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坟墓包围的村庄 5. “做炮”：宁可炸死，不愿饿死 蜀沙2019-09-19 08:23:13
五 “做炮”：宁可炸死，不愿饿死
制作烟花爆竹，银庄人叫“做炮”。这是一种危险的行当，很容易发生爆炸事故，国家明令禁止私自生产。而银庄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在非法制作鞭炮，就像当年卖血，是全村人的“生意”。 “做炮”，使银庄遭遇又一场灾难。也可以说，它是这场艾滋灾难的继续。村民说：宁可炸死，不愿饿死！
“炮的事”
2004年冬季我第一次进村，杜俊梅是我碰到的第一个“做炮”炸伤的艾滋病人。她用围巾把头脸蒙着，只露出一双眼睛和红赤赤的肿胀着的嘴唇，一双手也包裹着，抱在胸前。她的丈夫也被炸伤，加之艾滋病发病，卧床不起。2005年秋季，我又遇见杜俊梅。她的头不再包裹，袒露着满脸伤疤，她脱下破旧的手套，向我展示一双完全变形的手。她的丈夫已经死去。
——你现在干些什么？问董俊梅。
答：安炮捻子。我这手安不了多少了。闺女手快，今天星期不上学，闺女安炮捻，自己挣个书本钱。
跟随杜俊梅走进邻家院子，这里是一处安装炮捻的作业工场。一群孩子在院子里安炮捻，杜俊梅的女儿坐在其间。只见她双手动作飞快，神情专注。——安一盘炮捻多少钱？我走过去问女孩。
一毛三。
——你一天能安多少盘?
三、四十盘。
——能挣多少钱？
女孩不直接回答，而是说：十个（盘）一块多。
这时，女孩流泪了，却并不停下手里的作业。她用沾满炮药粉末的手背抹去脸上的泪水，脸上也沾满了黑灰色的炮药。旁边，女孩的满脸疤痕双手变形的母亲说：够她使书本钱了，闺女安炮捻的钱，平常买菜买盐也用。女孩继续插炮捻，低着头流着泪，双唇紧闭，插得极快。这所院落的女主人也在安炮捻，跟她围坐一起安炮捻的是一些妇女。
隔壁另一家院落里，也有两个小学生模样的孩子在安炮捻。再过去是一处无人居住的空房院落，现在也成了安炮捻的场地。
村庄西头、南头的空地里，是更大的炮场。一个个用玉米秸圈成的“围子”里，是一群群做炮的村民，杆捻子、配药、摔炮饼子、装药……。
村主任栗卫华说，“村民作鞭炮挡不住，合法不合法都要干，说是让我干我也得干，不让干也得干，我得活。宁可炸死，不愿饿死。”（田野手记20051103）
冬天，村主任栗卫华带我悄悄住进了栗庄村里。
之前我住在镇上。也许是因为我当初进入艾滋病疫区时正值年末岁首的春节假期，无意间避开了拜会某些级层部门的麻烦，而乡村节日气氛也为培养“革命感情”创造了机会。当我带着“国家课题”又一次来到白集镇的时候，感到我已经被当做了“自己人”。当时第一批工作队已经撤离，第二批工作队还没有到来。白集镇党委书记答应支持配合我的实地调查，还帮助安排落实住处：“阳光家园的棉被抱两床，住原来工作队住过的税所。”税所李所长很热情，说他已经调查了几个村庄的艾滋病情况，希望我帮助写材料递上去，“为他们争取利益”。我一度以为，我就此可以安安稳稳将研究课题深入进行下去了。一个周六，李所长突然挺不好意思地跟我说：下周一县局大检查，所里住外人不合适……。李所长好面子，话说得婉转。他是代表地方当局下逐客令了。地方有地方的难处，我能理解。赶紧说，天冷了，我正要回去呢！好在事先我已有所觉察，已经作了撤离的准备。
“最后的午餐”。在税所的小煤炉子上，把从集镇上买来的大白菜粉条和郑州带来的火腿香肠木耳一起煮了，邀请刚刚下乡收税款回来的税务员小王一起吃饭，边吃边聊。
——下去收款会遇到艾滋病人吗？问他。
会！咋会遇不到？白集镇没有空白村，每个自然村都有艾滋病，胡庙是田营行政村的，感染率最高，全村二三百人，有七八十艾滋病人。高庄不检测，做生意人多，怕坏了名声，艾滋病也不少。
