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
今天是我妈的忌日。她去年走了，去了一个没有一点喧嚣没有一点光的地方。我祈福她在天国好好安歇。
今年是我妈的第八个本命年，可惜她没有等到。。。。。
我妈把我生下。我妈把我养大，养到大学毕业，养过二十五，好长的养育之恩。六十多年前生个娃养，教娃学好在中国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中国生活和世界不同，生命和革命相关。
养育之恩，无以为报；永别时，没能见到。我妈去天国，带着企盼和遗憾。这一年，活着的我不知道有多少次眼泪往肚子里头流，因为做儿子在母亲的最后日子里能做到的事情没有做，能再见一下没有见，都因为爱我的人做我的主。我多想能够见上并且记住带我到这个世界的老母亲离开世界时的眼睛，就像我跟我爸几十年前诀别时一样。他们给了我生命，我充满感激。我愿意记住他们在人间最后的眼睛。我已经也到了喜欢回忆往事的年龄了。我常想起从前，想象我们的父母是以他们怎样的坚韧把我养大？我在心里纪念妈，已经整整一年了。纪念是什么呢？是追忆，是沉思，是重新温习自己的生命，是品味人间至深至清的人间至爱。
我妈一生善良，平凡亲切。充满爱心，尤其爱我。她活了九十五岁，一生累心，一生辛苦。幼年丧父；中年丧夫；晚年丧大儿子，小儿子在天涯。
她爸死的时候，她三岁。
我爸死的时候，她六十三岁。
我妈出生在一九二三年。三岁时我外公就死了，淹死在嘉陵江里。外公死的时候挣下十几亩薄田留给了外婆。幸好民国乱是乱但是并没有全国一盘乱，还有些规矩，借钱还钱，租地交租。“打土豪，分天地”没有发生在重庆郊外农村。我外婆省吃俭用，善良对佃户，靠出租土地把一双儿女都养到受完高中教育。
我妈成长的年代正是国共争江山，腥风血雨，你死我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抓得着就抓，抓不着就赶；“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一个党“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另一个党“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耄抽破烟，想谋略，耍流氓，练怀素；蒋不抽烟，写日记，娘希皮，写正楷。不抽烟的蒋介石拿抽破烟的耄泽东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信了耶稣，大战很多回合，兵败去了台湾。
听我妈说，在乱七八糟的民国重庆并不是人人都打家劫舍。我外婆租地谋生，说不上大富大贵，却也吃喝不愁。日子里没有“最高指示”，百姓自谋生计自己活。我妈在她八十六岁的时候给我说起她的童年，脸上都洋溢着满满的幸福。我妈的老家在重庆四公里（地名）乡下，山清水秀，鸟喜欢拉屎也喜欢叫。鸟不拉屎的地方不是好地方，鸟叫就是找对象。外婆住的小山坡，我也在那里住过一年。那里有我的青春记忆。去年我送我妈的骨灰入嘉陵江时回重庆时想再看看外婆住过的山坡，无奈“物非人非”连山坡都找不到了。
我妈是一九四四年结的婚。我爸算是旧社会的成功男，比我妈大十七岁，是我妈上班的主管。听我妈说，她爱我爸主要是因为我爸不俗。我妈最喜欢苏联作家屠格涅夫。我爸是她心里的罗亭。婚后的五，六年，他们很幸福，没有急着要孩子，家里有保姆养花打扫做饭。我爸是重庆保险公司的高管，我妈是个小会计。他们一起上班，下班各自爱好。我妈喜欢看小说，我爸喜欢写旧诗。他们也经常去看话剧。我妈最喜欢舒绣文。生活有没有蜜甜，不光是看怎麼过，还得看怎么觉得。我爸爱写古典诗词，“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写好豪情就念给我妈听，讲给我妈听。我爸不爱存钱爱玩点小钱，不买房子不买地，有点败家子的味道。高兴了就买高级衣服穿，再钱多就捐给左翼文联。郭沫若送他张照片，我爸还一直放在我家相本的首页，谁都喜欢和名人有瓜葛。郭沫若的字写得真好，签名更好，可惜后来变了，变成天下第一马屁精。