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一九六六年的八次檢閲紅衛兵，有了林彪元帥鐺衛兵，耄信心爆棚。他的話“一句頂一萬”，他是全國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中華大地變成了燒烤地，中國人民全是羊肉串。耄白天睡覺半夜瞎鬧，隔三天差五天的發出個“最新指示”，人群都得半夜出來游行。有人領著喊口號，百十來號人迷迷瞪瞪地跟著喊。走一圈，聲音口號呻吟越來越小。人都累得不行。對人來説，有一種酷刑就是不准睡覺。
人民戰戰兢兢地過完了一九六七年，“全國山河一片紅”，全都革命委員會了。一九六八年，又鬧騰神魔呢？就國家層面講，就是革命委員會怎麽革命？在民閒最讓人驚掉下巴的事是：“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可憐的“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的六屆中學生，接受到了什麽教育？被趕到農村，接受再教育？貧下中農可大多都是文盲。中國向著不文明，跨出了一大步。
我哥十八，我姐十六，都下了鄉。我姐去的地方叫郃陽，我哥去的地方叫南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鳥都不去那裏拉屎。我們家裏五人三地，我依舊在城裏學坏。我姐最乖。我哥最牛，他大概下鄉一天農活也沒幹過，内有一個女的和他結組插隊。他和兄弟就鐵道游擊隊。扒火車呀，搶火車也，弄了東西去賣錢。
不過在文革裏，檢車“抓革命，促生產”比較好的是警察（現在叫武警），多次把我哥抓着。有好幾次個大清早，天都沒亮，我媽都得去西安火車站把被打的鼻青臉腫的我哥領回家。爲她身上掉下的第一塊肉擦傷包頭。紅藥水，紫藥水，母親的淚水。我有時看不起我哥。好漢做事爲什麽要填家庭地址？
但是我個也是條漢子，從來不給家裏說農村的苦。一個活人，沒有活路，幹活不幹活還死得快。城裏長大的孩子，根本和土生土長的農民沒法比。每次我哥擦乾了流出的血，養好了傷，吃上幾頓飽飯就又會鄉下去。我不知道，如果不去那狗屁“廣闊天地”，就在城裏呆著，能餓死嗎？當年沒戶口，在城裏恐怕真得被活活餓死。
前兩天我給我們五口之家只剩下的我姐打電話，還在大聲地謝謝她。我姐下鄉的時候才十六歲。一個瘦小的女孩，那些年在鄉下是怎麽過的？快七十嵗的她，哭得稀里嘩啦。好漢不提當年勇，女人莫問舊日苦。
那些日子裏最苦的是我媽。她要管我們三個孩子的死活冷暖。我在城裏，雖説沒有强奸婦女，但也坏出了名堂。在一九六八年底，我被小學貼佈告開除了。沒拿着小學畢業文憑。其實我也沒怎麽，就是對學校的“招之即來，來之能學”極爲不滿。上就上，不上就不上。誰知道學校鐵腕治校，把我開除了。
一九六九年四月。“長江滾滾向東方，葵花朵朵向太陽”，太陽有了接班的太陽，白紙黑字寫進了黨章。可惜我當時已經不是葵花了，沒了組織。當年中國，七歲過後，就不能沒有組織。沒了身份，想凴身子掙錢，那也得是個女的。
我媽這個急，在我們家屬院到處打聽誰有熟人，認識個中學領導，能收下我這兒子，讓他能上學。求爹爹，告奶奶，皇天不負有心人，找到我們家屬院的一個小學校長。西安當時已經復課閙革命了。我都記不清是幾月了，當時已經沒了規矩，碰上幾月是幾月。我媽領著我，拿著條子，找到了陝西師大一附中的革委會副主任。傅主任是個陝北人，直接就把我塞進隊伍裏。我站在了隊伍裏，擡眼看站在門口媽，媽媽的眼裏，全是淚水。那一刻，我長大了，知道要讓母親為我微笑。（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