——怕艾滋病人吗？
怕！咋不怕？！不接触，下乡收税款不给他们说话，冬天下去收线，手套不管抹（不敢脱下）。钱让他直接塞包里，不过手，去年收了2张假钱，今年小心了。过去下去，叫吃饭就吃，现在不敢了。今天村里有婚宴，查大庄哩，专另设一桌待艾滋病人，吃罢餐具一兜扔了。都怕哩很！
午饭后，我当着镇上送行的人上了汽车，走人。多日相处，都有些依依不舍，他们说：刘教授还来啊！
如此告别彼此不伤情面，也为日后工作留有余地。
汽车开出镇外，高速公路收费站口，接应我的银庄村主任栗卫华已经等在那里。下汽车坐上卫华的摩托，调头返回。返回不走原路，而是绕道避开白集镇，经过黄庄、中庭湖，进入银庄村。村里谁家正在办“三周年”。当地风俗，人死后三年的祭祀，当时疫区这种死亡仪式频频，唢呐声声很是凄凉。避开众人，卫华带我直奔村民栗可顶家，上房顶二楼。栗可顶已经等候在家里。卫华说：“刘老师就住这里，这是村里一等一（最好的）的人家，一等一的房子。能给我说的话，都能给可顶大爷说。我平时遇事常跟他商量拿主意，他就像我一样可以信任。”说罢匆匆走掉，那边“三周年”仪式，还等着这位村主任“支应”。
房东栗可顶参过军，当过工人，有知识有见识，在村里德高望重，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这时他跟我说：刘老师尽管安心住下，俺家没有艾滋病。我不赞成卖血，她（妻）偷着去过几回，早，全采，没染上。又告诉我，老两口住楼下，二楼是儿子媳妇的新房，他们在镇上开缝纫店只偶尔回来，现在是我的安身之处，铺盖都是新的。冬季天短，说话天色已暗。听得外面门响，可顶说，老伴插炮捻回来了。于是下楼，可顶开门接老伴进来，随手在门闩上加了锁。他说，晚上不敢出门，夜里狗咬是“走炮”，出去看见了都是事，任它咬去。就是“查炮”，问起来，咱不知道。不管发生啥事谁问都是不知道。刚刚进村，就感觉到一股紧张肃杀之气。（田野手记20051203）
从此开始我在村里的隐蔽生活。每天一早吃了饭，可顶嫂都出去插炮捻。可顶有时在家里跟我聊天，告诉我许多村里情况，有时出门去“打探打探”，我就一人在二楼整理笔记和收集来的资料。卫华不时领一些“可靠的人”来“反映情况”。在这里，我才真正“零距离”接触到了我的研究对象，愈加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处境，感受到他们的感受。
村民来找我说得最多的就是“炮的事”。头一天晚上，可顶“打探”回来说：栗存3家的炮，在东张庄窑场装车时被查住了，罚1万元。第二天一早卫华来说，有人想见见你，跟你说说“炮的事”。就是昨夜黑被抓住那一家。
栗存是我住进村后第一个主动找我的人。和以后所有人一样，一上来都是先诉说艾滋病苦难。栗存说——
我兄弟五个，妯娌五个，十人都卖血，我卖血早，没卖单采没感染艾滋病，另外四兄弟都感染了。二哥、三哥已死亡，五弟病重。父母年纪大了，半身不遂。现在弟兄五家，俩老人，全靠我一人了。二哥看病钱花干，留下儿子还小，女儿残疾。三嫂另走一家带走一个女儿，儿子16岁就跟着我外出打工。五弟已发病（卫华插话：就是你前几天见过的，说下面一直流水），弟媳艾滋病，还有子宫癌，两个孩子都小着哩，将来都得跟我。
这一回是俺弟兄仨，我、堂哥、五弟，三家合一起走炮，主要是帮五弟家卖炮，他两口这种情况，两个孩子无论将来是丢到谁跟前，想给他们留两个（留些钱给孩子）。夜黑在卞路口乡张庄窑场，一共6个人，正装车，一扭头见一辆小车开过来了！就赶紧跑，人躲起来。堂哥跑得慢了，就藏房后头，叫逮住了。我们几个跑得远，趴麦地、藏砖后，眼看着人叫抓走了。
