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流行一种舒适圈的说法：每个人都乐于生活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与熟识的人相处，只做自己会做的事。于是生活就会很轻松、很自在。一旦我们走出这个圈子，就会面对不熟悉的变化与挑战，因而感到不舒适，想要退回到舒适圈内。但是老呆在舒适圈内，就不会有挑战和发展，你的舒适圈就那么大。 当外界条件变化，原有的舒适圈消失，生活就只剩下了不适。只有走出舒适圈，不舒适变成了舒适，舒适圈会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完全脱离了自己的舒适圈，遭遇到的挑战、变化太强大。生活中全是不舒适，就有灭顶的风险。
阿米巴原虫是一种低等单细胞动物，它能引起阿米巴痢疾。有人做了一个实验，把阿米巴原虫放在一个最合适的湿度，温度，光亮和酸碱度的容器中，保持这个环境完全没有声音和震动的干扰，阿米巴原虫会很快就会死去。另一方面，把另一个阿米巴放在一个不断发生剧烈变化的容器中，这个动物也活不下去。极端的平静和极端的运动同样足以致命；进一步言之：极端的适应和极端的不适应都不是最好的生存环境。
据说人类的祖先发源于中生代的侏罗纪的小型食虫类动物。它们头脑小、智力低下，在森林庇护的地面上生活，特征是眼睛不发达、长吻、夜行、胆小、缺乏自卫能力。大约在八千万到五千万年前，有些食虫类不甘于原已适应的环境，勇于开发新的边疆，去“新大陆”冒险。于是食虫类分道扬镳，有的上天（蝙蝠），有的入地（鼹鼠），有的下海（鲸鱼），有的停留在地面（刺猬）。只有一种选择了上树，发展成为灵长类，最终成为人类。为什么上天入地，行地下海的都停留在低级，而只有上树的发展为高级动物？因为前者过于适应它们的环境，在各自的发展方向上过于特化，而停止了发展进化。而上树的食虫类们生活在一个适应与不适应的矛盾环境中，适应让其生存，不适应迫其发展。食虫类上树改变了原来的生存条件，产生了新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形成了自然选择的压力，逼着食虫类向着适应新的环境的方向改变。由食虫发展为食果，进而杂食。发展的结果是体重增加，在树上又开始了不适应，又向地下发展。新的地面的生活，同样又是适应和不适应的矛盾，促进了新的发展。不断地处于新的环境，才能在变化的环境中得到不断的发展进化。
再往后，大约在１5００万年前，人类的祖先－非洲古猿，生活在古老的非洲热带雨林中。这时持续的地质构造形成了从南到北的“东非大裂谷”。大裂谷改变了环境，东部因高地阻隔了水汽成为了干旱少雨的地区。非洲热带雨林开始分裂成隔离的森林，镶嵌于稀树草原和灌木丛地。环境的改变使生物种群面临自然选择的检验。非洲古猿贪恋原本适应的热带雨林，仍然死守森林残破的老家。它们已经特化为树栖动物，失去了当年勇于上树的食虫类祖先的开拓性；它们不敢和已占统治地位的地面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去竞争，选择留在森林里，静静地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最终形成了现代的大猩猩和黑猩猩。而人类的祖先，迫于开阔地面这样的新环境的压力，勇敢地走出了伊甸园，下树生活，在杂草丛生的地上，它们必须学会直立才能摘到树上果实或看到远处的东西，两脚行走解放了它们的前肢，使其活动和思维能力提高。他们仍然要在树林中取食和睡眠，他们的食物的大部分依然依赖于树上的果实。但是，他们需要经常地从一片树丛转移到另一片树丛中去，要求他们在地面上快捷行动。人类的祖先杀出了一条生路。投身于激烈的角逐，与其他占统治地位的地面动物一比高低。这是冒险的一步，所幸，这个冒险成功了。
特别适应环境的古猿，因为特别适应，失去了适应能力，最终因为他们特别适应的环境的消失而毁灭。即使它们的特定环境不被毁灭，古猿也因为特别适应而无从发展。所以特别适应看来是优点其实是缺点。人的技能过分特化而缺乏可变性，就要被淘汰，就不能发展。人不必追求过分特化，而更要追求可变性。
人类社会进步需要开拓的探险精神。这种探险精神是西方文明的进步动力之一。比如新大陆的发现、工业革命、美国的开发西部、扩土拓疆。发展到现代，探索精神冲破了地理的束缚，发展为对太空的探索，对未知的科学世界的开拓，对自由民主社会的追求。
没有人不喜欢舒适，没有人追求过度不适应，但是过度适应同样不是好事。人都有惰性。过度的适应使我们目光短浅，自鸣得意而忘记了迫近的危险，最后丧失适应能力，以不变应万变。人类是在适应与不适应的矛盾中发展起来的。完全不适应，就失去了存身的基础；完全适应，就会得其所哉，止步不前。以一定的适应作为立身之地，以不相适应作为改变自身的需要和进步的动力。追求适应的发展又使我们超越了环境，产生了新的不适应，从而进一步改变环境或者追求新的环境。就这样在环境的适与不适之间，人类得到了不断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