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重庆变天。中国人民在北京站起来两个多月后在重庆也站起来了。我爸趴了。革命就是社会翻个，一些人站起而另一些人趴下或者倒下。“人间正道是变化，天翻地覆慨尔康“。其实那只是不学项羽当刘邦的人的情怀。人民傻呵呵，真呀真高兴”。当年的百姓还算善良，不在趴下的人头或身上拉屎撒尿。一解放我爸妈在城里的一切就都没有了。按党的政策，我爸不够党的砍头标准，“党的恩情比天高“；当年的有钱人，党不砍头就烧高香。更何况还是留头也留发。只是我爸四十多岁没地方上班（等死？了），不过比立刻死还是好了很多；我大伯父够了党的砍头标准，直接就被敲了砂罐（四川好玩，吃饭的家伙就吃饭的家伙却叫砂罐）。长疼不如短疼，死了不受活罪，在长满野百合花的死路上“一路走好”。“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天一变，朝一变，人杰就变鬼雄，鬼雄变人杰。生死一回事？静动两相宜？
我爸说，他一九五0年特别郁闷，一把岁数娶着貌美如花的我妈，本打算好好生几个娃，好好教几个娃，过几天舒心日子。没想到天一变他就被剥夺了挣钱机会，只能跑到乡下丈母娘家家。辛亏我爸还有点浪漫情怀，有点存钱，山穷水快尽，等柳暗花明。在乡下山清水秀，吟诗望月。那是新旧社会节骨年，我妈正怀着我哥。我妈“有了”的时候还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江山，我哥出生的江山已经是共产党的红色江山。我哥是在妈妈的肚子里头经的“新旧社会两重天”。我的可怜哥。我哥是我爸我妈的第一个孩子。小名“五0”。我妈后来一说起她的妈和她的外婆都泪流满面；说起我哥也是泪流满面（觉得社会变天怀孩子真是罪孽）。
我哥一断奶，我妈去找活干（结婚前我妈就高中毕业了，工作几年后才嫁给我爸）。我爸是放不下身段还是政府发了“失业证”？我妈为了能在新社会工作，先得上一年革命大学，认真洗脑，认真学新台词，认真穿列宁服，认真梳大辫子。“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宣言》“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是整个世界”（没人知道要世界干什么？）。全中国人民都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家一起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下沉）。同时也嗨“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共产党是救世主吗？没有就没有，这不完全就是救世主句型？“共产党来了苦变甜”，耄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人民也不知道想不想？大救星和救世主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共产党来了苦变甜”。活人脑袋全变成了摆设，活人嘴巴全变成了喇叭。人民识时务，听党话，饿不死；跟党走，过日子。我妈被洗完脑以后终生信共产党东西，那时候还没有“忽悠”这个词，只有“忽而还有”。
我妈革命大学毕业的时候，好像是有个革命领导想打我妈的启发（我妈年轻的时候长得很像白杨）。我妈给领导实话实说：家有失业老公还在家给刚刚断奶的孩子喂米汤。当时的共产党领导里还有文明好人，知书达理，那位党的领导就帮我妈给我爸找了个支援大西北的革命任务。让在家“时刻听从党召唤”的我爸，从大城市重庆带着七八个人的保险小分队到国民党大佬大书法家于有任的老家，陕西的一个鸟都不太拉屎的三原县开展保险业务。共产党来了苦变天，事变怪。大城里不需要保险（我爸是保险业务精通的一把好手），穷困小县城却需要保险？保什么？（待续）