现在都是这，派出所出来抓人，抓着送拘留所，户家给钱“捞人”，少了不中。连夜我找所长的熟人说情，当时先给1000元稳住。那边说要罚款1万元，再给派出所里每人买一双皮鞋。又通过熟人说说，最终同意罚5000元，请客送礼又1500元。“当时不先送1000元稳住，立马就送拘留了。”不是人叫抓住了，炮就不要了，没办法。弄干了！几家才凑这一车炮。扎本（本钱）11000元，能赚2000元，货运到对方付款，共值13000元。没法活了！九月间己经叫抓过一回了。那一车炮值价1万元，抓了3人，直接上家抓人，连人带车一起带走哩，那一回“捞人”花了5000多元。
——这么冒风险，为什么还要干？
没法，俩老的得养活得治病，几家小的得管。
上一回是在家院里被抓的，有内线。派出所抓几铺子了，信儿咋恁准？派出所出“举报信息费”2000元。村里人都知道有内奸。这一回不敢在村里了，跑张庄亲戚包的窑场，还是叫抓住了。这一车死路一条了！想着我们不都是有老有小，就拼上了，早晚是个死！……这，跑一夜，借6000元扒人。我那嫂子坐路当中哭得，多少人掉眼泪。孩子该成媒时候，找老婆不好找，大儿在湖南打工结婚，盖不起房不回来。东借西借扎本做点炮，这又叫抓了……。
栗存说，村里艾滋病户都在做炮。打工，没力气，出汗就发病。做炮，又不卡死（卡死，严格禁止），叫你干，就是走不了货。前几天派出所查住最大一铺，“十几家的炮合在一起走（运出），价值35000元”，派出所没收卖掉了。艾滋病人坐在派出所哭，路上人都同情。其中有一家两口艾滋病，一个傻儿子。这几天又没收五铺子了，值十几万。炮拉到于海峰炮厂去了。于海峰跟派出所长关系好，炮厂他们合伙开，没收的货拉炮厂卖钱，派出所抓人还收“买人钱”。俺村冤事多了，告状他抓你，罪名定得重重的，你上访还没走到，派出所就拦住了。
栗存说，真算起来，村里几乎每家都有艾滋病。就是有的家没有，他兄弟家也得有，家家不漏。像我们家说起来一大家人，但细数起来没有人（健康人）。现在五弟两口病重了，当时就是为交提留款三五十（元）应个急才卖血。艾滋病人借钱没人敢借，卖粮食扎本做炮，这一回扎的本赔光。
两位老人，栗存的父母，拄着拐杖，颤颤巍巍互相搀扶着也上楼来了，赶紧扶他们坐下，老父亲用手捂着泪脸，老母亲看着我：可咋弄哩？……
冬季的乡村很冷，我把带来的所有衣服穿上，又套上可顶嫂子的新棉袄，坐在二楼平台上整理资料。那天有太阳，外边比屋里暖和。
村民董学英来找我时两眼己哭得通红，坐下又是一阵痛哭。董学英的丈夫做炮被抓走了。她说，丈夫兄弟两人，大哥一家因为艾滋病死得只剩下大嫂一人，“他就弟兄俩，大哥一家清毁了：大哥死了，大哥家的俩儿也死了，都是因为卖血得了艾滋病。一下就去了多少口，儿子死了，媳妇、孙子、孙女都走了，嫂子受刺激神经了，疯了。这一房就剩俺这一家了，儿子成媒难，他抓走了，我可咋办？欠恁些账……。”
突然，她跪下来，拉起上衣要我看她肚子上的伤疤：“拉麦秸时从车上摔下来，肝脾出血，手术大出血……，也卖过血，查几回查不出艾滋病，可我身体也有病……”言语之间，似乎因查不出艾滋病感到“理亏”，只好展示其另外的伤痛。也许她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来表达她的苦难。
栗山岭，“刚从里头出来”，头还光着。他说：我这头是叫他们剃哩。有500多饼炮，一小昌河车，值1000多元。鉴定炸药10公斤，说是可以判刑3-7年。花了1万多元找人说情，判了3年。又托住人了，拘了40天“刑满释放”。
我几乎不敢相信他说的这些话。怎么会判这么重？判3年怎么40天就“刑满释放”了？
——有证明吗？这些有手续，有文件吗？问他。
有。
——你刑满释放书给我看看？
……没在我手里，在槐店集朋友家放哩。
——谁说情？花多少钱？再问。
