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杨家的生活如今虽然是差强人意，但也算是又恢复了平静有序，可是谁想到六八年底国家大的政治局面又变了，这个变化不仅重新搅乱了杨家的生活，它同时让全中国千千万万的家庭都经历了空前绝后的奇景，改变了上千万青年人的命运。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在党内最大的“走修正主义路线的叛徒”原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揪出来斗倒后，毛泽东主席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一时之间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六八年所有的在校初中生和高中生被一声令下全部派往了农村。他们这些半大的孩子都要告别父母家庭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参加农业劳动。
这个运动几乎牵连到了每家每户，落实到杨家的结果就是，杨越和振兴必须离开煤城到周边的农村去插队。得知这个消息后，杨家全家又是一阵慌乱，李氏不用说，接连哭了好几场，宝贝儿子又要走了，而且这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政策上说是“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是没说什么时候教育完呀，弄不好还不得一辈子呆在农村过撅着屁股从地里刨食的日子！
她是从村里嫁出来的姑娘，知道农民的苦，如今让儿子再去受那份罪，她怎么舍得呀！可是国家现今的政策就是这样，家家户户的孩子都得送出去，她又能怎么办呢。
比起李氏的痛苦，振兴倒没有那么难过，相反的他还有些高兴，能离开这个现在只能带给他屈辱的家庭，他并不觉得难受，虽然特务崽子的身份还在他背上背着，可是如果所有的学生都得下乡，那他岂不是也并不显得特殊了吗？反正到头来大家都得去一样的地方，干一样的活，吃一样的饭，他杨振兴其实是又回到了知识青年的集体中去了，不再被孤立，岂不是很好。振兴存了这样的心思，便不理他妈哭哭啼啼的抱怨，自己收拾好行装只等着街道干部来家给他分配下乡去的地方。
再看杨越就更省事了，她本来对这个家就没有多少的留恋，一直都想出去过能自己做主的生活，现在刚好来了这样的政策，让她可以理直气壮地走出去，何乐而不为呢！
面对瘫在炕上的母亲和大姐担忧的目光，杨越什么都没有说，她每天还是照样做着家务，等到转年过完了年，她就按着街道规定的时间戴上了街道干部送来的大红花，提着行李跟着其他几个和她一样被分到旧庙公社去的学生坐上卡车离开了家。
几天后振兴也同另一群人一起走了，他被分到了扎兰营子公社。又过了没多久贵平的医院也接到了通知，让他们抽人组成医疗队下乡给农民和知青看病。贵平被选中作为第一梯队先被派往了义县，之后又在煤城周边的各个乡镇村庄轮转。
杨家顷刻之间，人走一空。现在家里就剩下瘫了的赵氏，没工作的李氏和带着孩子的爱新。爱新出了月子后就搬回了家里来住，得知母亲瘫痪她也大哭了一场，可是她能有什么办法呢，生活还得继续，如今学校里也停了课，她只好专心在家跟她嫂子两个人照顾老娘和孩子，兼带给大哥送饭。
其间她爱人邱作田从部队请了探亲假回来过一回，看了她和孩子，给她留下了不少钱和粮票，还有许多吃的东西，爱新又不放心小妹妹，趁着作田在家，就让他到杨越下乡的地方去看看，给妹妹带些吃的穿的去。
作田坐着汽车又倒驴车总算到了杨越他们的知青点，看到杨越跟几个女孩住在一个四面都透风的房子里，这时候还是早春，仍然是天寒地冻，几个孩子在屋里生了火炕，穿着大厚的棉袄挤在一起取暖，就这样还都个个冻得脸通红，手上全都裂了口子。
作田看了心酸，二话没说，到村里找了些木板沙石，把房子里裂口子的地方钉的钉，糊的糊，好歹是让屋里不再漏风了。
他知道这些孩子们每天也得跟着农民一样下地去干活挣工分养活自己，可是这些城里来的半大孩子哪里做得惯地里的活，他们一个月下来挣到的工分少得可怜，亏了还有他们各自从家里带来的粮票能跟公社换些口粮，但是这也是不够的，好在村里没眼看着他们挨饿，每个生产队都又照顾了他们些粮食。可是农民们也不富裕，自己的肚子还没填饱，还要管这群人，他们心里也不痛快。
作田看到这样，除了把带来的吃穿的东西给杨越放下外，又另外把自己身上的钱和粮票都给了她，让她平时到供销社去买东西吃。
杨越倒是没有跟姐夫诉苦，她还是跟在家里一样，不声不响的，每天扛着锄头去干活，下了工回来后和一起住的几个人轮流做饭，还常常照顾两个比她们小的小妹妹，这两个小孩才刚刚初中毕业就被分来了，懵懵懂懂的看着让人可怜。
作田见杨越在这里倒是安之若素，没有叫苦连天地嚷着要回家去，便放下了心，他呆了两天看看也没什么能为她们做的了，才告别了小妹，搭车回了煤城。
到了家他把情况详细地跟爱新讲了，爱新听了掉了半天眼泪，也不敢让她妈知道，只是过去那屋告诉她妈说，作田见到了小妹，小越她们那里一切都好，小越如今已经适应了那里的生活，不但自己过得好，还能照顾别人，让她妈放心就是。赵氏听了，也无语，好不好都是孩子们的命啦，她如今是管不了了，只要尽量不拖累了他们就算是好的了。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赵氏还在痴痴地等着老天兑现与自己的交易，让儿子早点洗清冤屈回家。这边一直在找人的绍玉心里也很着急，他这几个月来前前后后找了不下十个“杨广文，杨乃文，杨友文”等等，就是一直不见这个“杨哲文”，他不禁有些焦躁，也不知道这个杨哲文到底猫在哪个耗子洞里边呢，这样难找！
他之前到省里托人找出了解放前的档案来看，在查了整整一个月的档案后，终于找到了杨哲文的老档案。但是上面的照片已经不见了，出生日期也模糊不清，唯一有用的东西就是上面记载了这个杨哲文是个国民党员，曾经在沈阳剿总下属的一个后勤部门做过出纳，而他的原籍是煤城，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省里在抓特务时把他划到了煤城的抓捕名单上。
可是档案上只写了煤城，并没写具体的地址，这让绍玉一时之间也无从下手。他先按着杨哲文工作过的那个部门往下找，但是这个杨哲文并不是什么有名的人物，也不算干部，只是个一般的办事员，除了那份档案以外别的文件上就再也找不到他的名字了。
绍玉也到沈阳的监狱里找了几个在押的特务，向他们打听这个人，可是也没人记得这个名字，这条路是完全走不通了。
之后绍玉就只好用最笨的办法，在煤城和周边的乡镇一个村一个村的查人事档案，一旦发现有名字接近的就立刻跑去见人，但是没有一个是能对上号的。这几个月以来绍玉跑了几百里的路，鞋都磨破了三双，可是仍然一无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