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中医的行医资格被取消了，全国各地办起了进修学校，把中医集中起来学习西医，来改造中医师。因此，全国的中药店也都关门停业，中医药界一时一片混乱进入了死亡前奏。
不久，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发现了这个问题，中央政治局对此进行了讨论，毛主席立即撤消了卫生部党组书记兼第一副部长贺诚与副部长王斌的职务，中医药重新开业。
贺诚中将原名贺宗霖，字也是润之。1931年，他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时改用贺诚，字仍未变，被称为“与毛主席同名的人”。
1928年4月在井冈山成立红四军时，设有医务处。1930年1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颁布《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设经理卫生部。1931年1月，经理卫生部改为经理部、财务部和军医处。1931年11月，军医处改为总医处，处长贺诚。1932年9月2日改称中革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兼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卫生管理局局长。
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曾派贺诚指挥一个警卫团和一个炮兵团去攻打赖村、东塘，贺诚说：“打仗的事我管不了呀！”项英说：“你的任务是在部队打开之后，做群众工作。”要做群众工作就得先打下赖村。贺诚只好去指挥战斗。结果炮弹打尽了，赖村没打下，两个团只好撤出了战斗。战后，项英要贺诚做检查。
毛泽东不服指责项英：“你让贺诚去指挥打针嘛！为什么要他去指挥打仗？责任都在你项英。”这是贺诚一生唯一一次去指挥打仗，还是一个败仗。若不是毛泽东为他说话，早就逃不脱项英的处罚了。
为什么要取消中医？贺诚理由是中医没有实际治病的效力，只能在农民面前起到精神上有医生治疗的安慰作用。中医以“科学知识来衡量，都是不合格的”；人民相信中医，那是因为“缺乏科学知识”的缘故；“从单纯科学医学来看，取消他们是为了人民。”
很多人认为：当时的卫生部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这是中国体制的惯例，所以才闹出了这样的事情。事实并非如此，五十年代初时的卫生部成员有部长李德全，副部长贺诚、苏井观、傅连璋、王斌、徐运北、顾问马海德等领导。其中除了蒙古族人李德全是冯玉祥的太太、代表民主人士，只有一个徐运北不懂行没学过医。用周恩来的话讲卫生部急需一位党性很强的干部，组织上才选定了他。
当时在卫生部领导中只有一个徐运北支持中医，处于孤立。徐运北，北京人不应忘记，以学习《资本论》著称，批林批孔时他曾任北京市委常委。其子徐念沙百度上这样介绍：军委原副主席刘xx的女婿。现任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2018年1月6日徐运北在北京逝世，享年104岁。
1955年以不落实毛主席指示、不重视中医问题为发端，对贺诚和王斌以“压制中医、敌视祖国医学遗产”进行了公开点名批判。1958年初，贺诚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多后调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才补授中将军衔。王斌则被贬到内蒙医学院任副院长。
贺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王斌，著名外科专家、医学教育家、也是军队正规医学院校教育创始人。1932年毕业于成都医学专科学校。1933年赴井冈山，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可以说首届中国卫生部就是个以贺诚为主、王斌为副的反中医集团，这二位都受过西医专业教肓，还都是出自井冈山。贺诚将军更是“出于污泥而不染”，他们家就是中医骨科世家。
再说说卫生部的其他官员。苏井观，1927年从天津海军军医学校毕业，拒绝在国民党军队里做医官，开设三友药房。1928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医院院长，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延安边区医院院长，延安医科大学校长，八路军总医院院长，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卫生部长，陕甘绥晋联防军卫生部部长。苏井观的妻子远远比他有名，就是陈昌浩的前任太太张琴秋。
至于傅连璋和马海德，他们懂不懂医，就更不用说了。可以说共和国首届卫生部根本就不是外行领导内行，而是医生的一统天下。
直至文革前卫生部的正副部长钱信忠、崔义田、黄树则、史书翰一样都是医生。试想如果都是工农干部，他们也不会被批为“城市老爷卫生部”。
文革前卫生系统的学术气氛很浓，住家对面的中华医学会礼堂每周都有不下三次学术研讨会，秦爷也常去偷听，也听不懂，目的就是去看会后的那场电影。
别不信，就连中华医学会主持行政工作的秘书长傳一诚都是医生，而且还是延安时期的内科医生。秦爷做证，每逢粮店卖白薯都会选择用医学会礼堂大门口的场地，傳一诚一准会出来一边维持秩序一边回答排队居民提出的问题，时不时还有人问的不是这病就是那病。
1972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委派吴尉然、傳一诚率中华医学会代表团访美，团员有林巧稚等大医生。访问归来后，我们问傅老美国医学发达不，老人家操着河南乡音说：那还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