山岭急了：“刑满释放”人家可没要钱，1万多元是给安防大队葛雷的。
说得我一头雾水：葛雷是什么人？“人家”是谁？
最终总算弄清事情脉络。山岭走炮被安管（安全管理）大队葛雷抓住了，罚款7000元、取保金2000元、请客1000多元，共花一万多元。“葛雷还嫌少，还要’抓典型’”，要按“非法制造爆炸物”论处，做500多饼炮需要10公斤炸药。10公斤炸药可以判刑3—7年。“手下留情”按最低限，判3年。一切合乎程序：检察院查实，以制作500饼鞭炮的10公斤炸药定罪，批捕科批捕，公诉人起诉，开庭审判，判决3年。
后来找周口市公安局俺哥哥的一个朋友，再找到局长说情，算是“刑满释放”出来了。
——为啥不一开始就找这个朋友？
答：想着事不大，就500饼炮，值不当找这么大人情，没想到会弄成这！在拘留所里40天，也是做炮，不分黑天白夜，完不成任务挨打。
——谁打？
狱警打，有时找牢头狱霸打。我在里头没挨打，没人敢挨我，怕我传染艾滋病。
那段时间就是这样人来人往，都是来说“炮的事”。村民气愤不平的是：这炮不叫生产也算毕，要取缔就取缔，或是没收了就销毁，销毁也能听个响。“都不是。是让他们贪了！”现在抓得狠、抓得多了，人抓怕了，不敢讲理了。
他们希望我能帮帮他们，他们把我看成“上头”来的。可我，能怎么帮他们？
在劫难逃
村主任栗卫华家的院子里也成了鞭炮作坊。几个妇女围坐一起插炮捻。卫华的母亲，这位18岁就入党的当年的妇联会主任，负责“发炮”，就是把“货”分发给插炮捻的人，插好了收回来给人家送回去。“帮忙，一盘落4厘钱。”
华妈年轻时当过村干部，比一般村民能讲出更多道理。她说，我也知道做炮危险，也知道做炮违法。可是不叫做炮能干啥哩？村里一家一家都是艾滋病，都难哩很。我知道政府不叫做炮，这两年艾滋病人发病以后，打工人家不要，出力也出不了，他们别啥也干不动，一累就发烧，歪歪动动一出汗就发病。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得生活啊！国家政策我也知道，到这一步也顾不了了，没门了，不做炮生活不了，他都认炸死不认饿死。都是难哩很，不帮把手看不过，忍不下心。从去年（2004）开始，村里有病毒的几家做炮，不然就只好去偷，去讹人家。东山、平安、华中、宝国这几家，都是最困难的。这两年才开始做。一家人要生活，没有办法，只能做炮。不让做就偷着做。
没有做炮的前两年，治安也乱，都去偷人家，偷鸡偷羊。去年就因为有人来偷羊，贼把俺卫华打得半死。过去做炮的少，人没啥事干，心里躁，打孩子。天天都到医院开药卖钱，到政府“糙事”。现在去家少了，一天开不了几块钱的药，还去弄啥哩？都在家做炮哩，赖好弄弄，都挣个三十二十。现在都想办法做炮，才稳定下来，也不到乡政府闹事了。
这是栗可领的主意，原来他就偷着做，栗山岭管销，栗勇使个运费钱。走安徽阜阳，也难得很，走不出去。山岭销炮，前几天想着交警下班了，走炮还是叫抓住了，关一个月罚1万元，没钱放不出来。山岭哥嫂艾滋病死了，撇下几个孤儿，还有老人父母。栗保国做炮烧伤了，还不敢说，他两口子艾滋病，他哥哥也是艾滋病，三个孩子上学，还有个86岁老娘，指靠谁？真是苦处难言，喊不出冤。
栗可信老党员，他今年也死了，生生是“心疼死”了。他三个儿子都是艾滋病死了，二儿媳带着孩子走了，三儿媳招夫养子。大儿媳养3个孩子，自己也带病毒，今年没法，请个技术员做炮，请姥娘这边人帮忙做，在路楼叫逮住了，罚款3500元。借2000元现金交了，又打1500元欠条，人才放回来。都是些生命有限的人，活干不了，还得请亲戚帮个忙，娘家村，姥娘家村，都帮忙做点，弄不好就叫抓了。花钱捞人，赚不着钱，连本搭里头！母亲护儿子，她说：“卫华是村干部，不叫我做。我做炮跟他没有关系。”（田野手记20051210）
