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从单桂英家退房出来，搬到一山坡上的独栋小木楼，房东加室友叫约翰，从事装修、建筑工作。他离异后一直单身，两个女儿都已经22岁，在多伦多从事打耳钉、纹身之类的工作。
这个约翰很容易相处。在加拿大有过合租经历，基本都是老外室友，华人还真不多。也可能是因为幸运，我接触过的老外室友多数都比较自觉，宁可吃点小亏也不占便宜，而且凡是在公共区间，使用公共设施，基本上能做到为他人考虑；其次是如有摩擦或冲突或发生摩擦与冲突的潜在可能，能直面交流，能听得进去，而且不会往心里去。当然，何等人种都有差劲的、缺德的、自私自利的，但是我这里说的是十几年来的总体印象。
约翰干的是重体力活儿，每天早出晚归。我们小楼里一共四个人，他起得最早。他的卧室和我的卧室挨着，每天早晨我还赖在暖洋洋的被窝里的时候，都可以听见他开门、关门、锁门、下楼蹑手蹑脚，而且不开走廊的灯，生怕把我惊醒。我和约翰共用一个卫生间，楼下两人共用一个卫生间。约翰用了卫生间以后从不会留下用过的痕迹，冲得干净，不留异味，并会按照我的习惯将马桶盖盖好，座圈从无污渍。我放在卫生间里的洗手液、卫生纸，他从来不碰。他没有过半夜三更洗澡扰民，没有大声放过音乐，没有带来过客人，没有在洗碗池里留下未及时刷洗的餐具。像我这样算是比较挑剔的人，对他的埋怨为零。
有几天新闻上总是在播出法国巴黎的恐怖枪击事件。约翰称他和一个穆斯林同事发生了争执，他认为言论自由无可非议，如果有人取笑宗教或政治领袖，大可不必当真，英国人经常拿英国王室开玩笑，女王从来不介意。而他的穆斯林同事则认为取笑领袖人物是大不敬，会激怒穆斯林。约翰则说，穆斯林如果不接受西方的言论自由，为何又趋之若鹜纷纷移居欧洲？
约翰有一双巧手，我感觉没有他不会修的。我入住后三个月就目睹过他修好过烘干机、吸尘器、下水道、水龙头、淋浴、还见他开过铲雪机，擦过天花板，还见过他爬过屋顶修补漏缺。周一到周五已经十分劳累，到了周末他还坚持去教堂做义工，为做礼拜的人们泊车。
既然这么能干，加上单桂英确实需要有人帮她修房顶和车道，我牵线搭桥帮他俩接洽上了。没多久，单桂英短信告诉我说约翰开始邀请她一起去教会学习《圣经》，可是这约翰的嘴闭得比蛤蜊还紧，只字没跟我提过。单还津津有味描述道，前两天，约翰冒着严寒，开车去她家送给她一本大字体的《圣经》，因为她眼神不太好，字小看得吃力。这单桂英喜欢把“我是基督徒”挂在嘴边，但是我一次没见过她读《圣经》，所以那大字体《圣经》她未必赏识。
难怪这一阵子约翰每次下班回家冲个澡就匆匆出门，他走后十分钟我都能在楼道里闻见他用过漱口水的气味，还夹杂着一点古龙水的气息。我纳闷为何他近一个月来一反常态，原来晚上有了打发时间的去处。
我问单桂英道：“你们光学《圣经》了，正事儿办没办啊？”
单诡秘地道：“你什么意思呀？什么正事儿？你说个明白！”
“你不是请他修房顶和车道吗？修了没有啊？”
“早就修好了！活儿特棒！” 单听上去十分满意。
“那就好。我想，收费一定合理吧？”
单迟疑了一下，道：“嗯。” 过了片刻，她又接着道：“实话实说吧，最近这一个月他几乎天天晚上都来我这儿吃饭，有时候还带一束鲜花或一盒点心......”
说着，她开始向我打听约翰的情况。先是问我这房子究竟是不是他的，我说还真不清楚，只是听人说是他老板的，但是这不是从他口中说出的，所以不敢确定。二是问我知不知道约翰有多少收入。我说，凭他这么多手艺，收入不会太低。
单道：“得了吧！我看他收入高不到哪儿去。你看他，每次来我家吃饭，带的东西都不超过十元钱。我估计他是算好了这顿饭大约成本十元，所以他就往十元以里的东西买。”
我哈哈大笑，道：“桂英，这样算就没意思了。我敢保证，约翰压根儿没那心眼儿！人们常说，中国人有八个心眼儿，老外顶多有三个。不是一点儿心眼儿没有，而是肯定没中国人多，尤其是在人情世故上！”
我奇怪单桂英为什么打听起约翰来了，原来，他们俩好上了。一个单身母亲拉扯三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十分不易，没有正式工作，靠家里房间出租为生，即便这样，三个孩子学钢琴、学游泳什么的，一点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一个女人如果这种情况，在中国再找对象恐怕太难了，但是约翰却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她的生活，承担起了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角色。首先，他每天工地上下班以后，先回到我们这里换下满是泥土、灰尘的工作服和靴子，冲个澡，含一口漱口水，二话不说，开上车就奔赴那单家，到了她家就帮着做饭、管孩子，时不时还要给她修修这里，弄弄那里。这个约翰还是西餐烹饪高手，他给单的孩子们烤的蛋糕，孩子们比商场里卖的还喜欢。他甚至还给单的小女儿和儿子辅导功课，直至深夜十点。近12点离开单家，回到我们这里，第二日早晨六点多起床，上个厕所冲个澡便又去上班，周末也不睡懒觉，还坚持去教堂做义工，真是个劳累命。
我内心祝福这对异国鸳鸯，也为单桂英找到归宿而高兴，但是似乎我这个红娘白当了，因为单向我明确道：“其实我们本来就认识！以前去教堂的时候我们就有过一面之交，只不过又重逢了。”
没多久，单桂英说为了节流开源，打算把家里地下室全部装修打隔断，以增加出租收入，约翰将承担这一浩大工程。我问单：“这工程挺大的，那得给约翰多少工钱啊？”
单回答道：“我们现在既然都这个关系了，当然就免费啦！”
做女人，或者说做一个亚洲女人，生存还是蛮容易的，尤其是国外。
后来又问约翰这么大工程得多少费用。他说：“我们既然已经好上了，工钱就不要了，她只出材料钱而已。”
我心想，估计那修房顶和车道的工钱，单也省了。她倒是省了不少钱，而我白交给那黑心房东安德鲁的1200加元还没有要回来，这安德鲁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倘若没有法律部门的强令，他是一分钱不退的。
耐人寻味的是，所有的中国朋友都无一例外问我，这黑心房东是不是中国人？当我说是白人的时候，又无一例外问我是不是俄罗斯人或东欧人？当我说是加拿大本地人的时候，所有人都瞠目结舌，不敢相信。对于他们来说，加拿大白人身份似乎就是高尚道德的象征。
金秋九月上网缴纳了50加元向当地房东与租户仲裁委员会提交了投诉申请，到了大雪纷飞的十一月下旬才通知原告被告出庭——其实不是什么法庭，就是一个会议室内一群有纠纷的租户和房东，等候着仲裁员的问询和裁判。华人估计当惯了房东，总说加拿大法律偏袒弱势的租户，而我感觉这一艰辛的秋菊打官司历程中我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偏袒和同情，要钱回来比登天还难，最后只要回来800元。预知详情，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