一九五二年，我妈放弃了在大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和我爸在三原县团聚，又生了我姐。一家四口，有儿有女。听我妈说，当时供给制，钱很毛，钱论万。她跟我爸都上班，一个月挣好多万，能吃饱。吃饱是很幸福的事。吃饱才懂人生的意义（老舍语），才有力气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尾巴逃跑“。吃饱才能押韵。
听我妈说新社会刚新的那几年，每天都紧张，因为从旧社会过来的成年人完全不摸新社会的门路。每天都有新幺鹅子灰犀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上朝鲜，染风采，薄一波生了薄熙来；“三反五反“，记住“三五”不容易。你得知道三什么，五什么，反什么？小三还是大三？三下五去二。“戴花要带大红花”，有钱捐国家。那时的人脑根本就没工夫想事，光是弄明白党颁布的各种各样的流行台词和弄些吃喝就把人忙坏了。运动是一个接着一个，分阶段，分层次，有步骤，有枪法。人得在运动里生活，在生活里运动。运动名目繁多，运动花样常新。“肃反”，“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乡下的地主该枪毙的枪毙了，该管制的管制了。城里资本家又不欠国家什么，党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叫赎买（查没查字典？）政策。国家总瓢把不停地弄新章法新阶段，把权力用得滚瓜烂熟玩得风声水起。先把中国人分成城乡两元人，人人有个身分，家家有个户口。党对人口户口实行“一元化”领导。人在阶段里活，活得云山雾罩。新社会新阶段新运动，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每次新东西上边来，阵仗都非常大，大标语大喇叭。人的大脑大亢奋，吃饭都啥味道。老百姓忙活得颠三倒四，不停地学新做人道理。坏事变好事，正理变歪理；鸡蛋孵小鸡，辨证加扯淡。每个阶段多长？每个道理用多久？没有人知道。
一九五五年，也不知道是碰上了观音菩萨显灵还是大头运，我爸我妈进了大城西安。人逢喜事爱生娃。我就是我爸妈在新社会特别喜庆的时候生出来的娃。听我妈二00九年给我说我吃奶的年，是新中国最好的一年。”鸡蛋两分一个“。不少有钱人都把自己的生意都捐给国家，自己戴朵大红花。形势好到共产执政党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现在敢吗？）。人民群众幼稚可笑，知识分子更是几乎白痴，哪里懂得诱敌深入关门打狗？很多知识分子就真拿自己不当外人，党叫提意见就提意见，真给伟大正确光荣的中国共产大党提尖锐意见，以为“忠言逆耳利于行”，惹来杀身之祸。我爸碰着运气没当上上“右派”，赶上正好在医院挨刀。
错误和挫折把人弄聪明了没有？中国大主宰“为人民谋幸福”创造出很多“错误和挫折”，年年加错挫。老鼠拖铁锹，大头在后。“反右”，过后，中国就剩了一个“中国好声音“，”中国新声音“，中国耄声音。民间是”长鞭A一呀甩嘿。。。。官方是“多快好省（又矛又盾）”，扬鞭催马，矛盾前行。人民很淳朴，党叫矛盾就矛盾。党叫甩鞭就甩鞭，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耄说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咱中国可有的是人。林彪讲话：耄主席嘛站得比我们高，看得比我们远，说的话都是八九不离十。人民全是傻冒，一想到“八九不离十”就兴高采烈，就天天欢声笑语，就天天满面红光。砸锅捐铁，高炉炼钢。哎呦嘿，霸砸黑，大白天里盼天黑，可着劲把人间奇迹造。白天大锅一起吃饭，晚上分开睡觉（凭良心讲话，共产党还是比太平天国强）。