2005年的冬天，卫华妈说这些话时，她无论如何想不到一场灾祸正在窥伺着她。
2006年春天，卫华家走炮发生爆炸。房屋炸毁，卫华的母亲、妻子、妹妹，还有一个前来帮忙的邻居，4人烧成重伤。卫华的妈妈险些丧命，浑身伤口很久没有愈合。卫华的妻子、妹妹也都被烧得面目全非。这是当时村里最大的一场爆炸事故。
2007年春天，刚刚能够下床走路的卫华妈来希望家园找我“说说话”。她用烧伤的手撩开裤腿，要我看她的烧伤：“跟天塌了样啊，俺仨一下子挺（躺倒）那几个月！你想想，啥味啊……。我说，孩子啊，叫我给你摆置干（钱花光了）了，沾亲带故的都借过来了。我几夜几夜睡不着。这祸，咋就躲不过哩？”（田野手记20070404）
村头的炮场里，老教师诸建昌也在做炮，摔炮饼子。见到我有点不好意思。他说：我得把孙子的学费挣出来！俩孙子争气，都考上重点高中，大孙子该上高三了，老二今年也考上。我得供他们上学。摔饼子。粗笨活，一饼子4分钱，一天摔三四百饼子，能挣十来块。
诸老师很自尊，这是在对自己这种“非法”行为作解释。
——你不是放羊吗？羊呢？
现在不放羊了，羊卖了，给俺孙子交学费。
——现在上学不说不要学费了吗？
高中，还要学费。大孙子诸继超，郸城三高的，眼下都上高三了。他妈不在了，艾滋病死了。小孙子诸狂标，不上学打工去了。
——孩子多大了？
户口上，1990年生，16岁，实际年龄15岁 。那一年计生土政策，1990年以后出生的罚款加倍，村里许多孩子1990年以后的，都报1990年出生。孙子走罷以后，学校录取通知书下来了，录取到重点高中了。我给他打几回电话，都说不愿意上了。录取通知书，奖状，我都给他放着哩。他说家庭有困难供不起他弟兄倆，让他哥哥上。
诸老师带我到他的家,拿出奖状到门口亮处展示给我看：“这是学校发的喜报。头一天走，第二天喜报送来了。7月12号走，13号送来的。”
诸老师又拿出录取通知书给我看：刘老师你看看，通知书跟奖状上说的又不一样了。又弄成普通高中了。上面写调剂录取。
仔细看，印着“奖状”很大两个字的那一张实际是一份喜报，但是内容表述有些不伦不类：奖给诸狂标，在2006年中招考试中以优异成绩考入重点高中，特此报喜，以示祝贺。落款沈丘县白集一中。但是录取通知书内容与喜报已经不同：“经县招委会批准你被调剂录取三高，普通高中，学费2860元。”
常常有高考中考录取生被冒名掉包的事情发生。
诸老师说，开始我也不赞成做炮，明知道不是好事，可现在还得干。就像当年卖血，当初我就不赞成卖血，不允许我的孩子们去卖血，就那到底还是没有看住，儿媳妇为了计划生育罚款，偷着去卖几回，感染了艾滋病早几年就不在了。唉，当年为计划生育罚款去卖血，现在为孩子上学做鞭炮。“在劫难逃！”诸老师说。
2006年世界艾滋病日，我受邀在北师大演讲。听了演讲的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的王巍先生找到我，一定要资助村里失学的孩子，在他的帮助下诸狂标重返课堂。但是，村里还有那么多在插炮捻的孩子，他们怎么才能摆脱这种命运呢？
村里非法生产烟花爆竹，爆炸事故不断发生，而且情况一次比一次严重。 在村里经常会碰到一些因为“做炮出事”被炸得面目全非的人。
照片 1.5.55 照片 1.5.56 照片 1.5.57 照片 1.5.58 照片 1.5.59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做炮最初是镇党委夏书记的主意。“急眼”了的艾滋病人到镇政府“闹事”，夏书记也“急眼”了，于是他给银庄人指了一条出路：“做炮”挣钱。栗老六说，当时夏书记说：“不要说是我的主意，我啥都没说过，出了这个门，我啥都不认！”可见夏书记也知道这不是好事情。
