单东方世界人民能是全世界人民吗？
你说：＂父母天天对我好，自己却浑然不知，还对父母说三道四，埋怨这不好、那不好，真是禽兽不如啊！我该记着父母做的饭，身上穿的衣！您说是不？＂你把国家比作人民的父母，这是颠倒了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人民是纳税人，国家的钱都来自于纳税人，人民才是衣食父母。国家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为人民服务是应尽的义务，人民有权监督政府、评议政府。你却骂方方奶奶“禽兽不如＂，看来你小小年纪就有了奴才思想，这都是你爸、你妈、还有你爷爷我没有把你教育好！
在今年的防疫控疫中，人们对政府的组织工作有褒有贬，好的方面表扬，不够的方面批评，都是很正常的。抗疫救灾是政府的一项工作，政府应该感恩人民承受了巨大的苦难，作出了很大的牺牲，而不是人民反过来作什么感恩！
不曾想，现在还有人教你提起60多年前的那件往事。那时有人问伟人：＂如果鲁迅活到现在，他会说什么？”伟人说“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你问道：＂方方奶奶，伟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您能给我讲讲吗？＂孙子，你背后的那些人，以为搬出一个伟人来，就把大家吓倒了？！
我不知道方方奶奶同你说了没有，恰恰爷爷我对此事很熟啊，我来说说。那是1956年，伟人到上海，伟人一贯附会风雅，喜欢与文艺界名人雅士会面，就要上海市领导把文艺界名流招来座谈，会上就有赵丹、黄宗英等人。会上罗 稷南大胆问了伟人一句话：＂如果鲁迅活到现在，他会说什么？＂伟人说＂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这是一件真实的事，当时伟人就是这样说的。前几年，黄宗英还同罗稷南一起回忆、核实了此事，在杂志上撰文写了此事。那是伟人在公开场合说的少数不多的真话，是一时兴来不小心露出的心声。当时会上的听者不觉惊出了一身冷汗！你想他对过去大捧大吹的鲁迅都是这个态度，何论他人？果不其然，过了没有多久，伟人就搞了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先是＂大鸣大放＂，后是＂引蛇出洞＂，把一大批敢说话的知识分子打得落花流水，几十年不得翻身。
伟人的话不是“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以上伟人的话就是不准作家写批评的作品，只准作家唱赞歌，是完全错误的，也违背了他自己的“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难免有一天会垮台”的观点。在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党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伟人搞的运动作了否定。
前不久，我正好作了鲁迅的一些研究。鲁迅在30年代通过与左联的一些共产党人打交道，其中包括周扬等人，鲁迅对左联、周扬等人非常不满意，称他们是拿鞭子抽作家干活的＂红色工头＂。鲁迅曾经设想自己解放后可能＂ 穿着红背心在大街上扫马路＂。凭着我对鲁迅的了解，我作个大胆的猜想，如果鲁迅没有在1936年去世，活到1949年，他不会留在上海，他不会像胡适那样去台湾，也不会像陈寅恪那样去广州，他的新立足之地一定是香港。这样鲁迅在这块自由的土地上，可以继续写他的匕首一样的杂文，也不用担心被人抓去坐牢。
孙子，你小子乳臭未干，不可能知道此事，一定是有人教你说的。他们通过你说这段掌故，透着冷冷的匕首一样的寒气，来威胁方方奶奶。何其毒也！爷爷我在此警告以你的名义出现、躲在你背后的那些“老孙子”：时代不同了，再要搞50多年前的那场运动，没有那个社会基础了，广大群众是不会跟着走的，就是伟人活到今日也是如此。
那些“老孙子”以为搞“二次运动”就可以让方方这样的作家销声匿迹，其实他们自己也是经历过那个运动的，那些“老孙子”都是权贵阶层，运动一来他们自己也逃脱不了被批判、被打倒的命运。从这封信，我闻到了大战前的硝烟味，反左阵营与极左的、企图搞“二次运动”的双方都在积聚力量，准备决一死战。有些人想历史重演那是痴心妄想，必然失败！方方女士，你可以继续写你的日记，每天安然入睡。