一九五九年，中国大跃进失败了，既没有赶着英，更没有超着美，但是“保险公司没有了（我妈的话）“。没人知道谁一声号令，全国取消保险公司，我家大祸临头。在新社会取消一个行业，就是党一句话的事。失业多少多少万人？不是事。牛逼党有的是办法，全国一盘棋。外边号召，里边强迫，没有人不害怕党的号召。在新社会，响应号召是本分。我爸不敢本分？家里三个娃要吃喝，老大还不到十岁。幸亏赶上当时有个党领导跟我爸学写古典诗词，对我爸是相当佩服，就让我爸在西安财粮金融干部学校当了语文老师。”船到桥头自然直“。记住老话没打错，《沙家浜》里郭建光有唱腔：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有利的什么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艺多不压身，出了本职工作，要有其他的刷子。生活里有时候是真不知道自己的哪门长项可以救命。一专多能，有红又专，有长项的人才在车到山前多有路。就是新中国，老话也管用。虽然中国老话大多是瞎说。但国家没有法律，社会充满随机。“柳岸花明又一村”，期盼下一村。人生撞大运，秦皇汉武，霸王流氓。中国不管新旧一直都是一人说了算没民主没法律的社会，或是军阀割据，腥风血雨，刀枪相对。时代更新，社会进步，你唱罢我登场，换汤不换药，社会螺旋前行。我妈是会计，不管既往开来什么领路人领着中国人走进多少个新时代，时代都需要算账。所以我妈不操心工作的事。
一九五九年底还是一九六o年到后边三年，中国在耄的统领下意气风发走进了“困难时期”。“没有困难，要共产党员干什么？”。那时候我似有记忆似没记忆，只记得一张照片：我妈和我舅和四个孩子，全照片六个人，就我一个小胖，那时候我的小肚和现在的大肚差不了多少。人生难得小时胖。我妈最爱说的话就是“百姓爱幺儿”。我的亲爸亲妈送我在高级保育院里长到上小学的。我是在冰火两重天的家里成长的，我爸对我严。看我是什么都不对路数，对我“八个必须”，“十八不准“；而我妈永远都说我是她的好乖乖。
人生最难忘的日子就是刚刚有记忆的那些日子。不过我最早最清晰的记忆是妈妈的笑脸。在“困难时期“结束年的我爸我妈工作的学院的晚会上我独唱。小胳膊小腿小胖孩：小猪小猪胖嘟嘟，吃饱就睡呼噜噜，叫他起来不愿意，张嘴就是不不不”。当年礼堂和食堂共用，人生追求人生理想就是吃饱。我大半生就只有这麼一次单独上台独唱。掌声一片没有？欢声雷动没有？我是一点都不记得了。漫漫生命活过，还记得小时候妈妈教我的这首歌。
我们家那时候住在三层楼的一个拐角。眼观三路，路在远方，斜对面就是我上的第一所小学，西安文艺路小学。人生从小学开始。当时还没有“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就学语文算数。老师叫什麼？长什么样？现在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我甚至一点不记得我妈在家做过饭，大人都忙什么？我爸为什麼脾气大？我们家天天顿顿都吃的大食堂。
一九六五年秋，我爸的岁数靠近六十，脑子不爽，身子难受，索性就为多活几年响应党的号召，提前退休，少拿百分之十。由此我们家的里里外外就全靠我妈。家里平均一人二十二。我们家记账过日。月初得做预算，每天仔细花钱。我哥住校上初三，我姐走读上初一，我上小三。每月买食堂饭票多少钱,每月刚性花销是多少。还得留出点紧急预备金，毕竟两个儿子都不是省油的灯，我比我哥稍微省点油。六五年是新中国的第二好，“三自一包”。那一年我妈带我回过重庆老家。就这样记账过的日子也没有过好几天。
文化大革命突如其来波涛汹涌，万木霜天猛的一家伙就红了烂漫。学生不上学了，老师不教书了，大人还在上班，国家强迫人民一门子心思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继续革命。“耄主席挥手我前进“。耄主席发飙我发烧。我妈积极响应组织号召，也和志同道合弄个战斗队。名曰“反到底”。当时我已经精读过了小人书《三国演义》和《水浒》，知道妈妈的队是要造反到底。不用上梁山就能造反，赶上了好时候。“底”在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当时还没有“底线”这个词。耄司令自己身为中国总司令,却亲自写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葫芦里边卖的是什么药？他自己已经是当了十年多的皇帝，却号召人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全国人民都成了丈二和尚。