村里爆炸事故越来越频繁。村民向我讲述接连不断发生的爆炸事故，我请他们帮我记录下来——
春节前夕，高喜家炮药爆炸，一声巨响，高喜被冲击波撞击到墙上鼻孔出血，一个塑胶大盆被炸得粉碎，自家和邻家的窗户玻璃被震碎。这是他家第二次发生爆炸，第一次炸伤了他的妻子。
2007年4月1号，栗中营做炮，小孩玩打火机引燃炮捻，孩子被烧伤。
2007年4月2号，栗可交修理炮捻子机电打火燃爆，栗可交面部、手部烧伤。这已经是他家第三次出事。
当天晚上，马厂工夫妻二人生气，把自家的炮点燃响了好久，惊动四邻，好多人都跑去看情况，生怕出事。
2007年4月6号，华中做炮捻，捻子机电开关打火引爆炮药，三声巨响，场棚炸飞，邻居家玻璃被震碎。所幸华中人跑得快，没有伤到人。
当天晚上高庄炮厂爆炸，厂房、院墙炸塌，死一人伤多人。
已经记不清日期的爆炸事故就更多了：
平安家捻子机出事，平安受伤；
长春家捻子机出事，夫妻二人受伤；
栗留安家捻子机出事，留安妻重伤，治疗无效死亡；
栗洪臣家走炮车爆炸，洪臣的小儿子重伤；
栗可勤捻子机出事，可勤重伤；
栗可宇家鞭炮爆炸，可宇炸伤；
卫华家鞭炮爆炸，重伤四人，医治花钱十几万元；
中良家捻子机出事，晒药爆炸；
中良四弟家捻子机出事……。
被炸伤的人还有：庆峰、俊民、喜华、马伟、宝国、前强、可应、老五家的儿子……。栗可珍、莫学磊好些家做炮都爆炸过，幸亏没有伤着人，后怕，但是还在做。没有其他生路，明知危险却“收不了手”。
依法查处：矛盾的集合点
如果说前几年银庄村主要问题是卖血导致艾滋病引发出的种种社会矛盾，那么现在，烟花爆竹的非法生产和依法查处，又成了所有矛盾的集合点。
使村民们最担惊受怕的还不是发生鞭炮爆炸事故，而是被“兜住”查处。当地有关执法部门并不认真制止这种危险的非法行为，而是以查处为名敛财，抓人罚钱从不写任何字据，而且胃口越来越大。这种“查处”的结果不仅不能制止非法生产烟花爆竹，反而搞得更加人心惶惶，使这种原本危险的行当偷着藏着干，险上加险。
直接的政治后果是：民间百姓与官方政府关系更加对立，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有人说，我这命不值个啥，活着也是“受”，跟他拼了。有人说，再发病就上天安门，非死到天安门不行！还有人说，惹急了我腰里缠上炸药平了他，一分钱不花就平了他！“整个沈丘县如同坐在炸药包上，看吧，早晚得弄出大事！”这并非危言耸听，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在非法生产烟花炮竹，他们随时可以配制炸药。
实际上，我走进这个村庄时，卖血、艾滋病，已经作为退后的背景，“做炮”爆炸、被抓被罚，构成更惨烈的现实。
这是一群被困住了的人。先是卖血感染了艾滋病，之后又冒着被抓被罚被炸死的危险做鞭炮，可谓以死求生。在这里，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困境”。
如果当年的卖血他们是响应政府号召，并不知道后果，不知道会感染艾滋病，从理论上道义上他们被认为是无辜的，可以要求政府承担责任；而现在非法生产烟花爆竹，却是明知非法、后果严重，而且一切后果必须自己承担。但是他们选择了“宁可炸死，不愿饿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境况，才使人们做出这种不顾死活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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