孙子，如果这封信真是你写的，爷爷我不顾疫情还没有结束，就要到你家里来打你屁股。爷爷看你也写不出这样的信，那些躲在幕后的人没有胆量公开出来叫板，只能用一个小孩子的名义来说话，玩这样的小伎俩，足见他们没有底气，成不了气候！
40多年前，爷爷我就写过一首诗＂倘若鲁迅活着＂，在此发表作为信的收煞。
倘若鲁迅活着
倘若鲁迅活着，
他将说什么？
也许他会缄口，
什么也不说。
充一个新时代的＂圣人＂，
任人来乔装打扮，
涂脂粉抹。
倘若鲁迅活着，
他当真就此沉默？
＂倘生存，我总还要工作。＂
华夏民族的英雄，
这铁的脊骨。
倘若鲁迅活着，
他不会沉默，
十年运动蒙一身耻辱，
＂怒向刀丛觅小诗＂，
也无处去控诉。
倘若鲁迅活着，
丙辰清明他痛苦肃穆。
六十年朝花夕拾，
真理被绑着投在樊笼的角落，
静夜里他吸着烟思索。
倘若鲁迅活着，
讲堂上会有他的迹足，
手抄本上有他的杰作，
挥一双颤抖的手愤懑地演说：
＂救救孩子＂，＂沉默、沉默一一＂
倘若鲁迅活着，
他或许这么说，
他或许什么也不说。
（1979年3月19日）
你爷爷 顾万明 示
写于 2020年3月20日午夜零时
引起了一场民意的悍然大波。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无奈的方方现象，是与中国特有的国情分不开的。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单一性和排它性，如果没有言论管控的严酷现实，如果中国也有千百个“方方”都在自由地写作疫情日记，如果这个社会真正能够容纳、包容思想和文化的多样性，相信民众对待方方《武汉日记》
— Cai Chu (@caichu88) April 27, 2020
方方最新发文：中国知识分子从未像现在这样堕落
小时候，因为父亲热爱阅读，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父亲学工，却喜爱文学。他常给我讲《唐人小说》，那是他伯父(编注：即南京大学教授汪辟疆)编撰的。“南柯一梦”“柳毅传书”这类故事，都是从父亲那里听来。
闲时他还给我们讲古文。中学年代我把“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当座右铭。“文革”时许多书被禁，哥哥借来一本《第三帝国的兴亡》，立即被父亲霸占。场景非常有趣：哥哥白天看，父亲一回来就立即让位。父亲看时，旁边还要放一本地图，以便核对。而父亲一走，哥哥又全盘接管。
在家里，父亲随时都在看书。当年父亲上厕所前找不到书大发脾气的场面，直到今天，家人聚会时还当笑话说。
父亲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可谓一言难尽。他懂五国语言，那么有才华，那么勤奋，但大半辈子都在政治运动中蹉跎。
“文g”中有一种批斗方式叫“坐飞机”，即从身后架起被斗者的双臂，令其弯腰，又从其身后揪扯他的头发，令其抬头望着群众。父亲担心自己挨斗时会经受不住，就把头发剪得很短，以免被人揪扯，又天天在家里练习坐飞机。
他在门背后练习时，我就坐在他的椅子上看，有时父亲会问我动作标不标准。少年时不懂其中滋味，但三十多岁后，想起这些，真觉得悲凉入骨。
一个人的人生观是许多事、许多人，以及个人经历、甚至包括阅读所共同塑造的。父亲这代人以及父母家族所有人的命运，都让我看到个人的渺小和在命运面前的无望。无数个人的悲伤，无数个人命运的不可抗拒，导致我的悲观。
我的宿命感好像与生俱来。人活着就是一件虚无的事，这没有办法。人生来就知自己有死的一天，活着是通向死的必然通道。只是人不是一个人活着，是与很多人一起活着。大家结伴而行，能好好走，就好好走吧。
19岁那一年，我当了搬运工。这是我很感激命运的事，仿佛上了人世间一堂大课。
最初接触搬运工，我很受惊。比如他们总是随地大口吐痰，脱口骂脏话，还有女工们追逐着脱男人裤子。有天一个青工上班时说：我老娘在我跟前啰嗦，我烦不过，一脚把她踹到墙角，她半天都爬不起来。
他说时兴高采烈，一边还比划，听得我惊心动魄。
当我来到棚户区，也就是我的小说《风景》中写到的“河南棚子”之后，所受的震动更大。
一个同事家只有五六个平米，他跟父亲睡上下铺，桌子是一个纸盒子，里面装衣服，平常铺块塑料布当饭桌。即便如此，他们对生活还是持一种达观态度。当然，这种达观中也有无可奈何，用他们的话说：怎么办呢?只能这个样子呀。
他们的状态，不可能不影响我的人生观，以及我多年的写作态度。