“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说得多好呀！“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牺牲不好但有了壮志就好，全国人民全拼了。跟谁拼，不知道。十年，文革。旷世难寻，人生少遇，到现在都在党的领导下稀里糊涂。钱再多，也不修文革博物馆。我甚至没见过什么好的文字。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写得不错。其他都是些杂碎。当文革在神州大地在风起云涌的时候，有经验的人也许还没死完。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人新鲜民亢奋就是吃不太饱脸放红光，人民血压高。一半是《智取威虎山》上杨子荣黑话说的, “精神焕发”，一半是人都得憋，憋出红光，得让别人看着自己很革命。耄脸最红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会根本就没什么好饭，馒头米饭白菜汤，凑合吃个半饱。革命是杀头，是一部分人杀一部分人的头。说血腥点。群众杀群众，人民杀人民。
我妈的字写得娟秀，是“反到底战斗队”的副队长。我也不知道他们战斗队有几个人，只记得有“山西九毛九”的牛叔，是我们学院财务科的会计。我家两间房，一间我爸躺，躺着吟诗；一间我躺，躺着看小人书，一家两个逍遥派。每个夜里八，九点钟，牛叔都跟我妈一起在我屋里讨论大字报。写大字报并不容易，开篇要云山雾罩，中间要语录开道，句子要顺溜，劲道要十足，语不惊人死不休。我白天经常穿梭在大字报的海里，学院走进大门就像走进坟场，白纸黑字飘扬，白纸黑字贴满墙。我边学认字边看书法。看得多就能写的好，完成老爸的每天二十个大字，多得圈，少挨揍。好像我爸也爱在大字报里遛弯，人人揭发人人，老婆揭发老公，到处都是揭发，到处都是八卦。我家吃饭的时候。我爸就给我妈我姐讲大字报属于论说文体，动宾结构偏正结构，一二三四五。我妈他们两个会计写大字报，会写些什么呢？一加一等于二，群众斗群众，人民斗人民。耄是二，人是一，群哭耄笑。我爸闲得慌就翻译中国英文时代杂志上的《钢铁战士麦贤得》，我呢？就喜欢看“王矮虎爱上扈三娘”。
一九六七年后，我爸就开始想死，真想，天天想。他说身边所有的人都是麻木不仁，“*****的啥子社会？“。我听不懂我爸高论，一天到晚不上学，”少年不识愁滋味“，我知道世界归根结底是我们的，压根不知道有事没事要世界干什麼？耄的恐怖并不光是他胡折腾中国，恐怖的是他有一整套似是而非的胡说，把个老百姓普普通通的人生说得乱七八糟，把个简简单单的人心说得七零八落。“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些屁话，听得我爸不想活。不想活还不能死。因为党不叫你死谁敢死，自己死了党就没办法给你下结论。没有结论的死人就不是合法的死人。当时叫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也有自尊的英雄，比如，老舍，傅雷夫妇。。。
一九七零年开年，林彪说苏联要给中国发原子弹。大学全部下乡，“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我们学院被指定下放千阳，听说那里是鸟不拉屎人得大骨节病的地方。我妈想尽办法要把我们家的一老一小送到安全地方。我妈有什么办法只能着妈。我外婆和她妈接纳了我爸和我。小地主外婆就一间房，她和她妈睡一个床，我和我爸睡一个床。四代同堂挂蚊帐，八个月。我妈当然得跟学院到了千阳。当时的运动叫“一打三反“，一是什么？三是什么？打什么？反什么？当时中国归林彪元帅亲自指挥。林彪经典语录是：我们说什么都要有数字。这传统一直到现在。人大委员长栗战书说，要一锤定音，定于一尊。国家喜主席也说要”四个自信“，“挑一百斤走二百里不换肩”，“十四个什么“。反对党八股，倡导三字经：过去叫”抓革命，促生产“，现在叫去库存，去杠杆，保增长，促就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带一路”，完事算数。
一九七0年上半年，我跟我爸睡一床睡了大半年，不好也得好。我还是个大小孩，我爸就给我讲崔莺莺爱上了张生，也不害怕我学坏。我妈在千阳，受了很多苦。人民接着整人民，领导把财务人员全不搁进耄则冻思想学习班，现在叫双规。人人过关，每天自己写材料，专人审查过关。一直到那年八月，稀里哗啦，忽而还有，苏联不给扔中国扔原子弹了，我们还有两只手，回到城里吃闲饭？所有下了乡的大学人又都呼啦啦回城。一哄而上，一哄而下。人民的生活相当整齐。我现在的记忆里，是我妈从对面的山坡下下上上慢慢向我走来，我们家五口人分四个地方改成三个地方。妈妈好辛苦。我还记得我妈和她妈分别时候抱头痛哭相顾无语泪水涟涟。已经七十多岁的外婆还得和她九十多岁的妈妈在乡下。后来我的曾外婆一九七六年过世，我是大小伙子，赴重庆接外婆到西安。。外婆特别爱我，一九七九死了，家里没给我说。当年从成都回次西安“蜀道难”，我在大学学鸟蛋，“一天等于二十年”。
我妈从四十四岁的时候就和一个整天脾气很大，一门子心思就想死我爸一起生活一起养我们。这对于把精神生活看的比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我妈来说整天心情肯定不好，也没人诉说。两人一起地上“连理”，生死观至少得一样吧？人有病想死，人正常想活。耄说“中国人死都不怕”。等于是说中国人有病。我爸有很多病，其实他很明白。死用不着怕，怕死也得死，如果怕死可以不死，那人就索性怕死。中国人一辈子穷忙瞎忙。生命就是革命？
一九七一年九月过后的某一天，我爸吃了一瓶六十多颗安眠药打算“壮士一去不复返”。自己革命。那年的秋风秋雨特别凄凉，跟他同岁的林彪刚摔死？耄也中了风。清早冥冥之中我有点什么敏锐，发现了情况，撬弯窗户铁杠，钻进屋里，抱起我爸，找车赶紧送到医院。当时党的政策是“不准自己死”。自死者可以一死一了百了，活着的家人就遭大殃了。一人当兵，全家光荣；一家出个非法死人，或者叫非法“无我”，那可是不得了的事。要知道，人死是鬼雄，人活着就怕“一江春水向东流”。经过七天抢救，我见证了生命的坚韧。不过我爸醒来看我第一眼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个龟儿子，救我做啥子吗？是啊，问得好呀，做啥子吗？我还真的没多想过。我妈别看当过什么战斗队的队长，事到跟前就只会哭。一九七二年以后，我爸每天吃三顿饭，整天几乎不说一句话，谁都不搭理。
我哥在一九七三年的十二月得了精神病，那年东方红，那年试行高考上大学，那年中国出了张铁生。一人“精神”，全家慌乱。我妈整天哭，我哥全天候超级精神，早上起来就在家属院里瞪个大鼓眼转悠，全家属院都恐怖。我们二百把十户的家属院里有五个精神病。有从早大声哭到黑的，有沉默不语沿墙根遛弯的。有几个夜半三更，我妈累倒也病了，低声喘息一声接一声，眼泪不停地流；我爸有韵律的“哎呦哎呦”一声接一声。我当时还没有中学毕业。晚上得给爸妈送几回水。我和我哥睡一床，我得强制自己睡一会，天亮要上学。我的精神哥整夜呼噜震天。那是我人生最想撞墙的几个夜晚，眼泪哭干也没有一点用。别看我还没成年，我得管全家。人活着，日子就得过。
我想起我的中学师妹的一篇散文《人生如雨》。人在生活最困苦的时候，真就是像在雨里。雨外边的人感慨人生短暂，白驹过隙；而人在雨里，没有伞也没草帽。透心凉，时间慢。
一九七四年，我的鸟蛋同学们犯病，把大字报贴到教学楼的楼门口，强烈要求提前上山下乡，强烈要求越早越好地上山下乡炼红心，强烈要求提前中学毕业。我中学少上了几个月，朋友们下乡去了，我在城里失业。我妈在我能干活没活干养我一年，我学会做好吃的饭伺候我爸我妈。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当工人了，整天敲铁皮；我哥也从精神病院出来了。党真不错，也让我哥进了工人队伍，每天爬脚手高价，拎水泥，搬砖头，难免砸自己的脚。那一年我妈好点，因为她辛辛苦苦养大的两个儿子，当上了“农民工”。（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