知识分子相对自私，工人则豁达得多。这当然也是不同的工作方式所造成的。知识分子多数不关心他人之事，有时这是好事，但更多让人有冷漠感。
工人却不。他们对朋友很仗义，江湖气比较重。他们活得有强度也韧性，扛得住人生的艰辛劳苦。知识分子眼里的苦难，在他们那里可能什么都不是。他们没有那么矫情，表现得很自然，很放松，很坦荡。
我写过不少底层人物，像《万箭穿心》的李宝莉，她是我很喜欢的人物。她大大咧咧的，粗糙而没文化，但遇到大事却不糊涂，能扛得住事。在这点上，我是像她的。我遇事不会害怕，不会退缩，典型吃软不吃硬的那种人。年轻时我也很冲。
1982年我还在上大学，一次诗会上，老诗人让我这个在场唯一的大学生发言。我说，很多老诗人已经写不出诗来了，可他们还在使劲写，这是很悲哀的事；更悲哀的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诗已经没人读了。
那时太年轻，说话太不客气，也不知道自己得罪了人，结果被批了很久，吓得我好几年开会都不敢发言。其实不过是说了真话罢了。
我说话向来直率，时间一长，大家也习惯了，有时候还笑我“童言无忌”。至少在湖北，我的坦率直接是很有名的。自然有人会不高兴，不过我想，你不高兴也不关我的事。我其实多是对事不对人。
我也认真思考过：是改变自己性格的难度大呢，还是扛住别人、尤其是上级的厌烦难度大？后来想，就算全世界的人都烦我，又怎么样？谁想烦就让他烦好了。多大个事呢？
如果一个人无所求，就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和说话，没什么可以畏惧的。我可以扛住我自己所作的任何选择，以及性格带给我的所有：幸和不幸。
在我看来，在对一件事情或一个人的判断上，伪知识分子多以对自己有利无利为标准，真知识分子则站在一个健康社会共同认定的价值标准上进行判断。当下的知识分子圈比起从前严重退步，知识分子从未像现在这样堕落。
我写过一篇小说，《惟妙惟肖的爱情》，谈到父子两代知识分子。前一代人虽然也有问题——比方被各种运动折腾得精神畸形，但到底有底线。他们至少尊重知识，尊重规则以及尊重大学。
现在却是无底线的为所欲为时代。官本位的学校已没有大学的尊严，没有学术自由的空气。大量知识分子迅速向权贵靠拢以及尽可能谄媚，尽可能为己谋利。说退步，还太温和了，知识分子一直都在退步，而现在，用堕落一词更准确一点。
我家的人都对政治不感兴趣。文坛有很多派，但我不属于任何一派。我也曾有机会当官，三十几岁时被选去当省人大常委。大家告诉我，这是要培养你了，但我就是没兴趣。
我这辈子就是想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作家，这是我最大的欢喜。但我也不算特别叛逆的人。比方让我当省作协主席，我也不想当，但同事们希望我不要拒绝，我想，只要能让我继续写作，当也可，不当也可。多大个事呢?
像我这样的作协主席不是公务员，不是党员，基本也不管事。但这个身份还是会影响我说话的尺度。我认为自己只代表个人，但人家不这么看。
比方我在微博上批评鲁迅文学奖评委“重人情而轻文学”，虽然这是事实，但到底还是不太合适。毕竟评委是作协请来的，而我是这家作协的主席。
妥协的事自然也会有。比如党组领导常是空降来的，他们从未在文学圈待过，会有一些不合适的决定。
所谓妥协，就是我不参与。若说有没有限制，还是看自己的人生态度，只要自己不拿自己当个主席使也就没什么。
我觉得这个社会的问题还是出在体制本身，改革是必须的。我常跟人说，看中国的改革有没有深入，就看作协和文联这样的机构有没有取消，或者以其他方式存在。
在眼下这样的社会，作为作家，精神上的痛苦当然是有的。它们来自看到全社会堕落和溃败的失望感，看到文化被破坏得难以挽救的悲观感，还有看到人性之恶已然放大到无以遏止地步的绝望感。
事到如今，我们却还不回头。
最基本的常识和真相在这个国家是有罪的，哪怕你用干瘪的文字如水般的叙述出来。胡叼盘所谓的被“打倒”是文革时期的文人自杀吧？方方被骂竟然还能还嘴，还能替自己辩护，离被打倒远着呢。方方是武汉封城的亲历者，封城对于城里的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大的时政。写日记还非得跟着党的步伐走，去歌颂赞美？ pic.twitter.com/ehXnO5qsEn
— ranran (@ranran20201) April 22,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